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破历史迷雾 俯瞰千年转场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张明

看点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不少有关五代十国史的重量级论著，有厚积薄发之势。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热播，对于想进一步了解五代十国历史的读者来说，杜文玉教授最新力作《五代十国史》可以视为速通的教科书。这部断代史系统梳理了当时各个政权历史的兴亡，带读者从官制、军制、律法、经济、文艺、宗教等方面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作全景式浏览。同时也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活力，全面回应了所谓五代十国是完全乱世的陈旧认知。

在长期以来的学界认知中，五代十国都处于历史叙述的边缘，或被视为强唐萧索末世的余绪，或被看作宋世辉煌文治的前缘。“承唐启宋”是五代十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定位，其并没有被作为历史主体性。而在社会大众的观念中，对五代十国的认识可能就是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武夫跋扈这样的简单定论，并且这种模糊的印象也会因为与其他乱世相混杂导致更加难以区分。不过近年来学界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关五代十国史的重量级论著，隐有薄发之势。而在这一趋势中，杜文玉教授贡献颇大。

杜文玉长期深耕隋唐五代史领域，是国内学界较早从事系统性五代十国史研究的学者。几十年的研究沉淀，使得杜文玉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兼具深度与广度，从军政大事到社会文化，从经济生活到风俗信仰，都有所建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杜文玉在五代十国史研究领域内最措意于号称难治的典章制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代十国史》正是杜文玉的最新力作，可以看作是其学术功底与历史视野的集中展现。

《五代十国史》在历史格局上并不限于传统的“五代十国”范畴，而是还原了这一时期多元政权并立的真实历史格局。从传统史学中继承过来的“五代十国”概念，因时代局限和史学正统观念的影响，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政权状况和政治分野。以盛唐为原点观察唐宋之际的政权演变，可以发现敦煌归义军政权、党项定难军、李茂贞秦岐政权、大理国以及辽国，不仅在盛唐的版图之内，而且也直接继承了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并演化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另外，十国中的大部分政权也是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具备雏形，它们将唐制度和文化发展出了不同的样貌。

如果不以正统史观来判断这一时期各政权的重要性，就能得到很多不同的历史认识，比如辽与北宋互称南北朝其实颇有历史依据，宋朝到底是继承了唐制还是五代之制等。《五代十国史》在前三章中正是采取了新的历史观，将以上五代和十国之外的政权也纳入研究范畴之内，这些长期被遮蔽的重要政权以及辽与五代十国的密切交往纳入完整叙事，正视了“五代十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这种严谨的史学处理，让五代十国不再是中原五朝与南方十国的简单拼凑，而是一幅北方、南方、边疆政权相互交织、彼此博弈的多元历史画卷，也让读者得以窥见当时中国疆域内各区域的发展脉络与互动关系。

颇值得称道的是此书前三章在论述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变乱时，并非是传统艰涩的行文，而是以流畅的文字讲述历史，将复杂的政权博弈、制度演变转化为易懂的历史叙述。同时，书中对历史现象的深度分析，如燕云十六州割让的多重历史解释，各政权接班人选择的宗法原则与现实博弈等，让读者在了解历史事实的同时，更能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说此书前三章做到了让历史爱好者能够轻松读懂，让专业研究者也能从中获取学术养分的较好平衡。

对这一时期典章制度的深入研究，是《五代十国史》最具学术价值的内容之一。以往的五代十国断代史中，或因典章史料匮乏，或因学界前期成果不足等原因，对典章制度的论述往往浅尝辄止。而杜文玉则大力收集整理和重新审视传世文献，并结合新出土文书和石刻文献的基础上，在书中第四至第六章中，从选官、职官、军制、教育、法律等多个方面，系统考证了这一时期典章制度。

在科举选官制度方面，既指出五代科举出现进士科报考人数减少、明经科成为主流的现象，反映出当时士人文化素质整体下滑的情况，也肯定了乱世中各政权对科举制度的坚持与延续的历史意义。在职官制度上，系统梳理了枢密院、殿阁制度等具有长时段影响的典型制度，提出了很多创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在分析此类重要制度和机构时，是将其还原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而不是机械地就制度论制度，从而能够指出五代后期枢密使权势凌驾宰相，郭威更是以枢密使身份登基称帝，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正是五代制度不完善与武人专政的体现等符合历史发展阶段的论断。在军制方面，书中不仅梳理了中原王朝的禁军制度、地方兵制，还系统探讨了吴、南唐、前后蜀等十国的兵制特色，通过对比各政权军制与唐制的差异，揭示了不同政权的统治特性与军事格局。这仍是截至当前对五代十国军制最全面系统的考述。

从这些细致严谨的典章制度考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五代十国并非是礼崩乐坏的制度废墟，而恰恰是对制度最为混乱的晚唐时期的逐渐拨乱反正。更可以证明杜文玉早有撰文所阐述的宋承五代之制的观点，即宋代的诸多典章制度并非直接承袭盛唐体制，而是在五代制度探索的基础上调整、完善而来。

《五代十国史》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活力，全面回应了所谓五代十国是完全乱世、毫无可称道之处的陈旧认知。在书中第七到第十章的论述中，从混乱程度上看，晚唐可能更符合大众对所谓乱世的认知，五代十国反而并非唐末军阀混战的简单延续，倒是呈现出从局部统一逐步走向大范围统一的稳定发展趋势，中原五朝与各割据政权在各自辖区内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相对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最显著的经济方面，农业商品化趋势显著，出现了专门的大规模商品农业种植区域；手工业新兴行业涌现，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对外贸易完成了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陶瓷之路的转型；货币经济也取得重大突破，贵金属白银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因而，杜文玉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史诸乱世中唯一经济没有出现反复的时期。

作为一部有深厚研究积淀作支撑的断代史著作，《五代十国史》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在学术层面，此书既是杜文玉教授多年潜心研究五代十国史的阶段性总结，也为该领域研究确立了新高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宋之际，五代十国并非只是简单的历史过渡时期，其自有重要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