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李氏出陇西 | 关注姓氏文化资源的研究和保护—— 以李氏的陇西地望为例

关注姓氏文化资源的研究和保护

—— 以李氏的陇西地望为例

提 要：陇西李氏的地望，是西部大开发的 一项文化经济资源。它的显赫地位的确立，实以唐朝为关键。本文从李唐地望的系属，唐皇先祖的世系及李氏陇西地望的提升等方面，论述了唐朝皇族与陇西地望的关系以及研究和保护姓氏文化资源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姓氏文化; 资源保护； 陇西李氏地望

唐朝皇族李氏出于陇西，这在正史两《唐书》、《北史》、《唐会要》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基本、权威性史书中都有明确而一致的记载。但从上世纪 30 年代陈寅恪先生发表论文，接着出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下简称《述论稿》） ，提出李唐皇姓出自赵郡后，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讨论，以岑仲勉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对陈的意见多不认可。直到晚近，仍有不少文章对之表示质疑。在今天，坚持李唐先祖出于陇西或赵郡看似并不重要，然而在西部大开发中，陇西李氏的地望已经成为一项文化经济资源，吸引着海内外李氏后人及无数旅游者到陇西来寻根、参观和旅游，因此，去伪存真，正本清源，辨明事实真相，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唐史、西北史、李氏宗族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又是发掘陇西李氏文化资源，促进甘肃乃至西北旅游经济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科研任务。本文仅就李唐先祖与赵郡及与陇西的关系，唐室先祖的世系及李氏陇西地望的提升等问题略陈浅见，敬请批评指正。

陇西堂匾额特写图片

一、唐皇先祖非出于赵郡李氏

对于唐朝皇姓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大作《述论稿》等论著中提出了李唐出于赵郡说。其依据，一是李唐先祖李熙及其子李天赐的陵墓在赵州昭庆县（治今河北隆尧县东），此地“旧属钜鹿郡，与山东著姓赵郡李氏居住之旧常山郡壤地邻接。” 二是“河北省隆平县尚存唐光业寺碑，碑文为开元十三年宣义郎前行象城县尉杨晋所撰”，其中有皇祖“谥宣皇帝”，“宣庄皇后”。皇祖“谥光皇帝”， “光懿皇后”及“维王桑梓，本际城池”等文字。陈先生据此推断：“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三是《隋书》卷三三《经籍志 ·史部 ·谱序篇序》云：后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陈先生据此断定： “李唐之称西凉嫡裔”，“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 即在此时。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3 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封面图

来源：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平台（公共文化资源）

这些推论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第一点，首先要指出，郡（地) 望与生地、死后葬地是两回事。在魏晋隋唐时期，一个人的生地或死后葬地与其郡望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并不一致。出生和死后的葬地带有偶然性，本身没有政治涵义；而地望或郡望则是历史上长时期形成的对于一个氏族的社会评价和习惯性称呼，在魏晋隋唐时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因此，人们对于自己驰名地望的认同带有必然性、确定性和稳固性。不错，《唐会要》卷一《帝号上》记载，唐皇先祖李熙的建初陵及其子李天赐的启运陵都在赵州昭庆县。他二人被追尊为皇帝在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其墓称“陵”最早则在仪凤二年（677）3至5月。李熙父子是陇西李，他们死后为何又葬在河北呢？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史载李熙在后魏任“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后“终于位”。这就是说，李熙父子在武川的确有个家。他们之葬于赵州昭庆县的原委史载不明，但按理不出3种可能：一是六镇起义失败后，北魏曾将平城及六镇兵民20多万人移到河北定（今河北定县）、冀（今河北冀县）、瀛（今河北河间县）等地“就食”，其时李熙子李天赐已经卸任在家，因而随迁到河北，并将其父迁葬于昭庆。他死后，与父同葬一处；二是李天赐也死在武川，北魏后期，“北镇纷乱，所在蜂起，六镇荡然，无复蕃捍”，除人民起义外，还经常受到柔然的进攻，政治社会情况大不如昔；更糟的是北魏政府经常把判处死刑的罪犯“恕死”，“徙充北蕃（六镇）诸戍” ,充当边兵，镇户乃与同列，殊以为耻。因此，天赐子李虎将其父祖迁葬于赵郡他的封地内。 三是李氏子弟移官他处，因须搬家，乃将其祖坟一并迁出边境危乱的武川镇，安葬于内郡的昭庆县。早在陇西房和赵郡房分房以前，陇西房先祖就有葬于赵郡的，如赵郡李和陇西李的共同祖先李昙，字贵远，赵柏人侯，入秦为御史大夫，葬柏人西，就是一例。李熙父子生活在特别讲究门阀世胄的时代，然而仅凭他们的葬地，并不能确证其地望。就是说，即使李氏有人曾经在赵州昭庆县安家，死后也葬在那里，也不能说那里就是李唐先祖的郡望，因为地望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和许多代人的努力及事功，才能积累而成。绝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奏效。李熙父子在武川和昭庆留迹的历史加起来也不过两代人。而按《新唐书》卷七〇上、《北史 · 序传》等记载，早在汉晋十六国西凉时期，李唐先祖的陇西地望就已经形成了。从那以后，分房、迁徙者累代多有，仅见于《北史 ·序传》者就有好几个地方。但无论他们迁居何地，墓在何方，史书纪传上都追述他们是“陇西人也”。这是因为在以地望为政治生命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望是确定世族成员仕进、婚姻及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一个世族的地望，小至县姓，大到郡姓乃至四海大姓，一旦形成，就不会被轻易地抛弃或改变。改变地望，就等于丢失了一项政治资本。何况地望有官府註册，冒认不仅要受到忘祖之讥，也不会被社会所承认。这就是说，李熙父子埋葬于河北昭庆一事，影响不到唐朝皇族的陇西郡望。再如《新唐书 ·宗室世系》记载，西凉武昭王李暠子愔为“镇远将军房始祖也，其曾孙系，平凉房始祖也”。李暠曾孙李丞是姑臧房始祖，李茂是敦煌房始祖，李冲是仆射房始祖。李暠玄孙李成礼是绛郡房始祖。李暠六世孙李刚是武陵房始祖，等等，他们家居各地，死后就地安葬，但论地望则都说是陇西人。由此看来，一个人的陵墓自陵墓，郡望自郡望，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何况李熙父子的陵园并不与赵郡李氏的在一起，若他真的出于赵郡李，何必要重选兆域呢？

陈先生据李熙父子陵墓靠近赵郡李氏居柏仁一支的事实，及“南北朝庶姓冒称士族之惯例”，断言“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这一推论不仅无补于陈先生“颇疑李唐先世本为赵郡李氏柏仁一支之子孙”的观点，且有许多矛盾和疑点。因为，若说李唐先世“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他就根本不是赵郡李；若说他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那又与事实相去太远：从李熙的祖先及其后世子孙的情况来看，他的父亲李重耳是西凉武昭王之孙，西凉后主李歆之子，南朝宋汝南太守，归魏后为弘农太守等官。李熙本人如前所述是魏金门镇将。其子天赐“为幢主”即统领禁军的将军。天赐子李虎官至太尉，与李弼等佐周代魏有功，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封唐国公。往下一代，就是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昞，“袭封唐公，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卒，谥曰仁”。试问，历史上有这样的“破落户”吗？李熙家族以如此显赫的家世和政治地位而不与赵郡李氏同域兆，正说明它不出于赵郡李。如果能简单地以一个或数代人的生地或死后葬地来确定他（们）的地望，那么，自李渊以下，唐朝所有皇帝几乎都是出生于长安或关中，陵墓也都在畿辅，然则他们的《本纪》上何不说是长安或关中人氏呢？

关于第二点，隆平（今属河北隆尧）县光业寺碑的记载，即所谓“维王桑梓，本际城池”，这句话也证明不了李熙父子是出于赵郡李，因为赵郡李氏在平棘，属于汉常山郡，李熙父子墓在昭庆，属汉钜鹿郡，光业寺碑所说的“维王桑梓”，是指汉钜鹿郡广阿（唐昭庆）县的“城池”，而不是平棘或赵州（今河北赵县）的城池。在唐朝，皇族李氏的出身是一个严肃而又敏感的政治问题，别说是一个蕞尔县尉，就是顶级的朝廷大臣或学人，要在皇姓所出这样的问题上随便张嘴、与权威的说法唱反调，那将会以大逆不道而得罪，其后果可以想见。因而光业寺碑没有也不可能透露出李唐皇姓出于赵郡的信息。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原隆平（昭庆）一带的李氏，以李熙父子的陵园为牵绳，将他们自己与皇室拉得更近一点；赵郡李氏与陇西李氏本来就是连理同根，他们在李唐发皇以后，攀龙附骥，仰沾雨露，把自己的家乡说成唐皇的桑梓所在，又有何不可呢！连蛮夷赐姓、戎狄舅甥之国尚与皇室扯亲故，作为堂堂正正的宗室远亲，为何不能相互攀附呢？

光业寺碑 清末拓片图片

来源：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数字馆藏（藏品编号 GT05348）

关于第三点，周太祖入关后令汉族有功子弟“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的说法，我们认为它与史实、情理都不合。《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原文是这样的：

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陈先生说这段话从“后魏迁洛”至“并为河南洛阳人”为一节，“专指胡人而言。”从“其中国士人”至“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为一节，“实专指汉人而言。” 由此他认为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就是在这时这一政治背景下完成的。

首先，陈先生对上段引文的解释还可以商榷。我们认为，《隋书》这段话的原意，是将魏周之际以鲜卑为核心各族姓氏层位的变动分作两个历史阶段来概述；第一个阶段是“后魏迁洛”以后，第二个阶段是“周太祖入关”以后。在后一阶段， “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仍然主指鲜卑胡人，而非“专指汉人而言”，揆诸史实，改胡姓而注籍于京兆者于史有征，而周太祖入关后注籍于京兆的关东汉人则查无实据。前者如大统十五年（549）五月，西魏文帝诏云：“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 这是令魏孝文帝太和（477—499）时改为汉姓的入关胡人恢复胡姓，同时， “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又北周明帝二年（558）三月，诏云：“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这是令三十六国（族）九十九姓入关子弟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即将他们的洛阳籍改为京兆籍，并要求撰谱录，纪所承，改变观念，从思想上以关中为家，以死心塌地为鲜卑关中政权服务。假若以上引文中的“诸姓子孙”是“专指汉人而言”，则能有类此的史实证据吗？太和中改鲜卑姓为汉姓、注籍于洛阳者一一可指，历历可考，可周太祖入关后注籍于京兆的关东汉人或“诸姓子孙”，除陈先生“假说”的李唐先祖外，其他还有谁呢？这一实证的缺乏不正好反映了陈先生对该段史料的理解和结论有误，从而李唐先祖在周太祖入关后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的推断也不能成立吗？

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封面图片

来源：中华书局官网

退一步说，就算上文中的“诸姓子孙”是指胡汉各族或专指汉人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政治行为，当政治环境改变以后完全可以反正。西魏恭帝元年（554）曾赐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大野氏，到隋文帝相周时，便“复高祖（李渊）姓李氏”，就属此类情况。若李唐先祖真是出于赵郡，则李渊何不借恢复汉姓的机会，连他的郡望一并恢复为赵郡呢？这不正好说明他与赵郡李氏不相系属吗？

唐太宗对包括赵郡李氏的山东士人向无好感。 “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不议山东之族”。贞观五年（631），他为了压制山东士族，乃以其“好自矜夸”，“甚伤教义”为借口，令高士廉等“刊正姓氏”，重新确定氏族高下。高士廉“普责天下谱谍，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士族志》”，山东士族“崔干犹为第一等”。唐太宗看了，大不以为然，他特别提到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说他们“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 而偃仰自高”， “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试想，从魏武帝永熙三年（534）宇文泰入关到贞观五年（631） ，为时不到百年，若李唐果真出于赵郡，李世民当然会知道的，若然，则他累代高官，身为帝王，还能说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恶之”吗？ 出身于山东，而又指斥山东李氏，那岂不是数典忘祖！唐人司空图有一首诗云：“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说的是“安史之乱”后，吐蕃侵占河湟等地，被俘汉人隔断了与中原内地的联系，无知青年身为汉人，却站在城头上叫骂汉人，那确是一种糊涂和悲哀，难道号称“文武大圣”的唐太宗，也会与番地小儿一般见识吗？

二、李唐先祖世系分明，无可置疑

李唐皇族的世系，《北史》、《唐书》、《资治通鉴》等主要史书追溯得既远且详。其中最为简明的说法是《通鉴 ·唐纪一》胡注的一段话，其文云：李渊“本陇西成纪人，七世祖暠王西凉，是为凉武昭王。至曾孙熙家于武川；熙孙虎，从周文帝，始家长安。”短短30多字，将李渊的世系交代得十分清楚。这是对其他正史、编年、会要相关记述的高度概括。

陈寅恪先生怀疑这些史书记述唐皇世系的真实性，他在断言李唐先世是赵郡李氏之“破落户”或“假冒牌”的同时，又指出：“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 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在这一认识下，他将《新唐书》卷七〇上《宗室世系表》与《宋书》的几段话相类排，认为《新唐书 ·宗室世系表》中李重耳父子事实皆与《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等记载中“李初古拔父子事实适合”，因此， “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我们知道，唐代正史及《唐会要》等记载李重耳是唐献祖李熙的父亲；陈先生却认为“李重耳则疑本无其人，或是李初古拔之化身。”这使人怀疑：李重耳及其子李熙是汉人，他们与李唐皇室的关系昭然在册，而李初古拔及其子李买得则连陈先生也认为“类胡名”，只因二者有几点史实相类似，就说他们是同一对父子？陈先生在他的大作中明确表示“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并列表起自李熙下至李世民予以说明。现在又说李熙就是“类胡名”的李买得，李买得的父亲就是李初古拔，而李初古拔就是唐祖。前后两说不是互相矛盾的吗？若李重耳本无其人，或者他是李初古拔的“化身”，那为什么各种权威性史书都未说明？ 陈先生前说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后说李重耳是李初古拔的“化身”；赵郡李是汉人，李初古拔“类胡名”疑为胡人，然则李唐先祖到底是何地、何族、何名字之人呢？陈先生只有“假定”而无有力的证明，读者能不糊涂吗？且若李重耳疑无其人，其子李熙也有疑问，那么李唐先祖的这两代人到底是谁？李初古拔及其子李买得的先祖又为谁？他们怎样变成了李唐之祖？在陈先生的大作中，其来龙去脉很不清楚。还有，李唐皇族抛弃自己实际的地望，或冒牌赵郡郡望，或将自己的胡姓祖先“化身”为汉人，这与儒家的伦理孝道无碍吗？若是当时的史臣慑于皇威而不敢言，那么后世的政治家、史学家， 如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十六国春秋辑补》等等的作者也何以不敢纠谬，而任其流传，直到千载而后才由陈先生发其覆呢？

关于“李重耳为宋汝南太守一事，陈先生说“征诸史实，绝不可能。盖既言： ‘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其时必在元嘉二十七年。当时前后宋之汝南太守其姓名皆可考知。”“故依据时日先后，排比推计，实无李重耳可为宋汝南太守之余地。”

这个考证是相当疏略的，难免有误。《新唐书》卷七〇上《宗室世系表》原文说李重耳“国亡奔宋，为汝南太守。后魏克豫州，以地归之，拜恒（弘）农太守，复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后魏安南将军豫州刺史。”检《北史》卷一〇〇《序传》云：西凉“后主以明元皇帝泰常五年而亡”，那是公元 420 年。从此到李重耳拜恒（弘）农太守，复为宋将薛安都所陷的元嘉二十七年（公元 450年），中间经过了 30 年时间。陈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只考察了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拓跋焘率兵十万攻汝南时，汝南太守的任职者等情况，即所谓汝南、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弃城奔走。焘军掠抄淮西六郡，杀戮甚多。攻围悬瓠城（即汝南郡城，今河南汝南县），城内战士不满千人。此前，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遣左军行参军陈宪行郡事，宪婴城固守。（宋）太祖刘义隆嘉宪固守，实擢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等事。由此可知，陈先生考察过的只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前后任汝南太守的 2 个人，而对上述时段其他任汝南太守者均未考察，焉知李重耳在这 30 年间作过汝南太守是“绝不可能”的事？元嘉二十七年是李重耳任弘农太守，复为宋将薛安都所陷的年份，这时离西凉亡国、李重耳奔宋已有几十年了，几十年间，李重耳的政治经历至少有任宋汝南太守，以地归魏，拜弘农太守等。陈先生的考察时限太短，宜乎找不到李重耳为宋汝南太守之余地了。

李重耳“本无其人”或是李初古拔“化身”的说法既有误，那么，重耳子李熙是否即李买得呢？这里也有问题。正史上记载说重耳生熙，字孟良，后魏金门镇将。各书均未提到他有几个兄弟。陈先生据《宋书 ·柳元景传》记载宋将薛安都“生擒李初古拔父子二人”，又“攻金门坞，屠之。杀戍主李买得，古拔子也”几句话，推测“李初古拔当不止一子，殆买得死难，以弟或兄代领其职”， 等等，多属推论之词。史学是无征不信的科学，陈先生将两个名字不同、身世不同、族属不同、经历不同的人，仅以“李熙为金门镇将，李买得亦为金门镇戍主，地理专名如此巧同，”就极其勉强地将他们说成是同一人，并以此为据，又作出许多李初古拔父子的推论，以比况李重耳父子，这是不能取信于读者的。

唐朝皇族确认他们出于陇西李氏，并以西凉武昭王李玄盛为远祖。高祖李渊曾以有李玄盛这样一位先祖而自豪，武德三年（620），他对尚书左仆射裴寂说： “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他的得意神情，溢于言表。贞观九年（635）七月，太宗令议宗庙之制， “于是增修太庙，祔弘农府君及高祖并旧神主四为六室”。胡注： “弘农府君讳重耳”。若唐室与西凉李氏真的没有宗族关系，他们会将一个毫无关系或冒充的祖宗奉入太庙， 以为始祖，而世世祭奠吗？再说， 假若李唐“称西凉嫡裔”是在特定政治条件下被迫而为， 则李唐建国后，还有必要继续背这个包袱吗？事实上，他们对西凉李氏不仅世代确认，而且一往情深历久弥笃。玄宗天宝元年（742）七月，诏：“自今以后，凉武昭王孙（李）宝以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陇西李家龙宫主入口图片

有认为既然李唐出于陇西显姓，那山东士族为什么还要向其拒婚？拒婚，表明李唐不是赵郡李，也不是门地高贵的陇西李，而是得道的“假冒牌”。

关于山东士族拒婚的事，正史未见记载。《太平广记》卷一八四有云：唐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有女子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 ‘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亲情，何也？ ’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罗诃去。因遂罢其选。”这则故事反映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门第之见。唐文宗统治的短短十几年（827—840），朋党奔兢，“宦官恣横”，“人情危惧”，政治衰微到了极点。又“太子永之母王德妃无宠，……太子颇好游宴，昵近小人”，朝廷“议废之”。在这个朝政乱，太子闇，危机伏的政治火山口上，谈婚色变的是满朝“士庶”，文武百官，而不光是山东士族，他们害怕掉进政治漩涡而遭灭顶之灾，根本不是嫌什么地望。因此，绝不能拿它来否定唐朝皇族的陇西地望。

李唐先祖出于陇西李，唐皇确认，史载分明，是准确无误和不能轻易推翻的。陈先生的推测性论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攻之者多，和者盖寡，这正好证明了事实的生命力和正史的权威性。

三、李氏陇西地望的两次提升

陇西李氏的地望，是李氏迁居陇西后，历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逐渐提高的，其间标志性的提升有两次。

按照《北史 ·序传》的记载，李氏先世从春秋晚期的李耳算起。李耳的后裔，战国末有秦太子太傅李洪，字道弘，洪生兴族字育神，一名汪，为秦将。兴族生昙， 字贵远，为秦皇朝御史大夫。李昙生四子：崇、辨、昭、玑。李崇字伯祐，职任陇西郡守，南郑公，他就是李氏陇西房的始祖；李玑则“为赵郡房”的始祖。前述讨叛羌战殁于狄道的仲翔，乃是李崇的玄孙。仲翔战死后， “葬陇西狄道东川，因家焉。” 这是李氏占籍陇西有明确记载的开始。

清光绪六年四川尊经书局刻本《北史》图片

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然而，尽管早在春秋以后，李氏子孙散居诸国， “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而有名姓可考及任职受封于陇西者代有其人，但战国、秦汉社会以豪强地主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人们并不重视地望。加上汉将李广的孙子李陵打匈奴战败后投降，匈奴单于“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朝政府闻讯， “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李氏因此而“陵迟衰微矣。”这就是说，李广等人虽“力战为名”，但陇西李氏在汉代的地望并不高。

魏晋南北朝世族地主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九品中正制”、门第婚姻制等推行后，地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通志》卷二五《氏族序》云：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一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这段话是对地望、谱系学历史的系统总结。魏道武帝天兴二年至明元帝泰常五年（399— 420），陇西李氏的第一个皇帝李暠在河西建立西凉政权，传两代，前后共 21 年。西凉灭亡后， 李暠孙李宝归附于北魏。其曾孙李冲以卓越的政治才干，在魏孝文帝迁都、改革中“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因此，北魏太和中（477—499）“定四海望族，以（李）宝等为冠”，标志着陇西李氏已成为“当世盛门”和全国著姓了，这是它地望的一次大提升。李渊的祖父李虎，任北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他与宇文泰、李弼等同为柱国大将军，死后追封唐国公，谥曰襄。李虎子李昞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谥曰仁，陇西李氏的地望，在西魏北周时仍很显著。

入唐以后，唐太宗通过修《氏族志》，贬抑山东士族和其他高门大姓， “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是以皇族为首”，陇西李氏由此被列为诸姓之冠，这是其地望的又一次大提升。唐高宗时，许敬宗等以《氏族志》“不叙武后世，又李义府耻其家无名，乃重编《姓氏录》”，对李氏的独尊地位有所冲击。肃宗乾元元年（758），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十卷， “通为百氏，以陇西李氏为第一”，恢复了陇西李氏的特殊地位。终唐一世，各类氏族著作杂出，等第时有调整，但陇西李氏则始终是第一大姓。

敦煌唐写本《贞观姓氏录》（《氏族志》核心残卷，国图藏，BD08679）图片

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 IDP（国际敦煌项目）/ 书格

综上所论，我们得到这样几点认识：第一，古代氏族的地望，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人们习惯的看法，但魏晋南北朝以后，它往往含有政治的意义。陇西李氏从秦汉以来就占地立籍，北魏至唐，通过“定四海郡望”和编《氏族志》等政治性活动，李氏的陇西地望两度得到国家政权的扶植和确认，终于从郡姓而“四海大姓”，最后上升为天下第一姓。

第二，魏晋至隋唐时期，地望是一个家族的政治性标签。它与该家族某些成员的出生、活动地及死后葬地并非完全一致，尤其在某一著名地望形成后更是这样。一个政治含金量高的地望一旦形成，它的后人便不必生于斯、长于斯，落叶归根葬于斯，才能寄名于该地。事实上，十六国北朝以来，光大了陇西李氏门庭的多数伟人，如西凉灭国后的李暠后裔，其生地和事功都不在陇西，他们及后人系籍于陇西，或是出于一种恋根 情结，或是取用其先祖打造和遗留的“陇西李氏”这块金字匾。在特别重视门阀地望的魏晋南北朝 隋唐前朝，这一情况更加突出。因此，我们在看 到古代史籍上写某人者， “陇西人也”的时候，便不能马上理解为他是出生于陇西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人生于或死后葬于它地，就否认他的陇西地望。

第三，史学研究的“疑古”精神是可贵的，但它必须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师，他在基本史书的夹隙中求证李唐先世的地望尚如此之难，这就告诉我们，一味地崇古不行，过分地疑古也不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研史考史，才能使自己提出的论点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在重要课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

作者：李清凌（西北史研究所所长，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西北史研究所所长，陇西李氏文化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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