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活捉老蒋的孙铭九，解放后上级慎重决定：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内枪声大作。

冬夜的寒风吹过这座千年温泉行宫，带起阵阵硝烟。

蒋介石匆忙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戴整齐就翻墙逃窜。

东北军的士兵们端着枪四处搜寻，整个华清池陷入一片混乱。

天色渐亮时，骊山半山腰的一处石缝中，几名士兵发现了躲藏的蒋介石。

这位统帅着数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此刻只穿着单薄的睡衣，腰部和腿部都有摔伤的血迹。

带队的那名东北军少校军官叫孙铭九，时年27岁，担任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

这一刻，他的命运与中国历史紧紧交织在一起。

这次行动不仅改变了国家的走向，也注定了孙铭九此后数十年的坎坷人生。

十三年后，当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在天安门响起时，这个曾经参与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军官，正在等待着一个未知的答案。

他的过往太过复杂——参与过震惊中外的兵谏，制造过分裂东北军的流血事件，在抗战期间还走过一段难以启齿的弯路。

上级部门为他的工作安排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考量，最终做出的决定出人意料。

1909年，孙铭九出生在辽宁新民县一个普通人家。那个年代的东北，正是张氏父子经营的地盘。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当兵是改变命运的少数出路之一。

1927年，18岁的孙铭九加入了东北军。他不是普通的新兵，而是被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在东京的那几年，孙铭九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主攻炮科专业。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孙铭九和一批同学提前毕业回国。

回国后的孙铭九先被分配到沈阳步兵学校任教官，后来调到天津保安队任职。

在天津期间，他结识了留日同学、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

两人关系不错，这层关系后来改变了孙铭九的人生轨迹。

1931年的一天，张学良从上海开完国民党会议后途经天津，准备从陆路返回北平。

张学铭当时担任天津公安局局长，他选派孙铭九护送兄长北上。

就是这次短暂的护送任务，让孙铭九进入了张学良的视野。

张学良对这个年轻人印象深刻。孙铭九办事稳重，枪法精准，待人恭谨，更重要的是对长官忠诚。

护送任务结束时，张学良特意接见了孙铭九，还送给他一块特制的瑞士怀表，表面上印着张学良的头像。

这块表，孙铭九一直珍藏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不久，经张学铭推荐，孙铭九正式调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先后担任机要随从参谋、侍卫营营长等要职。

在东北军系统内，能够成为张学良的贴身侍卫，意味着绝对的信任。

孙铭九深知这份信任的分量，工作格外用心。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被迫退入关内，成了失去故土的流亡者。

从那天起，东北军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孙铭九和所有东北军将士一样，心中燃烧着收复失地的渴望。

家乡沦陷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军营里，当场砸碎了手边的茶杯。

那些年，东北军将士见面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什么时候能打回去?"

1935年，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让张学良担任副总司令，负责在陕北"剿共"。

东北军驻扎在西北，名义上是执行命令，实际上每一次与红军的交战都让他们感到痛苦。

故乡沦陷已经四年，父老乡亲还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受苦，而他们却在这里打内战，自相残杀。

193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109师在陕北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击溃，师长牛元峰阵亡。

这次惨败让蒋介石大为震怒，他决定亲自到西安督战。

蒋介石在西安期间，三番五次催促张学良加紧"剿共"，张学良则一再请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1936年4月，张学良在延安附近的洛川秘密会见了周恩来。

这次会见对张学良触动很大，他开始认真考虑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可能性。

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开始在东北军内部进行秘密动员。

1936年7月，张学良秘密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任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被任命为行动部部长。

这个组织的首批正式成员有15人，包括张学良、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高福源、刘鼎、刘澜波等。

这些成员大多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血气方刚，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早已不满。

作为行动部部长，孙铭九负责组织内的具体行动安排和安全保卫工作。

这个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学良把这个位置交给孙铭九，足见对他的信任程度。

12月初，蒋介石再次飞抵西安，这次他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硬。

他给张学良下了最后通牒：限东北军48小时内开赴前线"剿共"，违令者军法从事。

蒋介石甚至威胁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彻底剥夺张学良的兵权。

那几天，张学良的公馆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孙铭九和其他少壮派军官心急如焚，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

张学良一直在犹豫，他知道一旦动手，就是背水一战，再无退路。

12月11日下午4时许，张学良从华清池出来。

他径直来到华清池一道门外，那里站着负责警卫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

张学良压低声音对王玉瓒下达了一个命令——把蒋委员长"请"进城里来，要活的，不许打死。

王玉瓒听后大吃一惊，立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张学良又特意叮嘱："你和孙铭九要互相配合，你营是华清池头道门守卫，应该先行动。"

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召集了核心成员开会。孙铭九接到通知，立即赶到公馆。

张学良在会上正式宣布了兵谏的决定，并对具体行动进行了部署。

会议气氛凝重，每个人都明白这次行动的分量。

会后，孙铭九立即着手准备。他召集卫队二营的骨干，布置了行动方案。

卫队二营驻扎在西安城内，距离华清池有一段距离，需要提前出发才能按时赶到。

12月11日夜，西安城内暗流涌动。

按照张学良的部署，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负责华清池的主攻任务。

王玉瓒出生于1896年，辽宁黑山县人，1928年从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毕业后就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担任过平津卫戍司令部卫队营上校营长。

这次行动，他率领卫队一营300余名官兵负责主攻。

孙铭九率卫队二营从灞桥方向赶往华清池配合行动。

他这一路只有五十多人，任务是在王玉瓒部发起攻击后，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华清池，形成包围之势。

12月12日凌晨2时整，孙铭九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急驰而去。

2时30分之前，他们到达了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商亚东和王协一已经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

孙铭九对官兵说明了任务。他告诉士兵们，今天要去华清池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

他特别强调，绝对不能把蒋介石打死。士兵们听后群情激愤，这些东北子弟兵憋了太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冬夜的骊山格外寒冷，士兵们紧握着枪，向华清池进发。

每个人心情都很复杂，既有为国家民族做大事的激动，又有对未知后果的担忧。

凌晨4时许，王玉瓒率领卫队一营率先到达华清池二道门。夜色中，一名蒋介石的侍卫在门口来回巡逻。

王玉瓒举起手枪，连击三发，第一枪就将哨兵击倒。这一枪，拉开了西安事变华清池捉蒋的序幕。

枪声划破了华清池的宁静。蒋介石的侍卫们迅速反应过来，凭借地形拼死抵抗。

双方展开了激烈交火，子弹在黑暗中呼啸，火光四起。

蒋介石的卫士长听到枪声，跑出房门大声喊叫，被王玉瓒和部下当场击毙。

华清池内枪声大作。卫队一营的官兵奋勇进攻，逐步推进。

蒋介石听到枪声后，匆忙从床上爬起，来不及穿戴整齐，光着脚就往外跑。

他翻过五间厅后面的围墙，沿着骊山往上爬。

孙铭九率部从灞桥赶到时，战斗已经进入尾声。

他带着士兵迅速冲进华清池，配合王玉瓒的部队继续搜索。卫队一营的金万普率领的手枪排也赶到参加了战斗。

天色渐亮，华清池的战斗基本结束，蒋介石的侍卫要么被击毙，要么投降。

王玉瓒和王世民率先冲到了五间厅的平台，距离蒋介石的卧室只有几步之遥。

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被褥还有余温。

蒋介石逃走了。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如果抓不到蒋介石，这场兵谏就失去了意义。

王玉瓒立即下令全力搜山，孙铭九也带着部下加入搜索队伍。

骊山的清晨寒气逼人，雾气朦胧。数百名士兵在山上地毯式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藏人的地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蒋介石仍然没有踪影。

上午6时许，在骊山半山腰的一处乱石缝中，搜索的士兵发现了三个人影。

其中一人只穿着睡衣，身上有多处伤痕，浑身发抖，正是蒋介石。另外两人是他的侍卫。

发现蒋介石的消息立即传开，孙铭九和王玉瓒都赶到了现场。

蒋介石躲在石缝里，腰部和小腿都有摔伤的血迹，牙齿打颤，神情惶恐。

士兵们将蒋介石从石缝中拉出来。蒋介石不停地说着什么，声音颤抖。

孙铭九没有多说，命令士兵将蒋介石护送下山。

上午8时许，蒋介石被塞进一辆小汽车，由谭海等人押送到西安城里的新城大楼。

车子经过西安城门时，蒋介石问这是哪个军队的防区，孙铭九回答是十七路军。

蒋介石没有再说话，一路沉默。

到达新城大楼后，蒋介石被安置在早已准备好的房间里。华清池的捉蒋行动至此宣告成功。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张学良和杨虎城随即发表通电，提出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实行抗日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震动了整个中国，也震动了世界。

那些天，孙铭九负责警卫和联络工作，几乎没有合过眼。他心里明白，这场兵谏能否善终，关系着所有人的命运。

12月25日下午4时，经过十几天的谈判和斡旋，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做这个决定时，没有通知周恩来。

张学良的车队刚离开金家巷，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就得到了消息。

他匆忙赶到周恩来住处报告此事，周恩来听后大吃一惊，立即追问张学良什么时候走的，孙铭九说已经走了十多分钟。

周恩来焦急地问有没有汽车，孙铭九说有，于是周恩来立即驱车赶往机场，想追回张学良，可惜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张学良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达南京后，立即被扣押。

消息传回西安，东北军内部一片哗然，群龙无首的局面立即显现。

东北军中元老派和少壮派的矛盾迅速激化。

元老派以第67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51军军长于学忠等高级将领为代表，他们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避免爆发新的内战。

而以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的少壮派则主张动用武力，打回南京去救出张学良。

双方的争执日益激烈。少壮派认为元老派软弱妥协，是在出卖张学良；元老派则指责少壮派鲁莽冒进，会给东北军带来灭顶之灾。

周恩来多次劝说双方保持团结，以大局为重，但矛盾已经难以调和。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威望很高，是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

他坚决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多次阻止少壮派的激进行动。

孙铭九等人对王以哲越来越不满，认为他阻碍了营救张学良的行动。

1937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一，一个让东北军彻底分裂的日子到来了。

这天清晨，孙铭九派人闯入王以哲的住所。枪声响起，王以哲当场遇害，年仅43岁。

同时遇害的还有王以哲的秘书等人。消息传出，东北军内部一片哗然。

何柱国听到消息后，立即躲进杨虎城公馆。

孙铭九等人随后冲进杨虎城公馆，想要杀害何柱国，经劝说后才放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二事件"。

王以哲的遇害，让东北军失去了维系团结的核心人物。许多将领愤怒至极，强烈要求惩办凶手。

东北军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有的将领宣布服从南京调遣，有的主动采取清共行动，最早帮张学良接上共产党关系的高福源被枪毙。

至此，东北军作为一个完整的军事集团不复存在。

蒋介石趁机对东北军进行分化改编，张学良苦心经营多年的队伍就此瓦解。

这个结果，正是蒋介石当年对张学良说的话应验了——"你今天犯上作乱，就不怕今后你的手下效仿你的榜样?"

事发后，东北军内部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孙铭九等人处境危险，随时可能被愤怒的同袍处决。

关键时刻，周恩来出面斡旋，2月4日命令刘鼎将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秘密护送到陕北红军苏区暂避。

孙铭九在苏区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煎熬的——他知道自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东北军的分裂，张学良的继续被囚，这些都与他的行动有着直接关系。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按照国共合作的协议，为了划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苏区方面不再收留孙铭九等人。

他被送出苏区，先是躲入天津租界，后又转移到上海法租界。

在租界的日子里，孙铭九过得提心吊胆。蒋介石没有忘记他，国民党特务一直在追捕这个"叛将"。

孙铭九东躲西藏，生活陷入困顿。没有收入来源，租界里的生活成本又高，孙铭九很快就陷入了生存危机。

1943年春天，在得知原东北军战友鲍文樾、应德田都在汪伪政府任职后，走投无路的孙铭九做出了一个让他后半生都难以释怀的决定——他投靠了汪伪政府。

这个选择，让孙铭九从西安事变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汉奸。

据应德田1956年的交代材料记载，孙铭九于1943年春在汪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升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

在担任伪职期间，孙铭九还曾到东北军旧部中进行策反活动，拉拢他们投靠日伪。

抗战胜利后，孙铭九又投靠了国民党。1945年冬，他参加熊式辉委派的先遣大队前往东北，四处活动。

1945年底，孙铭九在哈尔滨被解放军俘虏，押送至哈尔滨后向李兆麟投降。

从1936年到1949年，十三年间，孙铭九的人生轨迹画出了一道极其复杂的曲线。

参与西安事变、制造"二二事件"、投靠汪伪政府、又投靠国民党、最后成为解放军俘虏——这样复杂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会换来什么样的结局，连孙铭九自己都不知道。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此时的孙铭九已经40岁，头发开始花白。这十几年来，他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命运的起伏让他饱经沧桑。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历史人物的处理是一项复杂而敏感的工作。

西安事变中的一些东北军将领，因为在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的贡献，受到了相应的礼遇。

一些人被安排了重要职务，成为新政权的座上宾。

孙铭九也曾期待自己能获得这样的待遇。

西安事变是他人生中最光彩的一页，那次兵谏促成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局面。

如果只看这一点，他确实称得上是有功之臣。

现实却没有那么简单。

1950年初，孙铭九和同样经历复杂的应德田等人被有关部门隔离审查。

审查组详细调查了他们在西安事变后的所有活动，特别是抗战期间的那段经历。

每一个细节都要核实，每一段经历都要说清楚。

审查期间，孙铭九的心情极为复杂。他知道自己在抗战期间走过弯路，这是无法抹去的污点。

那些年的选择，是生存压力下的妥协，还是良知的沦丧，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投靠汪伪政府这件事，无论有什么理由，都是洗刷不掉的耻辱。

应德田对审查很不满。

他在交代材料中写下了长篇辩解，抱怨那些没有参与营救张学良、没有得罪蒋介石的"聪明人"反而成了"好官"，而他们这些真正为联共抗日努力的人，却因为走投无路沾染了污点，反而要受审查。材料里充满了委屈和不甘。

孙铭九没有应德田那样愤愤不平。他在审查中的态度比较配合，对自己的问题供认不讳，没有过多辩解。

他清楚地知道，投靠汪伪政府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洗白的污点，再多的理由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审查持续了几个月。上级部门对孙铭九案件的处理非常慎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讨论。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二是如何认定他制造"二二事件"的性质；三是如何处理他投靠汪伪的问题；四是给他什么样的安排才能既体现政策，又兼顾各方面影响。

有人认为，孙铭九虽然在抗战期间有污点，但考虑到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加上他投敌期间并未造成重大血债，可以从轻处理，给予适当安排。

也有人提出，孙铭九的问题不仅是个人品行的问题，更涉及到如何对待复杂历史人物的政策导向。

处理得当，可以起到团结争取的作用；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各种质疑。

还有人建议，给孙铭九安排一个既能体现政策宽大，又不会引起负面影响的岗位，让他有机会通过实际工作来改造自己。

争论持续了很久。

有人主张给他安排重要职务，认为西安事变的功劳不能抹杀；有人主张严肃处理，认为汉奸问题不能轻饶；还有人提出折中方案，给予普通待遇，既不过高也不过低。

每一种意见都有道理，每一种方案都有利弊。讨论陷入了胶着状态，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孙铭九在等待中度日如年，他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结果。

1950年夏天，经过反复权衡和慎重考虑，上级部门的最终决定下来了。

当那份通知送到孙铭九手中时，他盯着纸上的字看了很久，一时间不知该作何反应。

纸上写着的那个职务，既不是他预想的重用，也不是他担心的严惩，而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安排。

当孙铭九看清那个职务名称时，会议室外走廊里的脚步声仿佛都停止了，整个世界陷入了某种奇特的静默。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这个任命既没有给他高官厚禄，也没有将他打入冷宫，而是给了一个可以发挥余热又不至于引起太大争议的位置。

对于一个曾经参与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人来说，这个结局或许显得有些平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

孙铭九接过任命书，手指微微颤抖。他明白，这份工作意味着他可以留在上海，继续生活，但也意味着他必须彻底告别过去的辉煌与争议。

从此，他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工作了多年，很少再公开提及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将所有的恩怨情仇都碾碎在时间的尘埃里。

1964年，孙铭九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

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某公墓，墓碑上只刻着简单的生卒年月，没有任何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载。

那个寒冷的骊山清晨，那个改变历史的瞬间，最终只留在了史书的字里行间。

风吹过骊山，什么痕迹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