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封杀漫画？巴黎平民反击，五年梨子战争，终把国王钉上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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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长期以来都是反抗意图审查语言的政治政权的有力手段。19世纪30年代，以查尔斯·菲利蓬为首的一群法国漫画家，将一只无辜的“梨”变成了武器，用以抨击路易-菲利普国王腐败和压制性的政策。帕特里夏·麦纳尔迪深入考证了这个19世纪早期“迷因”的历史渊源。

“在这只该死的、暴虐的梨子周围，聚集了一群咆哮的爱国者暴徒。他们对正义的顽固诉求中蕴含着如此的狂怒和难以置信的团结，以至于当我们今天翻阅旧时的幽默刊物时，会感到极其震惊：这种无情的战争竟然能够持续数年之久。”——夏尔·波德莱尔，《论几位法国漫画家》，1857年。

在言论自由被禁止的地方，象征和暗喻便会泛滥。历史学家彼得·盖伊曾感叹，在我们这个实证主义时代，这种隐喻语言已经衰落，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得到单一的维度，即字面和显而易见的层面。盖伊将这种丧失的源头追溯到启蒙运动，始于科学作为一种范式的兴起和宗教的逐渐衰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过去人们几乎普遍理解称某人为“好撒玛利亚人”的含义，这个词同时唤起了当下和圣经的过去，使我们能够同时在两个平行的层面上思考。讽刺画混合了文字与图像、字面意义与暗示意义，在这方面比单纯的语言更具表现力，但也正因如此，它受到专制政权的高度管制和频繁起诉。

在这样一个专制政权下，19世纪的法国漫画家创造了现代历史上最有力的政治隐喻之一：将路易-菲利普国王描绘成一只梨。那个时代——请原谅我的双关语——这种信息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18世纪末革命时期从英国传入法国的讽刺画，非常适合用来规避1815年波旁复辟时期制定的严苛审查法律。

审查制度通常有几种不同程度的强化形式。在法国，对图像的审查总是比对文字的审查更为严厉，因为人们认为图像对识字有限的下层阶级具有更直接的吸引力。审查通常以两种方式之一实施：通常情况下是出版后审查，意味着如果文本或图像被判定为具有冒犯性，它将被查封，作者、艺术家和出版商将受到审判、罚款和监禁。然而，在极度不稳定的时期，政府会采取更严厉的“事前审查”措施。这意味着任何东西，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除非先提交给政府审查员并获得批准，否则不得出版甚至不得公开展示。不仅艺术家、作者和出版商要承担责任，甚至印刷商也有连带责任，可能会失去营业执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出版物（例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虚假地将其原产地标为法国境外——通常是法律更为自由的瑞士。

在复辟时期，艺术家们创造了一套符号元语言来逃避审查：审查制度本身被拟人化为一把总是处于攻击状态的大剪刀，神职人员被描绘成忙于熄灭启蒙之光的熄烛器，而政权的政治人物则被画成只会倒着走的淡水鳌虾。然而，在1830年七月革命的“光荣的三天”之后，专制的正统君主制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所谓的“真宪章”治理的新君主立宪制。新国王路易-菲利普（1830年至1848年在位）自封为“公民国王”，并承诺在众多改革中恢复新闻自由。 他的承诺是短暂的；仅仅几个月内，他就颁布了“惩罚新闻界攻击国王及其立法机构权利和权威的法律”。违者将被处以三个月至五年的监禁，并处以300至6000法郎的罚款。虽然这种严厉的惩罚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阻止政治反对派，但它确实激发了更多机智的规避手段。

许多19世纪关于审查制度的著名战役已广为人知：对波德莱尔《恶之花》、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以及马奈石版画《马克西米利安的处决》的谴责。然而，与这些案件不同的是，“梨之战”持续了数年，因为政府虽然从未停止尝试，却无力镇压它。

这场战役的始作俑者查尔斯·菲利蓬（1800-1861），虽然不像波德莱尔或马奈那样出名，但在19世纪的法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英国小说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称他为“一个平庸的艺术家……一个尚可的设计师，和一个令人钦佩的机智者”。作为一名才华平平的漫画家，菲利蓬很快放弃了绘画，转而从事出版业，创办了几份期刊，刊登了该世纪法国顶尖艺术家——包括奥诺雷·杜米埃、加瓦尔尼、J.J.格兰维尔和查尔斯-约瑟夫·特拉维耶等——创作的最令人难忘的漫画。菲利蓬认识到自己艺术天赋的局限性，于是通过向艺术家建议主题和题材来弥补，甚至为他们撰写说明文字，经常包含长篇大论来解释画作的象征意义，或者为了更好地逃避审查而否认其象征意义。

他的帝国包括奥贝尔出版社（以他的姐夫命名）和几份期刊，包括《讽刺画报》（1830-1835）和《喧闹报》（1832-1937），后者启发了英国杂志《笨拙》，其最初的副标题就是“伦敦的喧闹报”。他还经营着一家零售店，那里出售他期刊上的版画，有黑白的也有手工上色的，纸张质量各异，按张出售、成套出售或装订成书。那些没钱购买的人可以欣赏他商店橱窗里不断变化的展示，这往往构成了政治反对派的免费展览。他曾委托特拉维耶描绘他的商店，并利用这个机会在橱窗里画上了梨的图像，画中一位观众指着梨评论道：“你得承认，国家元首看起来真滑稽”。

虽然菲利蓬并不是第一个建议用梨作为路易-菲利普国王象征的人，但这归功于他的传播。这一切似乎是偶然发生的。路易-菲利普登基不到一年，菲利蓬新创办的《讽刺画报》就发表了一幅匿名的无题画作，描绘了一名泥瓦匠正忙着抹去所有关于1830年革命的痕迹。

画作的几个特征使其政治含义无可辩驳。显眼地展示着“7月29日街”，这是正统君主制垮台和路易-菲利普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日子；另一个是“不自由毋宁死”，这是革命的口号。泥瓦匠在一个标有“杜平式混合灰泥”的槽中工作：安德烈·杜平是众议院中最直言不讳的保守派声音，反对1830年革命承诺保障的每一项改革。然而，决定菲利蓬命运的是这个泥瓦匠与路易-菲利普之间明确无误的相似之处，这显然违反了新的审查法。

由于这幅画是匿名发表的，作为出版商的菲利蓬被追究责任。在1831年11月的审判中，他为自己辩护，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泥瓦匠代表国王，他指出国王的名字并未出现在画作的任何地方。为了证明他的指控者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国王的面相，他画了一组四幅肖像，从国王可辨认的肖像开始，最后变成了一只梨。

说实话，路易-菲利普的面相确实有点像梨，但额外的讽刺在于，法语单词“梨”也意味着傻瓜——尽管关于这个含义是早于菲利蓬的隐喻还是其隐喻的结果尚存争议。菲利蓬的辩护并没有打动法官，他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和2000法郎罚款。遭受这种命运的不止他一人；包括该世纪最著名的漫画家杜米埃在内的许多艺术家，都曾因颠覆性的画作而一度入狱。

人们常说，与新闻界开战注定失败。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最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审判后出版的第一期《讽刺画报》中，菲利蓬宣布发起募捐以支付罚款，并警告政府：“等到我的双手都瘫痪了，你们再庆祝吧。”他在自己的刊物中不遗余力地推广“梨”这个原始迷因，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名声传遍国际。他首先在《讽刺画报》上发表了他的梨子画作。在原始图画上，他加上了他在法庭上陈述的说明文字。

他这样开始：“如果为了在讽刺画中识别君主，你们仅仅依赖相似性，那么你们就陷入了荒谬。看看这些粗糙的草图，它们本应确立我的辩护。”在第一幅图下他写道：“这幅草图看起来像路易-菲利普，所以你们要给它定罪？”在第二幅更抽象的图下，他写道：“那么就有必要给这幅也定罪，因为它像第一幅。”到了第三幅，国王的面相看起来已经非常像梨了；尽管如此，菲利蓬还是配文道：“那就把这幅也定罪吧，因为它看起来像第二幅。”第四幅画无疑是一只梨。菲利蓬总结道：

“最后，如果你们讲逻辑的话，你们就不能赦免这只梨，因为它像之前的画。所以，对于一只梨、一个奶油蛋卷，以及所有那些偶然或恶意可能发现某种相似之处的怪诞头像，你们都要判处其作者五年监禁和五千法郎罚款吗？！先生们，承认吧，这是一种极其奇特的出版自由。”

菲利蓬非常喜欢他的“梨的诞生”迷因，以至于当《喧闹报》在1834年和1835年遇到政府审查麻烦时，他再次使用了它；他将其印成海报并夹在期刊中。

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商人，他像兜售最新的流行文化现象一样兜售它，在《讽刺画报》上刊登大幅广告：“四只梨，由《讽刺画报》总监查尔斯·菲利蓬在巴黎重罪法庭听证会上绘制，出售所得用于支付《喧闹报》的罚款。每张价格：2苏”。

如果菲利蓬就此止步，“梨事件”只会成为讽刺画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注脚，但从他新发明的迷因诞生之初，他就开始委托艺术家在政治漫画中使用它。它的传播速度比早期的迷因快得多，而且不仅限于出版物。结果，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统计出现在各种场合的所有梨子是不可能的。梨子成功的一个因素很可能是形状简单，连孩子都能画。

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相信菲利蓬手下艺术家的画作，许多孩子确实画了。这些艺术家首先为《讽刺画报》大量炮制梨子画作，从1832年开始也为《喧闹报》供稿。在1833年1月的一期《讽刺画报》中，奥古斯特·布凯描绘了一位老妇人试图阻止三个勤快的如小恶魔般的男孩在她房子的墙上乱画梨子，冲他们大喊：“去远点画那些脏东西，你们这些小鬼！”几个月后，在《喧闹报》上，特拉维耶描绘了类似的事件，题为《梨变得流行了》，画中显示一个街头顽童在墙上画梨；说明文字宣布：“这就是如今巴黎墙壁的装饰方式。”

这些作品不仅传播了梨的迷因，还清楚地表明各个年龄和阶层的人都团结一致地厌恶国王。萨克雷呼应了特拉维耶的观点，他写道：“几年前在巴黎的每个人一定都记得那个著名的‘梨’，它被粉笔画在城市的所有墙壁上，与路易-菲利普有着如此滑稽的相似之处。”菲利蓬通过发表一幅题为《您想要什么酱汁？》的画作，公开将这一成功归功于自己。画中描绘了《讽刺画报》的工作室，他自己作为“讽刺画的恶魔”位于舞台中央主持大局。他被展示正在指导他最著名的艺术家们的工作：格兰维尔、杜米埃、特拉维耶和福雷斯特。在左侧，整整一个班的新学徒正在练习画梨，而梨子覆盖了工作室的每一个可用表面，甚至有一只梨栖息在模特台上供学生临摹。

梨迷因的成功甚至启发了一本名为《梨的生理学》的书，由塞巴斯蒂安·佩特尔以笔名“园丁路易·贝努瓦”撰写。虽然宣称是一本园艺巨著，但它实际上呈现了对国王毫不掩饰的严厉批评。如果有人读完这265页还没有意识到其真正的主题，书的最后一页展示了一幅画：一只梨坐在宝座上，周围环绕着梨朝臣，这与格兰维尔为《讽刺画报》绘制的题为《接见》的画作相似。 这本书非常受欢迎，几乎立即出版了第二版。

最著名的梨子画作无疑是杜米埃的《过去，现在，未来》，描绘了路易-菲利普一式三份的梨头，他的发髻构成了水果的梗。说明文字（可能由菲利蓬本人撰写）指出：“起初是什么：新鲜而自信；现在是什么：苍白、瘦削而焦虑；将来会是什么：沮丧而破碎。现在和过去的准确性可以被每个人验证。至于未来，这个预测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由于没有任何直接将梨标识为国王的标志，这至少在这次拯救了杜米埃，使其免于重蹈菲利蓬的法庭覆辙。

虽然许多梨子画作本质上像是校园里的嘲弄，仅仅侮辱国王的外貌，但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利用梨来传达更复杂的政治攻击，充满了今天我们往往难以理解的双关语和典故。例如，格兰维尔和奥古斯特·德佩雷共同创作了一幅恰如其分地题为《谜语》的图像，并附有一首谜语形式的打油诗。虽然人物的梨头和驼背姿态让人立即认出是路易-菲利普，但印在下方的诗句堆砌了侮辱和典故。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一袋1000法郎取代了我的肚子，/一把铁泥刀代表了我的手。”这对国王的贪婪和开启梨子统治的“泥瓦匠”画作的双重引用，在这一行中得以延续：“我的裤座是抹灰工的槽，真宪章挂在我的背上。”

德佩雷的《感恩是国王的美德》表现了路易-菲利普对支持者臭名昭著的不忠，画中的梨王坐在一间帷幔、地毯和宝座都装饰着梨的房间里。他粗暴地解雇了他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内阁会议主席雅克·拉菲特，朝他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真是感恩啊！

在《噩梦》中，杜米埃戏仿了亨利·富塞利1781年的同名名画，展示了国王的另一位早期支持者拉法耶特将军，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感到沉重负担，这种错误在这里被具象化为一只巨大的梨，沉重地压在他的睡梦中——他手边的文件列出了路易-菲利普违背的承诺。

布凯的《梨及其籽》明确指出了《谜语》中钱袋所暗示的政权腐败，画中显示国王的亲信们正在从内部吞噬腐烂的国家。更直白的是《温和派弄脏了自己》，其中代表“折中派”（温和派）的一对小丑被展示背着一个梨形的粪袋。换句话说，国王充满了污秽，而那些支持他的人也因此弄脏了自己。

随着战线的强硬化，意象变得愈发露骨。甚至出现了毫不掩饰的弑君暗示：杜米埃的一幅无题画作显示工人正在吊死一只巨大的梨；特拉维耶的一幅画显示普通市民的代表形象马约，正准备用断头台处决这颗水果，哭喊着“哦，欺骗的梨，你为何不真实？”——这是对他多次违反1830年“真宪章”的又一次影射。

虽然政府起初通过镇压和查封来回应这些画作，但它逐渐不得不采取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尽管是不情愿的。在无数次起诉过程中，菲利蓬学会了如何将法庭案件变成马戏团表演，这让经常拒绝给他定罪的陪审员感到非常有趣。政府检察官输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最终只有最恶劣的违规行为才会被起诉。当菲利蓬遭到罚款和监禁时，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迷因来逃避并激怒审查员：印刷排版梨，他多次循环使用了这一招。

由于针对期刊的任何判决的一部分是法院命令必须在违规期刊上刊登，菲利蓬以他自己独创的方式照办了。他向《喧闹报》的读者解释道：“由于这一判决虽然滑稽，但可能给我们的读者提供的娱乐很少，我们试图至少在形式上弥补内容上的荒谬。”于是，他将判决书的文字排成了梨的形状，开头是：“路易-菲利普，法兰西人的国王，向所有在场和未来的人致意。位于凡尔赛的塞纳-瓦兹省重罪法庭做出了以下判决……”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持续了五年；到了1835年，菲利蓬和他的艺术家们已经处于公开反叛状态。格兰维尔和德佩雷共同签署了一幅几乎不加掩饰的革命号召画作，题为“哦，七月的太阳，快来吧”。其解释性文本提供了一个长篇理由，“解释”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在此被描绘成儿童）不小心把雪人堆成了国王的样子，所以希望七月的太阳快点出来把它融化掉，以免他们被指控违反审查法。但是，当然，每个人都明白，这实际上是呼吁复兴1830年七月革命的毫不掩饰的信号。

1835年，在一次针对路易-菲利普的未遂暗杀之后，他的政府终于成功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九月法令”，重新确立了复辟时期的事前审查制度，并宣布任何关于国王和君主制的讨论均为非法。政治讽刺画变得不可能了。菲利蓬不愿屈服于这些法律，于1835年8月关闭了《讽刺画报》。《喧闹报》通过进入一个漫长的时期，只刊登风俗和道德讽刺画而非政治讽刺画，才得以幸存。就连伟大的杜米埃，暂时也变得相对温和了。政治讽刺画不得不进入冬眠，直到1848年革命，路易-菲利普被废黜，九月法令被废除。

菲利蓬恰如其分地用三只印刷排版梨结束了这一章出版史，他将其印在1835年8月27日《讽刺画报》最后一期的最后一页上。题为《七月革命的其他果实》，这些梨的文本由新九月法令中关于印刷图像的条款组成，开头写道：“任何种类的图画、雕刻、石版画、奖章、版画或徽章，未经巴黎内政部长或省长的初步授权，不得出版、展示或出售”。

在他最后的“致订阅者信”中，菲利蓬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开始：“在存在了四年零十个月后，《讽刺画报》屈服于一项重新建立审查制度的法律，尽管真宪章有这一正式条款：‘审查制度永远不被允许重新建立’。”他接着更严肃地攻击了“自由的叛教者”：

“我们在我们的刊物上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我们无情地将他们暴露在被他们如此剥削的人民的嘲笑之下。他们可以销毁我们的正义钉在他们头上的指控，但要抹去或让人遗忘我们在过去五年里给他们打上的耻辱烙印，绝非易事。”

他总结道：“我们相信，我们留下的东西将被所有那些书写、或想要研究和理解路易-菲利普统治最初几年的人所查阅。”

他在各方面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在探讨统治者拥有超越批评的绝对权利的问题，并且仍然在对那只梨发笑。

作者：帕特里夏·麦纳尔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