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运行20余年投资2500亿，如今收支回本了吗？

2026年，三峡大坝运行已满20余年，当年约2500亿的巨额投入，始终是大众热议的焦点。

有人觉得它耗资巨大、得不偿失，也有人坚信它的价值远超金钱。

如今，三峡大坝最新运行数据全面曝光，这份跨越20余年的“收支账本”终于清晰落地。

它不仅用实打实的数据回应了所有质疑，更揭开了国之重器背后，远超金钱的多重价值。

2500亿投入究竟有没有回本？它的回报，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底气？

1994年12月，宜昌三斗坪江滩上第一次放炮，三峡工程算是真正开工了。

那时候定下的动态总投资是2485亿，最后结账只花了2078亿，还比预算少了400多亿，在世界大型基建项目里都算很少见——多数是超支，这个是“打折”。

钱从哪儿来？不是天上掉的，也不是一两家机构砸出来的，而是全国人民一点点“凑”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全国电价里悄悄加了一项“三峡建设基金”，老百姓家里一开灯、一用电，就有几分钱被抽出来投进三峡工程，占了总投资的大约七成。

剩下的缺口，一部分靠葛洲坝电站发电挣钱，一部分靠三峡工程边建边发电“滚动”回笼资金，说白了是“自己养自己”。

从1994年开始，到2013年工程投资基本回本，一共前后折腾了快二十年。

这些钱绝不是只砌了一堵坝。

三峡蓄水以后，要把大批人从江边、库底安全迁走，总共涉及131万人搬家，安置补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加起来接近900亿元。

为了让三峡水电能送到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国家在坝区往外铺设超高压输电线路，跨越九省两市，在这上面又砸了150多亿，各类配套电网投资累加起来远不止这个数字。

工程技术方案中最典型的一次利益博弈发生在1984年前后。

最早的设想是水位150米，这样库区淹没少一些，但重庆方面强烈反对：水位太低，万吨级船队上不了重庆港，成渝一带内河航运发展会被卡死。

几轮反复权衡、论证之后，水位被抬到了175米。

结果，一下子既提高了库容和防洪能力，又让重庆真正变成长江上游的大港口。

可见这2485亿，本质上是拿真实的资金，把长江沿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基础，一次性重构了一遍。

它不是只服务一个电站，而是牵动了长江干流、支流、沿岸城市和港口的整体格局，属于全国性“底层设施”的一次大升级。

要说回报，最直观的就是发电收入。

截至2025年8月，三峡电站累计发电已经超过1.8万亿度。

假设平均按每度电0.25元来算，发电收入就超过4500亿，这已经远远盖过当初全部投资。

三峡电站设计装机容量是2250万千瓦，由32台70万千瓦和2台50万千瓦机组组成，原本设计的年发电量是880亿度。

但从投产以来几乎年年超额完成任务，2024年直接干到1046亿度，刷新世界水电站年度发电纪录。

2025年上半年就发了762.61亿度，同比还增长了6%左右。

2013年左右，投资已基本回收，此后发出的一度电，除去必要的运行维护成本，基本都是净收益。

除了电，三峡还悄悄给长江航运动了“大手术”。

在三峡蓄水前，川江河段又浅又窄，枯水季节经常出现船跑不动、甚至断航的情况，一年最多也就勉强运个一千万吨货。

大型船队上不了重庆，只能多次中转，时间长、运费贵。

蓄水后，库区形成了深水航道，长江上游的通航标准提高到一级航道，万吨级货轮可以直接抵达重庆港。

运输成本随之大幅下降：原来每吨货差不多要120元运费，现在只要40元左右，同样的路线价格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二。

到2025年，三峡枢纽船闸年通过货运量达到1.69亿吨，又创下历史新高。

二十多年累计下来，沿江企业光是物流成本就省下了千亿级别的开支，这些钱没体现在三峡公司账面，却真真实实进了长江经济带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口袋。

再看防洪方面的“隐形收益”。

1998年特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2500亿元，死亡和失踪人口上千人，当时三峡还没正式发挥作用，荆江河段大堤的防洪标准只有“十年一遇”，一旦来水偏大，沿线城市和村镇就得全民上堤、日夜巡堤。

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格局完全改写，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提高到了“百年一遇”。

截至目前，三峡已经累计拦洪近70次，总拦洪量超过2400亿立方米。

以2020年的洪水为例，最大入库流量每秒7.5万立方米，通过调度，把出库流量压到5.3万立方米，相当于硬生生在库区里存住了160亿立方米洪水。

这些水如果直接下泄，荆江大堤、洞庭湖区和武汉下游的城市群要面临多大的压力，几乎可以类比一场甚至多场1998年的灾情。

防住一次大洪水，就等于避免掉一大笔成百上千亿级别的损失，这种“省出来的钱”，没有写在任何发票上，却实实在在存在。

除去这些算得清的现金流，还有不少收益是难以完全用钱标价的。

首先是替代效应和环保账本。

三峡电站投运以来累计发电1.8万亿度，这些清洁电力相当于替代了大约5.5亿吨标准煤的发电需求，换算下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14亿吨。

要靠植树来抵消这部分碳排，大致需要几十亿棵树的规模，相当于给华中和华东又“种”出了一片看不见的森林。

沿江水环境治理也同步推进，长江重庆段多年保持在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三峡库区实施岸线整治近700公里，库区森林覆盖率超过50%。

早些年有人担心建大坝会带来严重生态灾难，从目前监测看，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生态崩溃”。

再往深里看，还有一笔技术和产业升级的账。

三峡工程一开始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但没有止步于买设备、买图纸，而是通过工程实践逐步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

以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为例，从最初依赖外方，到后面完全实现自主设计制造，中国企业在大型水电成套设备领域拿下了话语权。

围绕三峡工程，国内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拿下了上千项科技成果，仅专利就有九百多项，“蓄清排浑”等泥沙调控技术解决了世界水利界公认的难题。

后来中国在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河流以及境外的大型水电项目中，都在延用和升级这些技术。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水电站里，发电机组、金属结构件、施工方法都能看到三峡时期技术路线的延伸，中国从“买技术”变成“卖技术”“卖方案”。

最后不得不提那131万三峡移民。

搬迁对个人和家庭的打击是实实在在的，一辈子的房子、地盘都得重新来过。

但配套的移民资金投入、产业扶持、城镇建设，也客观上抬高了库区的整体发展水平。

统计显示，三峡库区相关地区在工程建设和运行带动下，GDP年均增速接近1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个多百分点，一批原本交通闭塞、产业单一的县城，逐渐形成旅游、特色农业、水电配套等多元产业。

比如重庆巫山的脆李，借着三峡库区生态和交通优势迅速打出名气，品牌价值超过百亿，带动十几万果农增收。

原先被认为是“牺牲者”的库区群众，正在逐步变成发展红利的享有者。

把这些线索串起来看，当年那2485亿绝不是简单的一次性支出，而是一笔典型的“复利投资”。

1992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时，2633票赞成、177票反对，争议持续至今，但从二十多年实际运行数据看，这座大坝已经交出了一份超额完成的“收益表”。

未来二三十年，它还会继续发电、拦洪、通航、输出技术，这些收益会一轮又一轮滚下去。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资源、环境、安全等多重约束下，我们能否再谋划出下一个具有类似综合影响力的“超级工程”，而不仅仅是再砌一堵同样规模的混凝土大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