金石有声——碑帖里的春节

朔风凛冽，砚池却不曾结冰。中国人笔下的春天，往往从腊月开始萌动——不是在枝头，而是在纸上。金石有声——碑帖里的春节

翻开一部书法史，那些流传千古的碑帖里，竟藏着无数个古人过年的消息。除夕的爆竹声，元日的贺正仪，立春的彩胜，元宵的灯火，都凝固在斑驳的石花与漫漶的墨迹之间，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年画”。

唐人摹本《兰亭序》里，王羲之在永和九年的暮春之初写下“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那是上巳节的修禊，虽非春节，却有着春节才有的那种万物更新的气象。冯承素的响搨，用细笔勾勒出每一个字的轮廓，如同用最精密的针脚，把那个春天的午后永远缝合在纸上。我们在千年之后展卷，依然能闻到蚕茧纸上传来的江南早春的气息。

而真正属于春节的墨迹，要数那些流传至今的贺正启事。索靖的《月仪帖》中，有专门用于正月的书仪：“正月具书，君白。大蔟布气，景风应物。顺辰动化，气协韶音。”虽是章草的典范，字字独立而气势贯通，却分明让人看见一个西晋的文士，在正月的阳光下研墨写信，向远方的朋友传递新春的问候。那“大蔟布气”四字，笔势开张，仿佛真的把春天从笔端释放出来。

唐人《十二月友人帖》中，有一封约在长安西市的某位无名书家写给友人的新年贺信：“献岁将临，新正启节。敬想同庆，庆慰同深。”二十多个字里，有四个“庆”字，写法各不相同，却同样饱含着对新春的喜悦。这喜悦不是帝王祭天的宏大叙事，也不是文人雅集的曲水流觞，而是寻常百姓在岁首时分的朴素情感。墨迹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暗淡，但那份新年问候的温度，却丝毫未减。

宋人刻帖中，保留了不少宋以前名贤的岁首书迹。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虽非春节所书，但那种激昂奋发的精神，恰与春节所蕴含的蓬勃生机相呼应。特别是那“耳”字的一竖，直贯到底，仿佛要把整个寒冬劈开，让春光倾泻而入。

米芾的《值雨帖》写于崇宁二年，大约在岁末年初。帖中言“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但怵以相知，难却尔”。虽是日常通信，但那沉着痛快的笔触，那左倾右倒的字势，分明是一个性情中人在年节将至时的率真流露。台北故宫所藏此帖，墨色如新，让人想见当日米颠研墨挥毫时的神情。

最动人的，往往是那些无名书手的作品。敦煌遗书中，有一件编号为P.4642的写本，是晚唐时期敦煌某寺院的学郎在岁末年初抄写的《劝善经》。经文的后面，随手题着几句打油诗：“今朝正月一，庆贺万事吉。延寿如南山，长年等今日。”字迹稚拙，错别字也不少，却让人看见一千多年前的一个春节清晨，某个小沙弥抄完经卷后，在卷尾写下的新年愿望。那墨迹里，有炉火的温暖，有粥饼的香气，有新年第一缕阳光照进洞窟的明亮。

碑刻里的春节，则要庄严许多。西安碑林的《孔子庙堂碑》，虞世南在武德九年奉敕撰文并书丹，记的是新年祭祀孔子的盛典。碑文开篇便言“臣闻元天列象，北极著于上曜”，把新正祭祀与天象联系起来。那字迹外柔内刚，含蓄蕴藉，仿佛把新年的庄重与希望都涵泳在笔锋之中。

山东掖县的《郑文公碑》刻于北魏永平四年，碑文中有“刊石铭德，以扬休烈。庶千载之后，莫不采其流风”之语。每逢岁首，当地士人便会聚集碑下，用拓包蘸着上好的徽墨，将碑文一遍遍拓印下来。那墨拓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仪典——纸覆在冰冷的石面上，扑子轻轻敲打，金石之声在冬日里格外清脆，仿佛要把石头里沉睡的春天唤醒。

从甲骨文的卜岁，到金文的“用祈眉寿”，再到简牍中的“贺正”，最后到纸墨上的“新正启节”——三千多年来，中国人用不同的书写工具，在不同的载体上，表达着同样一种情感：对新春的期盼，对生命的祝福。那些碑帖里的春节，有的隆重，有的简朴；有的精致，有的粗率；有的出自名家巨匠，有的来自无名写手。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另类的“春节史”——不是帝王将相的祭祀仪典，也不是文人墨客的风雅酬唱，而是寻常百姓在岁首时分最真实的心跳。

而今，当我们铺开红纸，提起饱蘸浓墨的笔，准备书写春联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我们正在参与的，是一个何等悠久的传统。从王羲之到米芾，从敦煌学郎到明清举子，无数人曾在这同样的时节，用同样的工具，做着我们今天要做的事——用最美好的文字，迎接最古老的春天。

窗外，爆竹声。案上的砚台里，墨汁正泛着青黑的幽光。笔锋落下，红纸上出现第一个字——“春”。这一笔下去，便接通了千年。（图文/王敏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