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结婚24年不圆房，丈夫死后守寡38年，102岁道出真心话！

1999年春，在台南成功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里，一位102岁的老人躺在病榻上，望着窗外的光影。

她已经很老了。老到身边的朋友都已离去，老到那个和她纠缠了半生的男人已经死了38年，老到她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把一生的秘密说出口。

陪护的亲属凑近耳边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说：“我这一生！只想为自己而活。”

这句话从干涸的嘴唇里吐出来时，轻得像一片落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句话，她付出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孤独。

她叫苏雪林。这个名字在如今或许已被许多人遗忘。可在民国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她和冰心、丁玲齐名，是文坛最耀眼的女作家之一。

被阿英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

她活了102岁，写了80年，留下了65部著作、2000余万字的作品，却用62年的婚姻空壳守着一个从未爱过的男人。

这一切，要从1897年的浙江瑞安说起。

1897年3月26日，苏雪林在浙江瑞安县衙里呱呱坠地。祖父苏锦霞是当地的知县，很喜欢这个孙女，因她生在瑞安，便取乳名“瑞奴”。

那个年代，女孩子本就该有个“奴”字。

可苏雪林后来在文章里写道：“我长大后讨厌这个‘奴’字，自己改为‘瑞庐’。”她从小就不甘心做那个“奴”。

苏家是典型的官宦之家，所以规矩森严。

祖父是清末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可掌管家务的祖母却是旧式家庭的女主人，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

4岁那年，祖母按习俗给她缠足，白布条一圈一圈缠上去，把脚趾生生折断在脚掌下。她疼得整夜整夜哭可没有人理她。

图｜苏雪林青年时期

更让她痛苦的，是书房里的读书声。哥哥们每天可以去私塾，跟着先生念《三字经》《千字文》。

她只能趴在窗台上偷听，把听到的字记在心里，晚上等哥哥回来，再缠着他们教。

7岁那年，她终于获准跟着哥哥们去私塾“跟读”。可那不是什么恩赐，女孩子只是陪衬，先生不会为她多讲一个字。

一两年后哥哥们去了新式学堂，她就被打发回家学女红。

她不服。可她又能怎么办？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的不服，只能压在心底。

好在她认识了不少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来各种小说，《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她一本接一本地读。文学的种子，就这样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悄悄发芽。

14岁那年，从日本留洋回来的叔叔想考考侄儿们的学业。

叔叔先出题，几个哥哥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站在角落里的苏雪林却脱口而出，对答如流。

叔叔惊住了，这个从未正式进过学堂的侄女，竟然比读了好几年书的哥哥们还要聪慧。

在叔叔的劝说下，父亲终于松口，让她进了当地的一所基督教小学。可半年后举家迁居，她又失学了。

图｜苏雪林

1914年，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恢复招生的消息传来。已经17岁的苏雪林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她跪在祖母面前苦苦哀求。

祖母还是不允许。她就开始绝食，几天几夜滴水不进，最后挣扎着跑到河边要往下跳。

母亲心疼得直掉泪，终于说服了祖母。多年后苏雪林在自传里写道：

“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为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带我和堂妹至省投考，则我这一小命也许早结束于水中了。”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用命换来了选择的权利。

从女师毕业后，苏雪林考进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系。

那时候的北京，“五四”运动的余波还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正热，年轻人的心都被搅动了。

她在学校里听过胡适的课，听过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的课。

身边的同学也都不简单：他们有庐隐、石评梅、冯沅君都是一群想要挣脱旧时代束缚的新女性。

对苏雪林来说，那几年是她人生里最畅快的时光。她如饥似渴地读《新青年》，读《新潮》，觉得自己终于从那个压抑的旧家庭里逃出来了，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可她在家乡还有一根绳子拴着她。家里的信一封接一封地寄来，信里反反复复就一件事：

她从小就定了亲，未婚夫叫张宝龄，是江西南昌张家的二少爷，现在在上海念书。人家快毕业了，婚事也该办了。

这门亲事是她16岁那年祖母给订下的。男方家里在上海做五金生意，家境不错门当户对。

可苏雪林压根没见过那个男人。她只知道他姓张，叫张宝龄，是张家的二儿子，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她不想嫁。可她又能怎么办呢？

1921年，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瞒着家里人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轮。

图｜苏雪林青年时期

她那时候想得很简单：只要跑得够远，那根绳子就够不着她了。

可法国的日子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她先是学文学，后来又学画画。可水土不服，身体一直不好，三天两头生病。

更让她揪心的是，从国内传来的消息：父亲突然去世了，母亲也病倒在床。

她一个人漂在异国他乡又没钱，又没人照顾，心里又急又苦。偏偏这时候，张宝龄的信一封接一封地寄来。

隔着大半个地球，两个人只能靠写信联系。

苏雪林每次提笔，都有说不完的话。她写法国的天气，写今天又读了什么新诗，写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写那些藏在心里的理想。

一张信纸写满了，换一张再写，洋洋洒洒好几页，恨不得把整个法国的阳光都装进去寄给他。

可张宝龄的回信呢？总是那几句话：学业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多保重。

图｜苏雪林、张宝龄

他的字写得确实漂亮，文笔也流畅。可那些信拿在手里，薄薄的，凉凉的。

信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冷淡，好像对面那个人只是一个需要应付的陌生人。

一封两封还好，信收得多了，苏雪林渐渐明白这个男人和她不是一路人。

她心里有了退婚的念头。可这事儿不能直接跟家里说。她只能在信里小心翼翼地试探，跟母亲提了提自己的想法。

母亲的回信很快就到了，只有一句话：“你若退婚，我便死不瞑目。”母亲的态度压在她心上，再也不敢提了。

其实在法国那几年，苏雪林还有过另一段心事，她认识了一个同样留学的中国男生学艺术的。

那个人读过她写的文章，两人一见如故，聊文学，聊理想，聊将来。

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遇到了懂自己的人。两个人越走越近，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最后还是没成。有朋友反对，她自己也想了很多。思来想去理智占了上风，她把这段刚刚开始的感情掐断了。

那是她人生里第一次真正动心，也是第一次亲手把它放下。多年后回想起来，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明白：有些事，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

1925年，苏雪林回到中国。病榻上的母亲抓着她的手泪流满面：“我活不了多久了，唯一的心愿就是看你成家。”她看着母亲枯槁的脸，点了头。

婚礼是在岭下老家办的。张宝龄特地从上海赶来，在苏家完成了那场仪式。鞭炮放过宾客散尽，新房里只剩下两个人。

苏雪林和张宝龄面对面坐着，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说起来两个人确实是门当户对。

张宝龄念过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的是理工科。

他英文说得好，字也写得漂亮，后来在江南造船厂做事很受看重。

可两个好人凑在一起，未必就是好姻缘。新婚那天，张宝龄说过一句话。

苏雪林日后想起来心里还是凉的。他说：“我娶你，是父亲的意思，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这话说得明白：他对这场婚姻本就没抱什么指望。婚后3个月，苏雪林的母亲走了。

那是她在这世上唯一还能说说话的亲人。母亲一走她就像断了根，只能跟着丈夫去上海，住进张家。

公公张余三倒是待她不错。他虽然是做生意的，却喜欢读书人，很看重这个有才气的儿媳妇。可张宝龄呢？还是那副样子，不冷不热的。

苏雪林慢慢看出来了，张宝龄要的不是她这样的妻子。他想要的是一个能照顾他吃喝、会做饭、会管家、能生儿育女的普通女人。

可问题是她苏雪林，从来就不是那种人。

1926年，苏雪林去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张宝龄还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上班。节假日的时候他会坐火车到苏州来看她。

说起来那会儿张宝龄也努力过。他在苏州买了块地盖了房子，想给两个人安个家。

房子是按他的想法设计的，据说样子像条船：搞工科的人嘛讲究实用。可这样的房子一个满脑子诗情画意的女作家，哪里看得上眼？

不过真正让两个人走不到一块儿的，不是房子。

图｜琼瑶（左）与苏雪林（右）

有一天晚上两口子在园子里散步。月亮又大又圆，苏雪林挽着丈夫的胳膊，指着天上随口说了句：“你看，今晚的月亮真圆。”

她心里大概盼着他能接一句温柔的话，或者念两句应景的诗。

张宝龄抬头瞅了一眼，说：“再圆也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

苏雪林愣住了。这不是她要的回应。她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

还有一回，她在花园里看花，看着满园的鲜花，忍不住夸了几句。张宝龄在旁边接话：“这些花看着好看，其实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这话一出，她彻底死心了。后来张宝龄病了，肠胃不好，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苏雪林端茶倒水送药伺候，可他只要看见她靠近就发火。她心里琢磨他可能是故意这样，想逼她先提离婚，这样就不用给赡养费了。

两个人的钱也搅不到一块儿去。苏雪林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去贴补姐姐和嫂子，张宝龄看不惯这事为这个没少吵架。

图｜苏雪林（前排右一）

裂痕越来越大。可奇怪的是，谁也没提离婚。

为什么？

苏雪林这边，一来她是天主教徒，教义不许离婚，二来她把名声看得重，从小受的教育让她迈不出那一步。

张宝龄那边呢？他也从来没提过。他想要的是个贤妻良母，但不是非要换个人。他大概想着给她一辈子时间，说不定她慢慢就变成那样的人了。

于是两个不相爱的人，就这么凑合着过。表面上还是夫妻，实际上早就不像夫妻了。

1930年，苏雪林接到一份聘书：安徽大学请她去当文化史教授。她答应了。

从这一年开始，她和张宝龄正式过上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后来抗战爆发，苏雪林跟着武汉大学往后方撤，一路到了四川乐山。

张宝龄没走留在上海。那几年战火连天两个人隔着大半个中国，只剩下一张婚约还把他们拴着。

图｜琼瑶和苏雪林

1944年，张宝龄也到武汉大学来教书，夫妻俩总算又见面了。

分开好几年，苏雪林觉得丈夫好像变了一点，说话做事不像以前那么生硬，对她也比从前温和些。她心里还暗暗高兴了一阵。

可没过一年，张宝龄就辞了职，回上海去了，1949年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那时候苏雪林要去香港，然后转道去台湾。临走前她问张宝龄：“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张宝龄只回了三个字：“不愿意！”就这3个字把两个人彻底分开了。一个去了台湾，一个留在大陆，中间隔着一道海峡。

1961年秋天，苏雪林收到一封信，是六叔从香港转寄来的。

信上说，张宝龄当年2月在北京病逝了。他从小身体就弱，肠胃不好，折腾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死在这病上。

那场婚姻，从1925年结婚到1961年他去世，整整24年。他们没有孩子，也从来没有同过房。

这一年，苏雪林64岁。

张宝龄走了，苏雪林才想起他的好来。

她想起新婚时，他到岭下不过一个月竟学会了她的家乡话。和她说话时他便用她的方言。

五四运动后曾有一位男子以同乡为择偶的首要条件，说夫妻间说话不能用乡谈，有何情趣可言？

苏雪林当时读到这话心中触动。她与张宝龄的感情虽然格格不入，但他能为了她而学习她的家乡话，她也倍感幸福。

她想起母亲卧病在床时，张宝龄端茶递水，关怀备至，尽显孝心。

她想起张宝龄当年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在美国留学多年，英文极好，中文也颇通，还写得一笔好字。

他为人处世正派，做事负责，在江南造船厂工作多年，深受领导器重和同事拥戴。

他教书也很好，在东吴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时都很受学生欢迎。

图｜苏雪林

后来大陆与台湾可以通邮，张家的子侄经常与苏雪林通信。张宝龄的侄子在信中告诉她一件事：

张宝龄在北京病重时，有一位侄媳妇给他织了一件毛衣。毛线不够了，忽然看见他的箱子里有一条羊毛围巾，颜色与毛衣相同。

侄媳妇便想拆开围巾凑毛线。张宝龄见状连忙摇手阻止。他指着围巾对侄媳妇说：

“这是你们二婶，指苏雪林的东西，我要留作纪念。毛线不够了可以到街上去买。”

他说这话时流下了眼泪。最后他又倍感遗憾地说：“我过去对你们二婶实在是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

说过这几句话后没有几天他便去世了。

苏雪林读了侄子的信十分感伤。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也很后悔，叫他孤栖一世，不能去享受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实在觉得对不住他。”

这是她第一次承认那段婚姻里，受苦的不止她一个人。

图｜晚年苏雪林

可她改不了自己。她是一只蝴蝶，不能因为飞不进另一只蝴蝶的世界，就折断自己的翅膀。

这是她的残忍，也是她的诚实。

张宝龄去世后，有人以为苏雪林会改嫁。她才64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在台湾学术界备受尊敬。可她选择了守寡。又守了38年。

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1957年，她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

她出版了《鸠那罗的眼睛》《青鸟集》《屠龙集》等作品，潜心研究楚辞。她一生执教50年，笔耕80载，著作等身。

晚年的苏雪林无儿无女，茕茕孑立。可她从不承认自己寂寞。她有书，有笔，有写不完的文字。

1998年5月，102岁的苏雪林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惊讶的事：她要回大陆，回安徽太平的老家。

73年了。她离开时还是满头黑发的新嫁娘，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图｜苏雪林故居

岭下苏家村像过节一样。乡亲们用滑杆绑上轮椅，把她抬到“海宁学舍”旁的老桂树下。她看着那棵百年桂树，看着熟悉的黑瓦白墙眼眶湿了。

路过一座老宅时，她示意停下。那是她新婚时的居所。她望着那扇门望了很久。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她想起了什么，是73年前那个被迫嫁人的新娘子，还是那个从未爱过却纠缠一生的男人？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第二年春天，苏雪林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成功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里陪护的亲属问她，这辈子有没有遗憾。她沉默了很久，终于说出了那句藏在心底一个世纪的话：

“没必要，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天！”

这就是她保守了102年的秘密。她不是为丈夫守寡，是为自己的理想守节。

那场无爱的婚姻，只是她抵挡外界流言的挡箭牌。她用婚姻的名义，换来了不被逼婚、不被议论、可以安心写作的自由。

临终前，她还说过另一句话：“我这一生，只想为自己而活。”

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在台南辞世，享年103岁。按照她的遗愿，骨灰被送回安徽太平，埋在母亲墓的下方。

墓碑背面刻着八个字：“棘心不死，绿天永存”——《棘心》是她写母亲的长篇小说，《绿天》是她的散文集。

她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也终于为自己活完了一辈子。

苏雪林这一生，活得太长了。长到经历了两个世纪，长到见证了无数风云变幻，长到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可她真的孤独吗？也许不是。

她有书，有笔，有80年笔耕不辍的文字。当张爱玲在红尘里沉浮，当冰心在家庭里安稳，她选择了第三条路，不要爱情，不要婚姻，只要文学。

晚年的苏雪林在回忆录中反思这段婚姻时写道：

“我也很后悔，叫他孤栖一世，不能去享受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实在觉得对不住他。”

她也曾遗憾地写道：“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页空白。”

可空白的不只是婚姻，还有她对爱情的想象。

张宝龄是个好人，苏雪林也是。

可两个好人，未必能成就一段好婚姻。他们不是一路人，却要被迫走同一条路。他们彼此读不懂对方的世界，却要困在同一张网里。

图｜晚年苏雪林

想起《一句顶一万句》里的话：“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苏雪林和张宝龄，就是两个说不着的人。

他们没有狗血的小三，没有家暴的出格，有的只是彼此“读不懂”的孤独。

可在那个不允许女人独身的年代，她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自己的样子。她付出的代价是62年的孤独。换来的是一个完整的自己。

也许这就是苏雪林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启示：婚姻不是女人的归宿，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

当你找不到想爱的人，那就去爱你想做的事。哪怕孤独一生，也好过将就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