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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名臣,第五伦。这个姓氏自带“稀有buff”(东汉罕见复姓,始祖为战国田氏后裔),人生更是一路逆袭:从乡野啬夫(基层小吏)做到位列三公的司空,怼过外戚、破过陋俗、整过腐败,清廉到身为二千石高官,却让妻子下厨、自己铡草喂马;更绝的是,当别人都在标榜“大公无私”时,他却主动坦白“我有私心”。
逆袭起点:乡野小吏的“硬核开局”
第五伦的出身,没有豪门加持,甚至有点“普通到不起眼”。他是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恰逢乱世,盗贼横行,乡邻们整日提心吊胆,要么四散逃亡,要么忍气吞声。
但第五伦偏不“躺平”。他主动站出来,组织乡亲们在村里险要处修筑堡垒,自己带头坚守,哪怕面对数倍于己的盗贼,也丝毫没有退缩。靠着这份胆识和担当,他渐渐在乡邻中站稳了脚跟,后来被推举为乡啬夫——一个负责均平徭役、调解邻里纠纷的基层小官。
别小看这个“芝麻官”,第五伦却做得风生水起。当时乡里的徭役分配混乱,豪强地主常常勾结官吏,把繁重的徭役都推给贫苦百姓,很多人家因此家破人亡。第五伦上任后,二话不说,亲自核查每户人家的贫富状况,按实力分配徭役,坚决杜绝“特权操作”;遇到邻里纠纷,他不偏袒、不徇私,耐心调解,把积压已久的怨情一一理顺。
《东观汉记》记载,他做乡啬夫时,“平徭役,理怨滞,得民之欢心”,乡亲们提起他,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后来,他被提拔为京兆尹阎兴的主簿,负责督铸钱掾、管理长安市场——这又是一个“烫手山芋”。当时长安铸钱的官吏大多耍奸取巧,弄虚作假、谋取私利,搞得市场秩序混乱,百姓深受其害。
第五伦到任后,没有和稀泥,而是拿出“硬核手段”:严惩不法官吏,统一衡器、纠正斗斛,凡是敢弄虚作假的,一律严惩不贷。没过多久,长安市场就变得井然有序,再也没有人敢克扣百姓、谋取私利。这份“实干劲”,也为他后来的逆袭埋下了伏笔。
建武二十九年,第五伦随同淮阳王前往洛阳,意外得到光武帝刘秀的召见。刘秀早就听说过他的才干,见面后便主动询问政事,第五伦对答如流,不卑不亢,句句切中要害。刘秀十分欣赏,当即任命他为扶夷县令,还没等他上任,又破格越级提拔他为会稽太守——从基层小吏一跃成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第五伦用实干,走出了一条最“不寻常”的逆袭路。
高光:破陋俗、整腐败
如果说基层任职是第五伦的“试金石”,那么担任会稽太守、蜀郡太守期间,就是他“大展拳脚”的舞台。他走到哪里,就把“清风”带到哪里,更敢动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
先说会稽郡。当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本是富庶之地,但老百姓的生活却十分穷苦。第五伦深入田间地头排查,终于找到了根源——当地盛行迷信占卜,家家户户都建有祭庙,常年杀牛祭神。要知道,在农耕时代,牛是老百姓种地的“命根子”,杀牛祭神,不仅浪费粮食,还导致耕牛日渐减少,农田荒芜,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更离谱的是,这一陋俗由来已久,之前的几任太守都深知其害,却因为害怕得罪豪强、触犯“民怨”,始终不敢禁止。但第五伦偏不信这个邪,他当即下令,给会稽各属县发布文书,晓谕百姓:严禁杀牛祭祀,凡是装神弄鬼、恐吓愚弄百姓,或是擅自杀牛祭祀的,一律缉拿问罪。
政令一出,果然遭到了豪强地主的反对,流言蜚语四起,甚至有人暗中煽动百姓反抗。但第五伦不为所动,一边坚决执行政令,打击违规者;一边亲自带领老百姓下田耕种,推广农耕技术。久而久之,百姓们看到耕牛增多了,粮食丰收了,生活变好了,也渐渐理解了他的苦心,杀牛祭神的陋俗彻底被禁绝,会稽郡也重新恢复了生机。
后来,第五伦调任蜀郡太守,面对的又是另一番乱象。当时的蜀郡,因为都江堰的滋养,农业发达、商贸繁荣,成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但官场却腐败不堪——富户们靠金钱开路,买官卖官,官员们衣着光鲜、奢靡享乐,而真正有才干的贫寒子弟,却没有出头之日。
第五伦上任后,第一时间“烧了三把火”:一是整顿吏治,亲自考察各州县官员,将那些靠贿赂上位、不学无术的官员一律遣送回家,重新选拔贫寒出身、有真才实学的人充实官场;二是严禁贿赂,明令禁止官员请客送礼、搜刮百姓,一旦发现,严惩不贷;三是倡导节俭,自己带头以身作则,打破官场奢靡之风。
在蜀郡期间,他还发掘了一个人才——佐吏玄贺。玄贺每天要走二十多里路上下班,随身背着书箱,得空就读书,而且孝顺年迈的母亲,每天早起为母亲做饭。第五伦看中他的品行和才干,极力举荐,后来玄贺官至大司农,成为一代名臣。第五伦的“公心举贤”,也成为后世流传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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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场面:敢怼外戚、不装圣人,坦言“我有私心”
第五伦最让人佩服的,从来不是他的政绩有多辉煌,而是他身处官场,却始终保持“清醒”——不迎合、不伪装、不卑不亢,哪怕面对皇帝和权贵,也敢说真话、讲实情。
永平十八年,第五伦被召入朝廷,担任司空,位列三公,成为朝廷重臣。当时,东汉的外戚势力日渐膨胀,皇后的家族恃宠而骄,横行霸道,干预朝政,很多官员敢怒不敢言,纷纷迎合讨好,生怕得罪外戚。
但第五伦偏不“低头”。他多次上书汉章帝,弹劾外戚的不法行为,直言不讳地指出外戚专权的危害,请求皇帝“抑损后族”,整顿朝纲。《后汉书》记载,他“奉公不挠,言议果决,无所依违”,哪怕自己的儿子劝他收敛锋芒,他也当场呵斥,丝毫没有动摇。
更绝的是,他还敢“怼皇帝”。汉章帝刚即位时,鲍昱、陈宠等人急于纠正汉明帝时期的“苛政”,言辞过于偏激,甚至把汉明帝比作“胡亥”(秦朝暴君)。第五伦见状,当即站出来反对,他认为,汉明帝虽然有严苛之处,但也有政绩,不该被全盘否定,更不该让汉章帝“否定先帝”,违背人子之道。这份勇气,在当时的官场,堪称“独一份”。
而第五伦最“反套路”的,莫过于他“不装圣人”的坦诚。当时,有官员质疑他:“大家都说你大公无私,你真的没有一点私心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是个“陷阱”——说没有私心,显得虚伪;说有私心,又会自毁清廉形象。
但第五伦却坦然回答:“以前有人送我一匹骏马,想让我举荐他当官,我没有接受。但后来每次朝廷选拔官员,我总会不自觉地想到他,虽然最终没有举荐他,可这份私心终究存在。还有,我哥哥的儿子生病,我一夜去看望他十次,回来后就能安然入睡;可我的儿子生病,我一次也没去看望,却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这番话,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是“自毁名声”,但恰恰是这份坦诚,让第五伦更加可敬。他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完美贤臣”,而是承认自己有私心、有软肋——他也是普通人,有七情六欲,有牵挂牵挂,但他能做到“公大于私”,哪怕有私心,也绝不因私废公。
南宋学者钱时曾评价他:“虽不受,犹受也;虽不用,犹用也。其原弗窒,其流滔滔,此殖已崇私之病根也。虽然,却其马而不受,绝其人而不用,而独以心不能忘为私,则第五伦亦贤矣。” 钱时认为,第五伦虽然有“私心”,但他能坚守底线,拒绝贿赂、不徇私情,这份“不装”,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贤德。
在我看来,正是这份“不完美”,才让第五伦成为最真实、最清醒的贤臣。
元和三年,第五伦因年老多病,请求辞官归乡,汉章帝再三挽留,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几年后,第五伦病逝,享年八十余岁,留下了《上书请抑损后族》《上疏褒称盛美以劝成风德》等著作,也留下了一段“不装贤臣、却成贤臣”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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