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裴成国｜玄奘百金何所自？高昌国的丝路生意经

《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大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主编，202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第一辑，包括《妙相熙融：佛教美术与石窟艺术的历史背屏》《幽赞化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中国的占验与信仰》《银币东来：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与丝绸之路》《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流行》《从长安到高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信息传播与唐代地方社会》五种。据荣新江教授撰文介绍，这套丛书反映了当代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敦煌学研究为主，兼收吐鲁番、于阗、龟兹以及石窟寺，甚至丝绸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力求占据敦煌学研究高地，开拓新的视野与方法；强调学科交叉性，希望融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方法；注重吸收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海外敦煌学研究的对话，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2026年春节期间，《上海书评》推出“春风终度玉门关：敦煌学五人谈”专题，分别采访了本套丛书的五位作者，请他们就自己的研究做了介绍和阐释。

本篇采访《银币东来：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与丝绸之路》作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裴成国教授。为应接过往商旅客使和适应丝绸之路的货源需求，中古时期吐鲁番盆地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商品经济。其中外来的萨珊波斯银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商旅客使用的支付货币，在当地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易中也普遍流行。《银币东来》以公元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盆地流通的萨珊波斯银币为研究对象，分析高昌国和唐西州内部银钱的流通，找到了银钱流入吐鲁番绿洲的途径，为重新认识丝绸之路贸易与绿洲经济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分析案例。

《银币东来：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与丝绸之路》，裴成国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380页，138.00元

裴成国

荣新江教授在《银币东来：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与丝绸之路》的序言中讲道：“此前学界更多关注的是高昌在东西文化交往上的作用，而对于高昌所受丝绸之路的经贸影响强调不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还提及欧美和日本学者存在对吐鲁番文书没有真正理解的情况，所以低估了丝绸之路在东西方贸易方面的重要意义，这体现在哪些方面？您的研究在哪些问题上对之前的研究成果有突破？

裴成国：吐鲁番文书系墓葬出土的文书，绝大多数是废弃的官私文书被剪裁之后制作成纸鞋纸帽等而被埋入墓葬的，所以文书大多残缺不全，内容也不系统。以往学界研究关注比较多的文书是《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和唐西州时期的一些过所文书，因为这些文书直接反映了一些当时高昌国和唐西州的市场上发生交易的情况，尤其是交易商品的类型和商人的族属这些信息。就这些商品的类型而言大多是贵金属金银、香料、宝石、药材以及奴婢等，这些商品价值都很大，不是普通平民能够消费的。所以一些日本和美国学者得出一种认识，即丝绸之路贸易的性质是奢侈品贸易，无论贸易多发达，都与丝路沿线的绿洲都市，尤其和普通百姓关系不大，也就是说高昌这样的绿洲受丝绸之路经贸影响不大，这其实是研究不够深入导致的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实际上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两类量比较大的文书，一类是关于流通货币的，一类是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供应客使的传供帐文书，这些文书实际也与丝绸之路贸易相关，只是不像上面提到的文书那么直接和明显，所以以往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没有从货币流通和过往的商旅使者如何在绿洲被接待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我正是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揭示了高昌国和唐西州前期吐鲁番当地为什么会使用外来的萨珊波斯银币作为日常流通货币，本书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就是分析高昌国和唐西州内部银钱的流通，找到了银钱流入吐鲁番绿洲的途径，从货币使用和商旅接待的角度揭示了丝绸之路贸易与绿洲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文书中提及的高昌国使用的银钱，基本就是指萨珊波斯银币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整个高昌的经济基础都建立在与粟特商人的贸易之上？您在书中也讲道，“高昌国的经济形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依赖与外界的联系”。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裴成国：我想如果讲“整个高昌的经济基础都建立在与粟特商人的贸易之上”可能不太准确，会让人以为高昌国的官府和百姓都会与粟特商人交易他们售卖的商品，这肯定是不对的。我的观点是吐鲁番盆地在北凉时期和高昌国时期都有一些当地的产品成为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商品，如丝和葡萄酒，这些商品可能主要是通过粟特商人收购转运；另外从魏晋时期开始到唐代，丝绸之路商业贸易兴盛，粟特商人很活跃，他们在吐鲁番这样的丝路绿洲过境时都会消费，如饮食、住宿、娱乐及其他消费等，这些都成为推动吐鲁番绿洲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在书中说“高昌国的经济形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依赖与外界的联系”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现有的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些文书如《北凉计赀出献丝帐》《北凉计口出丝帐》《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得酒帐》等，还有数量很多的传供帐都与此有关，通过细致的文书学分析和研究，紧扣我聚焦的核心问题，最后得出了上述结论。

在中国发现最多的，是萨珊国王库思老二世时期的银币。

我们是否可以知道，高昌著籍的粟特商人大概有多大规模？加上平时往来的粟特商人，大概占常驻人口的百分比是多少？荣新江教授在《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这篇文章也提及《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文书中记录的三十多笔交易买卖双方都是粟特人，所以与粟特人大量的贸易往来应该是萨珊波斯银币在高昌国流通一百多年的最主要原因？如果说著籍的粟特人和往来的粟特商人用萨珊银币交易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高昌官府积极使用萨珊波斯银币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源于高昌国官府的开放心态？还是说他们的确非常需要同粟特人开展贸易？

裴成国：高昌国的户籍至今没有发现过（当时是不是存在户籍编造的制度也尚存疑），所以很难估计高昌著籍的粟特人口的规模及占常驻人口的百分比，相比较而言可能作为商人往来的粟特人数量更大。之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唐神龙三年（707）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文书反映当时的崇化乡居民大多是昭武九姓的胡人。此前也有学者估算高昌国时期的民族和人口构成，认为少数民族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其中粟特人当然是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文书中记录的三十多笔交易买卖双方基本都是粟特人，他们的交易使用萨珊波斯银币，但这些银币只是过境贸易中使用的货币，不会直接流入高昌社会，除非交易的商品是高昌本地所产（如《称价钱帐》的商品中出现了“丝”，或许为本地产品），粟特商人购买会支付银钱。实际上粟特商人在高昌当地消费，高昌因此建立起完备的客使商旅接待制度，这才是银钱流入高昌，并在高昌国流通一百多年的最主要原因。高昌官府在六世纪下半叶开始使用萨珊波斯银币作为通货之前曾长期使用实物货币（如毯和緤布），后来因为粟特商人大量到来以支付消费和缴纳商业税（如称价钱）为主要途径，粟特商人带来的银钱流入高昌官府和地方社会；高昌官府积极使用萨珊银币是因为萨珊银币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货币，在广大西域普遍流通，使用萨珊银币作为日常通货，就意味着实现了吐鲁番绿洲本地通货与丝绸之路贸易货币的统一，这会使吐鲁番盆地的经济更好地融入到丝绸之路贸易圈之中，商业贸易更加便利。之所以高昌官府积极使用萨珊波斯银币，我想更多是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的，因为最重要的过境商人群体——粟特人就使用萨珊银币。

您说绿洲小国的基本国情仍然制约经济形态和格局，是如何制约的？萨珊银币面值单一，是高昌国必须克服的缺陷，为什么官府没有铸造小额铜币以便流通？

裴成国：高昌国毕竟是仅有三四万人的绿洲小国，如果从经济的总体来看，其门类、发展水平、经济总量肯定无法与东西方的大国相比。表现在货币系统上，使用仅有一种面值且币值很高的萨珊银币固然有利于绿洲经济融入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但就小额交易及国内的日常消费来说，萨珊银币确实不太方便。高昌国没有建立起一种适应不同层次需求的完备的货币系统，只能因陋就简，因势利导地建立了一种外来的萨珊银币和粮食这种实物货币相配合的货币系统。高昌有没有能力铸造一种小额铜币与萨珊银币一起配合使用呢？高昌国晚期曾铸造过圆形方孔的“高昌吉利”铜钱，但重达十四克，目前考古发现的数量也不多，一般认为是一种纪念币，而非流通货币。虽然就技术而言高昌国应该是具备的，但铸造流通货币和铸造纪念币还是不同，成本要大得多，这应该是官府没有铸造小额铜币的主要原因。

萨珊银币在铸币原产地的使用是怎样的状况？对于理解吐鲁番文书有帮助吗？

裴成国：萨珊波斯在发行萨珊银币时，还先后发行过半德拉克麦钱以及铜币，帕提亚时代的铜币也可以流通使用，但银币流通最广，以致中亚粟特地区和印度地区都曾仿造。萨珊银币在萨珊波斯有其他币值单位，且与铜币一起配合使用，是更为完善的货币系统。吐鲁番文书中大量的经济文书提供了萨珊银币在中古时期吐鲁番使用的具体情形，参考萨珊银币在萨珊本土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两地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别，进而理解吐鲁番盆地银币使用的特殊之处。

阿斯塔那135号墓出土的粟特文买婢契约

阿斯塔那135号墓出土的粟特文买婢契约交易的货币，明确为波斯德拉克麦钱，即萨珊银币。您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是指萨珊银币。是否有这样一种相反的可能性，这里特别写明“波斯德拉克麦钱”是因为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还有其他所指，所以要在这里明确写出具体的银钱种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契约是粟特文写就的，加上卖方是粟特商人，波斯德拉克麦钱是他们常用的货币。

裴成国：解读这件粟特文买婢契约的日本学者吉田豊认为买方是张姓沙门，应该是高昌当地的汉人，他向卖方支付“高纯度的波斯德拉克麦钱”，这首先证明萨珊波斯银币就是高昌国市场上使用的流通货币，这一点首先应该肯定。汉文的吐鲁番文书中只称“银钱”，是否说明还存在另外一种银钱，或者说是否有可能是高昌国自己发行的银钱，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判断。第一，吐鲁番墓葬出土了数量不少的银钱实物，尽管有一些纯度较低，有一些有破损，但就类型而言都是萨珊波斯银币的形制；第二，《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中外来的胡商给高昌官府缴纳作为商业税的称价钱在文书中也称为“银钱”，没有特别说明，他们使用的银钱和粟特文买婢契约中的张姓沙门使用的应该是同一种银钱，都是萨珊波斯银币。之所以在粟特文买婢契约中特别说明应该是由于粟特商人进行长距离贸易，特别注重银钱的纯度和质量，所以特别说明。

七世纪前后，高昌每亩常田的平均产麦量可达一百二十五点八公斤，这相当于吐鲁番当地1957年每亩小麦平均产量（六十公斤）的两倍多。当时是如何做到亩产如此之高的？和外贸经济有什么关联吗？

裴成国：吐鲁番盆地因为气候温暖，无霜期长，高昌国的时候常田能够一年两季轮作，可以先种大麦，收获之后再种糜和粟，这是产量高的直接原因。当时的高昌国，包括农业在内的经济产业具有外向型的特征，粮食生产不仅供本地百姓食用，还作为商品供应大量的外来商旅和客使，这就使得粮食生产也具有了商品化生产的性质，百姓的增产可以稳定地增加收入，因此土地的利用率提高，生产力潜能得到充分释放。如果不是因为丝绸之路贸易带来的客流，农业生产产出的多余粮食无法作为商品售出，农业生产率就不可能如此之高。这种高亩产量产出的粮食倒不是作为胡商交易的商品被售出，但确实以供应胡商客使作为重要的目标。

您书中讲到，王国官府收购葡萄酒之后，大量用来贩卖取利，主要外销给周边政权如突厥，这是高昌国从丝路贸易中获利的重要方式。荣新江教授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一文中也讲到粟特人擅长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是否可以猜测，高昌国内的这类业务全部或多是由著籍的粟特人承担的？您说，像葡萄酒这样的买卖直接以银钱交易，因为其并非不动产，无须订立契约，所以很难留下记载。但当贴近史料分析时，也不难窥见其斑驳的印迹。目前看到的文书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高昌国经济的全貌？

裴成国：高昌国有著籍的粟特人，有人从事农业生产，当然也会从事葡萄酒的酿造；但高昌国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历史悠久，史前时期的洋海墓地就出土了葡萄藤，当时盆地还没有粟特人。高昌国时期葡萄的种植和酿酒应该有相当大的规模，从《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得酒帐》来看种植葡萄并酿酒的人里面胡汉百姓都有。当时的高昌征收租酒，标准是亩收三斛，可见葡萄种植和酿酒的普遍性。粟特人是否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呢？我们在一件契约中看到康保谦在原本已有葡萄园的情况下再次买入葡萄园，他拖欠租酒不纳而缴以银钱，并且其他赋税也多以银钱代纳；从以上迹象来看，他应当是很善于经营的，很可能将自己葡萄园产出的葡萄酒用于买卖牟利。说明著籍的粟特人在吐鲁番这样的绿洲即便从事农业，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结合当地的实际，充分利用外来的客流实现自己追求财富的目标。

吐鲁番文书因为多是废弃的官私文书制作成纸鞋纸帽等后偶然埋入墓葬的，所以很不系统，关于高昌国的经济情况我们还有很多不清楚，比如租酒的缴纳标准是亩纳三斛，那么种植粮食的土地纳田租的标准是每亩多少斛？我们尚不得而知。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文书仍然占很大比重，因为这涉及高昌国官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而文书帐簿又是这种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帐簿如出献丝帐、支出帐、得酒帐、传供帐等就是例证。我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高昌国将客使接待作为国家事业和经济战略，这些帐簿反映的内容也是证明。我们对高昌国的很多方面情况不了解，但官府如何组织力量接待客使商旅确实留下不少资料，这是高昌国官府所重视的，也是观察吐鲁番绿洲经济和丝绸之路贸易关系的最好的切入点。关于高昌经济的这个侧面我也依据文书资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揭示。

玄奘像

高昌国为什么对玄奘特别优待，给予玄奘非常多的帮助，包括慷慨赠与银币？这可以看作高昌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吗？

裴成国：高昌国对玄奘的特别优待，应该是高昌王麹文泰个人意志的体现。一方面麹文泰是虔诚的佛教徒，另一方面他又特别仰慕玄奘的佛学造诣。在竭力请求玄奘放弃西行求法留在高昌国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之后，麹文泰对玄奘西行的慷慨资助像是麹文泰本人的一种心理补偿。《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详细罗列的资助清单包括“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价值非常惊人，这是高昌国经济实力的极好体现。尤其贵金属黄金和数量极大的银钱从何而来？如果高昌的经济只是以农牧业为主体，我们无法解释这些财富的来源，而本书强调的吐鲁番绿洲经济与丝绸之路贸易之间的紧密关系正是答案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