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学党史 | 抗日军政大学的历史影响

抗日军政大学的历史影响

抗大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政治学府，是人民军队干部队伍的主要来源，在办学中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形成了良好的作风。

一 培养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大批军政骨干力量

抗大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干部学校。从1936年创立到1945年结束办学的9年间，抗大共培养学生及干部10多万人，是一所遍及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极其重要的军政学府，也是党在抗战时期培养军政干部的主要学校，这一时期超过半数的军政干部都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抗大的旗帜到处飘扬，抗大的校歌经久不息，抗大的学员征战四方。抗大的办学实践和教学成果，有力地推进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也是党在抗战时期干部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历史证明，绝大多数抗大学员在革命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德才兼备的干部。

抗大学员基本来自三方面：一是参加土地革命和白区地下党的老干部，经过抗大总校或分校的教育和提高，成长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中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决策者和指挥者的作用。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的就有元帅7人、大将10人、上将29人、中将105人、少将366人，约占同年授少将以上军衔人数的一半，而且是具有引领性和带动性的一半。二是抗战时期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的普通干部和白区地下党的干部，经过抗大总校或分校的培训，成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坚强骨干。仅根据第二、三、四期部分的统计，受训学员中有连级干部499人、营级干部170人、团级干部287人、师级干部70人、军级干部27人、军政治部部长42人、政治部科长科员243人、团总支书记和团俱乐部主任71人，班长和战士未统计在内。经过抗大半年左右的学习训练，这些学员普遍在军事政治上获得加强，且由于受到严格的党内生活的锻炼，党的意识也显著提高，增进了全军原各部队干部之间的团结和联系，提高了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随着办学的演进，以及各根据地遍设分校，相当多数的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干部在抗大总校和分校接受学习训练。东进华北之后，抗大总校坚决贯彻北方局的指示，自觉担当起“八路军新四军巩固与建设的骨干”的重任，明确提出要使学校的“全部工作在抗日军队的建设方面，无论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党的工作，思想意识的锻炼，以至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制式教练的统一等等，均应该起着推动与领导的作用”。从1937年8月到1945年8月，八路军从4.6万余人，发展到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人民军队120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中共军事力量的飞跃式发展，需要大批军政干部领导指挥，经过抗大教育训练的干部成为支撑人民军队和各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骨干力量。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经过抗大总校或分校的教育，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显著提高，从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学员不少具有高中或大学文化水平或专业技能，在抗大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长为用科学的政治和军事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并作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种子”撒遍全国，为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65年，叶剑英在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改革会议上指出，“抗大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是因为它培养出了大批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甚至在极端困难环境中，坚持党的方针，克服一切困难，不屈不挠奋斗到底的坚强的革命干部”，出色地完成了抗日战争所赋予的历史任务。江泽民在抗大建校6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抗大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它的伟大业绩将永远留存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二 树立干部教育体系中可资学习的模范

抗大作为“我党唯一无二之军事最高学府”，其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丰富的教学经验，不仅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教育提供了样板，而且对抗日根据地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示范作用。抗大指导各根据地干部教育事业的途径有三种：一是通过不断派遣干部和教员深入到各分校和抗日根据地推广自身的成功经验，使抗大的办学模式在各抗日根据地遍地开花。根据中央的指示，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创办14所抗大分校、5所陆军中学、1所附属中学。其中，有的由总校直接派人组建，有的在八路军、新四军部队随营学校或教导大队基础上改组而来。不论建立形式如何，各分校在教育方针、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与总校保持高度统一，都是根据抗大总校的办学经验，结合各部队的实际开展办学实践。二是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创办抗大式学校。如华北的太行中学、民族革命中学、太行抗战学院、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太行联合中学，华中的洪山公学、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江淮大学、邳睢铜灵四县联立中学、淮北中学，海南的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等，是抗大办学模式输出的一种形式，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抗大的分校。三是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曾与国民党内抗日人士合作，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统一战线式的学校。如冀中抗战学院、鲁西北游击司令部政治干部学校等。在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赞同下，上述学校大多实行抗大的办校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教学内容上也以抗大的教材为蓝本。抗大在办学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教学经验，“历来是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教导队和随营学校教学的依据，从教学原则到教材、教法乃至教学计划，基本上直接或间接地为教导队和随营学校所采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成为中共此后创办的重要院校的支柱和基本来源。如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抗大总校的主要部分到达吉林通化，组成东北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到达晋察冀边区，协助组成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一部分干部到达晋冀鲁豫边区，协助组成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抗大第四分校于抗战胜利后与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苏北公学合并为华中雪枫大学。抗大第三分校的俄文队后发展成为黑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上述学校继续担负起为人民军队培养干部的任务，抗大的办学模式在解放战争时期得以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抗大继续为党开展军事教育和干部教育提供历史的借鉴。1950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原华东、华北军政大学为基础，组建军事学院。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明确指示，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这一指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其他军事院校也得到了贯彻。1961年6月，中央决定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工作，改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管理工作，推动乡村的社会主义建设。1965年，叶剑英在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改革会议上指出，现在办军事院校，就是“要以抗大作榜样，办抗大式的学校”，要求全军院校一定要发扬抗大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向“抗大式的学校”这个目标前进。他将抗大的优良传统总结为10条：（1）正确的教育方针；（2）坚强的领导班子；（3）优良的校风；（4）正确的教学原则；（5）教学内容少而精；（6）学制短；（7）教学方法生动活泼；（8）优秀的教员；（9）十分重视政治教育；（10）自力更生，勤俭办校。上述传统中，又以领导班子要革命化、建设好教员队伍为核心。〔3〕在组织形态上，1985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国防大学，“作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和抗大的传人”，于“建校之初就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风，自觉担负起弘扬抗大精神的神圣使命，全军各院校也无不以继承抗大的优良传统为己任”。抗大的教育方针和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一种现代化的形式予以呈现，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延续与统一。

三 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校风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于1937年制定，1938年写入抗大颁发的《组织条令》，很快成为抗大的校风。1939年5月28日，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全体学生一致通过的《抗大誓约》中写道：我们坚决执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题为《抗大三周年纪念》的文章中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1960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归结为“三八作风”，并提出在全军普遍实行这一作风的倡议。5月8日，毛泽东就中央军委关于宣传“三八作风”问题作出批示：“以一九三九年的三句为好，‘奋斗’二字改‘朴素’为宜。”随后，毛泽东手书“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校训，同时也为抗大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规定了具体内容。抗大师生以此为座右铭，努力将其转化为一种经常的普遍的良好的校风，成为抗大革命性、进步性的鲜明标志。

同志间的团结友爱是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源泉。抗大的师生员工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共同信念，聚集到抗大的旗帜之下。师生员工政治上一律平等，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互学互教，工作上互相帮助，学校与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之间团结一致，充满着真挚的革命友爱。抗大师生员工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团结友爱的同志式关系，首先是由于校领导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发扬民主作风，生活上不搞特殊，危险时刻挺身而出，处处关心爱护下级和学员，想方设法为教员和学员创造便利的教学条件，因此受到教职学员的爱戴。其次是由于机关员工和教师的模范作用，把为师生服务、为教学服务当作自身的使命，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时时刻刻都把团结当作政治原则遵守。

紧张充实的战斗生活是培养学员的第二课堂。要把学员培养成抗日骨干，必须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入学第一天起，为了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推动全校的军事训练，师生员工均按照班、排、连的序列编成自卫军连，和正规军一样过着严格紧张的军事生活。每天早操后集体到延河边洗脸漱口，三顿饭前都要集体唱歌，上午在露天上课或听报告，午饭后有休息时间，下午在窑洞里座谈讨论或自习，晚饭后三三两两互相交谈学习心得或进行思想互助或文体活动，晚上在小麻油灯下召开以窑洞为单位的小组讨论会或生活会。每周末有文娱晚会或各种文体活动。如此一来，每天从起床到熄灯的一切行动都有时间限定，“不浪费每一分钟的时间”。对于出身青年学生的学员来说，适应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就意味着彻底改变过去自由随意的生活习惯，这无异于一次“脱胎换骨”。青年学员初到抗大，脱去西装、旗袍，换上不大合身的粗布军装，俨然一个英姿飒爽的革命军人了，感到很新鲜。但是这种军事化的紧张生活让很多人难以适应。“为培养紧张的战斗作风，学校坚持对新学员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用战斗实例讲清养成紧张战斗作风的意义。平时经常开展评比竞赛，每周大队会操，重大节日全校检阅。经过坚持不懈的严格训练，抗大学员自觉养成了雷厉风行的好作风。”平时，“饭前饭后，上课前，以及其他需要集合的时候，口哨一声响，全队学员在指定的地点迅速集合，起初是一刻钟，十分钟，后来便只有三分钟，队伍便划成两道或四道整齐的平行线”。在敌后办学时期，抗大学员在转移行动中，在一次次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中亲身体验到军事化生活的重要意义，很多学员练出了“铁脚板”“飞毛腿”，学员队伍行军能力显著提高，无数次从日军“合击圈”里安全突围，成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树立严格的纪律观念是造就合格干部的必然要求。1938年6月，抗大颁布的成文校规总则第一条规定：学员在校除学习理论外，应受严格纪律的锻炼，“我们要严肃，要严肃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生活纪律”。抗大不允许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作风存在。毛泽东出席第二期教学总结会时，针对个别师生员工对学校的严格管理有不满情绪，私下言论中有自由主义倾向，在总结发言时联系党内军内的类似现象，生动地列举出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深刻地剖析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及其危害，恳切地指出了克服办法。这一发言便是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雏形。从此，抗大经常组织师生员工学习毛泽东和抗大领导人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为纠正第四期学员中曾出现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抗大专门请毛泽东作题为《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并发动学员开展专题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辨明发扬民主与极端民主化的是非界限”。此后，不负责任的言论逐渐销声匿迹。代之而出现的是学员“每次听课、听报告后，在讨论会或专题辩论会上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政治空气非常活跃的新气象”。上下级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组织纪律性得到加强。抗大严格执行纪律。“我们管理与纪律的原则，是确立在政治自觉的基础之上……但对于少数不自觉的人，它又是强迫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带着绝对性质的意义。”不论什么人违反了纪律，都要受到批评乃至处分。抗大强调：每一个命令下达之前或者每一项制度建立之前，均须经过充分的考虑。但命令一经下达或规定一经作出，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军队中不能违背命令，军事性质的学校，也一样的不能违背命令，这是我们行政工作上的铁的原则。”

营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与艰苦朴素的物质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大的精神生活色彩斑斓。有学员说：“革命者的决心是不能用物质来衡量的，我们住窑洞、点油灯、吃小米、穿草鞋，都是为了抗战，为了革命。因而在艰苦的环境里，我们依然思想开朗，心情舒畅。大家谈革命、谈抗战、谈经验，那种物质享受和个人打算等低级庸俗的东西，在我们队伍里是没有市场的。这种高尚的革命情操反映在生活上，就是出自内心的欢欣喜悦，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生团体发起组织排演了很多剧目。1938年12月成立的抗大文艺工作团，把演剧推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文工团紧密配合党的斗争任务，创作并演出大量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话剧、平剧、活报剧、曲艺、歌舞等。

——摘自《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直属干部学校研究》

张忠山 著

2025年4月

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了适应全民族抗战和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体系，培养出20万左右的各类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本书对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直属干部学校办学情况进行追溯和梳理，旨在为当前我党干部教育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

张忠山山东德州人，中共党员。201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与实践研究”。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