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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9日上午10点，奥地利山地救援队的队员们在格罗斯格洛克纳峰（Großglockner）找到了克尔斯滕·格特纳（Kerstin Gurtner）。
她早已死去多时，死因是失温。
前一天，她和男友托马斯·普兰伯格（Thomas Plamberger）一起出发，目标是登顶格罗斯格洛克纳，这是奥地利最高峰，海拔3798米。
托马斯安全下了山，独自一人，他把克尔斯滕留在了山上，永远留在了那里。
这件事发生后，奥地利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一个攀登格洛克纳峰超过14次的老手，把没有冬季高山经验的女友带上了全年最凶险的路线，在她虚脱、失温、无法动弹的时候，一个人下山了。
警方搜救直升机当晚飞来盘旋了六圈，他一个信号都没发。
凌晨两点，他把她扔在距山顶约五十米的地方，转身离开。
直到凌晨三点半，才打出第一通真正意义上的求救电话。
几个月前，我们刚刚写过了这个故事，这里就不多赘述。（）
今年2月，法庭开庭，很多此前从未公开过的细节浮出水面，这件事变得更让人看不懂了。
在此之前，我们得先介绍一下登山难度评级的概念。
国际登山联合会将登山、攀岩难度分成12级，不过7~12级几乎可以理解为“非人类难度”，大多数路线都处于1~6级范围内。
这次事故当中，托马斯和克尔斯滕走的是格洛克纳峰的斯图德尔脊（Stüdlgrat）路线。
（庭审上的托马斯，奥地利媒体给他打了码）
在夏天，斯图德尔脊路线大部分属于3级，只有小部分难点路段可以达到4级，总体来说算中等难度；而到了冬天，冰雪覆盖、暴风肆虐，难度会直接飙上去，就不能用单纯的3~4级去理解了。
托马斯36岁，格洛克纳峰他登顶过数次，走的正是斯图德尔脊路线，重点在于其中三次是在冬季——他是有冬季经验的。
克尔斯滕不然。之前的报道中，许多媒体将克尔斯滕描述为一个纯新手，但根据目前的更新，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克尔斯滕并非纯小白，她攀登过瓦茨曼东壁（5级）、达赫斯坦南壁（5+级），有一定的资历。
但是，克尔斯滕从来没在冬季走过这个难度级别的高山路线。这是第一次。
这对情侣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登山经验上，而在冬季经验上。
（冬季的斯图德尔脊）
2025年1月18日，那天的天气预报说得清清楚楚：74公里每小时的风速，气温零下8度，加上风寒效应体感接近零下20度。
他们比计划晚了整整两个小时，早上6点45分才从山脚出发，导致到太阳落山后还要继续攀登。
当天沿途遇到的其他登山队，在同样的节点一个个选择了撤退，托马斯和克尔斯滕没有。
下午5点22分，克尔斯滕曾拿起手机拨打求救电话，却记错了号码。山地救援是140，她拨的149，没有接通。
随后她给母亲发了条短信说“我们的行程结束了”——大概是怕母亲担心，顺手撒了个谎。
晚上8点多，她在岩壁上滑落了一下，被绳子拉住，但髋部和手受伤了。
从这个时候起，两人基本上已经被困在山上。
先前的文章里我们也提过，其实格洛克纳峰外是有摄像头一直对着的，在夜色当中，两人的头灯非常显眼。其他登山者看到了山顶有两个人迟迟没有下来，这在冬天并不常见，所以通知了警方。
（夜晚的灯光非常显眼）
晚上10点半，警方搜救直升机赶来，在他们附近盘旋了整整六圈，探照灯打开，照亮了周围。
飞行员实际已经看到了山上有动静，但托马斯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飞行员以为人没事，就飞走了。
这里得解释一下，这并不是飞行员“渎职”，因为在阿尔卑斯山区，许多硬核登山者会刻意选择在夜间或凌晨攀登，或在岩壁上露宿。
直升机在夜间、在那种风速下，根本无法在陡峭的山脊上降落，也没办法靠近到直接喊话确认。
看到动静但没有求救信号，说明他们确定不需要救援，飞走是符合操作规程的。
但对警方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危机解除，他们需要和山上的二人取得联系，确认他们真的打算夜攀，所以在这之后，警方还一直在给托马斯打电话。
问题是他始终不接。
直到凌晨12点35分，托马斯才终于接起电话，此时距离直升机飞走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
（托马斯和他的律师）
但即便到这时，托马斯依旧在电话里表示一切正常，他们不需要直升机。
此后他的手机就再没人接听，发去的信息也全部石沉大海。
后来，负责接线的警察在法庭上明确作证：“那通电话，绝对不是求救。”
凌晨两点，托马斯把克尔斯滕留在距山顶约50米的地方，独自翻过顶峰，往另一侧下山了。
他没有给她撑开紧急露营袋——那个袋子一直在她背包里，他走的时候连那个几公斤重的背包也没帮她摘下来。什么都没有做，就走了。
托马斯后来说，临走前克尔斯滕主动对他喊了一声“走吧，快走”，他这才下定决定将她抛弃，他说这句话救了他的命。
但是，克尔斯滕真的说了这句话吗？没人能知道。
总之到了凌晨三点半，托马斯走到了山下，才打出了第一通真正的求救电话。
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2026年2月19日，庭审在因斯布鲁克开庭，来了超过50名记者，把法庭围得水泄不通。
（法庭外的大批记者）
这场庭审持续了整整13.5个小时。最让所有人没想到的，不是检察官摆出的那些证据，而是一个突然出现在证人席上的名字：Andrea B.
这人是托马斯的前女友。
她告诉法庭，2023年夏天，托马斯曾带着她攀登格罗斯格洛克纳。
下山途中，两人起了争执，因为她太慢了，想走不同的路线。然后，托马斯一声没吭，突然就转身走掉了。
Andrea说因为耗时太长、自己拖慢了进度，她当时“心情很糟糕”；
而托马斯面对她的抱怨和缓慢的速度，显然彻底失去了耐心：“我们当时在夜间下撤。我想走另一条路。我当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他就这么不见了，深更半夜，山里，我的头灯没电了，漆黑一片。我又哭又喊，没有人回应。他就这样把我一个人留下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是夏天，比冬天暖和得多，Andrea最终还是活了下来，自己下了山。
（出自奥地利媒体报道，原文是德语，此处机翻）
但这件事她从来没有对外说过，一沉默就是两年，直到检察官把她传上证人席。
对检察官而言，Andrea的证词让整个案子的性质一下变了，从“意外”，变成了一种“可复制的作业”——谁知道他是不是从这次登山得到了杀人的灵感？
登山杂志《Climbing》更是把Andrea的证词，称为“压垮被告的最后一根稻草”。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因为克尔斯滕的母亲格特劳德（Gertraud Gurtner）出庭了。最让人没想到的是，她不是来控诉托马斯的，是来替他说话的。
她说，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是“政治迫害”。克尔斯滕是个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她的意思是，媒体把克尔斯滕描绘成了一个“被人拖上山的可怜小傻瓜”，她不希望女儿给世界留下的最后印象是这样。最后她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我们的女儿为自己承担了责任，我们不能责怪她的男友。”
为使判罚尽可能公平，奥地利专门派了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来担任法官，他是一名山地救援志愿者，有相当丰富的登山经验。
（托马斯、法官霍费尔）
这个细节被很多报道单独提了出来，在宣读判决之前，他对托马斯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不认为你是一个杀手，也不认为你是一个冷血的人。但如果你当时的选择有所不同，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你的伴侣是可以活下来的。”
简单来说，这次判罚有点出乎预料。
霍费尔对托马斯颇为宽容，他驳回了检察官的部分指控，比如出发太晚，并且认为凌晨那通电话“在主观上属于求救”。
他也承认了克尔斯滕母亲的说法，认为她本人存在“共同疏失”，她是成年人，她自己选择了继续向上爬，怨不得别人。
最终，他判决过失杀人罪成立，5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附加9600欧元罚款。仅此而已。
不过目前双方仍保留上诉权利，这个判罚倒也未必是最终结局。
（克尔斯滕）
遗憾的是，由于克尔斯滕的死，真相已经无从得知......
这真的是一场“过失杀人”吗？还是完美犯罪？
ref:
https://www.krone.at/4049197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austria-climber-thomas-p-convicted-manslaughter-b2924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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