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对战争虚假消息的反思

摘要：

• 理论上正确的观念被误传，歪曲，以满足所有人的强烈渴望。这可能就是虚假消息的根源。
• 虚假消息是一面镜子，“集体意识”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
• 战争使新闻媒体瘫痪，也因为它的介入制造了猜疑，即使它并未露面，但它总是让公众震惊，直到它放出真实的消息。
• 人与人之间的频繁联系会使不同故事之间的比较变得更加容易，也使批判更易展开。相反，我们更加相信来自远方或别国的曲折传入的消息。

有句德国谚语说得很有道理：当战争降临大地，谣言散落如沙。不少对心理学或历史感兴趣的人在研究群体心理的特有成长方式。我们将谈一谈战争虚假消息为主题的主要作品。

一、战争时期的虚假消息

战争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但出于诸多原因，难以将其整理归纳。据我所知，四项关于虚假消息的研究值得一读。

首先是卢西恩・格鲁博士的书，《大战争时期的虚假消息》。这是1918年到1920年间出版的7本重量级书籍。这套书在出版社发行，因而被一再要求写长一些，虽然这种做法没有必要。标题令人期待，内容却让人沮丧。无论是文献，还是其问题，这一巨著都无法令历史学家满足。

卢西恩•格鲁博士所使用的资料——如果不算一些回忆叙述和一些信件——几乎只有报纸。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累，他最终完成了整部作品。在人们认识到虚假消息独特性的条件下，虚假消息也确有其价值。一般来说，它代表了一些非自然的事物。可能有时候是因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无意间复述了一个在国内或某特定社会群体中散布的传闻，虽然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不传播流言简直是不可能事件。但新闻界的虚假消息有很大概率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它的产生具有特定的目的——为了影响舆论，为了某个命令的施行，或仅仅是为了美化某个言论以迎合那些谦逊的政论家奇怪的文学癖好，虽然他们的修辞手法老旧乏味。西塞罗和昆提利安所在编辑部的信奉者比我们认为的要多。格鲁先生收集了马尔维先生答高等法院院长最后一问相关资料的各种报纸。有关波罗-帕夏的死亡问题，有关托奎诉讼案终审的问题，矛盾冲突显而易见又趣味无穷。也许我们从来不知道波罗的帽子是栗色的还是黑色的，是圆形的还是软塌的，也不知道马尔维先生讲话时是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还是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的，比如,“上午”和“小国”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这种分歧中，我们是否有注意到心理学家所强调的人类证词的缺陷？我不敢妄下断言。因为这些故事大都已编辑完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不能准确地被复制出来。大体轮廓可以勾勒，但细节无法再现。没有什么比对战争新闻、其发展趋势、结构和行动的精确研究更具有教育意义。而在这方面，卢西恩・格鲁先生选择陈述的东西没有给我们任何启示，对消息来源的批判仍然缺失。

虚假消息的出现杂乱无章，没有顺序可言，时间联系微弱，前后混淆。事实上，总的来说，虚假消息很少展示出其真面目，它的降落悄无声息。战场强加于流言传播的特殊条件也无迹可循。通常而言，我们对虚假消息产生和传播的环境没有进行过认真分析。对拿破仑传说的研究中没有考虑小商贩，在对中世纪传统的研究上，忽视了流浪艺人、游客、商人和流浪僧侣在人口稀少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许他们忽略了根本问题。这本关于战争的虚假消息的书也是如此，在这本书里，供油商，联络员，邮差，所有市井小巷的小人物，还有休假军人，紧密联系战场前线和后方的传奇人物也几乎没有露面，他们的行为也都不曾被深入研究。

阿尔伯特・多扎特先生的《战争的传奇、预言和迷信》一书与卢西恩・格鲁先生作品的沉闷截然不同。在此我们探讨一下这卷短小精悍的书籍的一个方面。战争遗留下来或产生的的迷信习俗值得单独研究，但在本文中我并不准备展开论述，多扎特先生已经重点讲述了。他只花了一百多页的篇幅在虚假消息上。他对传说或是迷信的态度使人想起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他喜欢把传说和迷信当作人类灵魂的天然成果，而不是聪明人虚构的故事，他希望可以聆听广大人民的声音，或仅仅是为了做生意--像一些迷信的人，比如著名的夫妇雷莱特和韩丹丹。如果我们只问询一些浪漫的人，那么自然也会在无意识中产生一些传言。幸好，时不时的，会有一个怀疑论者来敲醒我们，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一些聪明的骗子在愚弄大众。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读着多扎特先生的书，就像倾听一个聪明人聊天，他的回忆和评论都有一定的意义。他总是喜欢开玩笑，却也总是引人深思。不要苛责他去对消息来源做深入探究。相比起深挖问题，他更喜欢浅尝辄止。

可是，虽然卢西恩·格鲁博士和多扎特先生提出了这些牵涉甚广的话题，即使最大程度地具备了历史工作的准确性，但这些问题仍没能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得到解决。只有经过完善的专题研究，才有可能进行综合总结。而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对战争虚假消息的细节开展仔细的专题研究。对个别典型案例或确定的传闻周期，需要跟踪探索其起源和影响。有两个作家掌握了很好的研究方法，一个是英国历史学家阿曼先生，一个是比利时社会学家，范·朗霍夫先生。

我们还记得1914年8月底在英国和法国传得沸沸扬扬漫天飞的谣言，就像点燃了火药桶：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有的在苏格兰港口登陆，有的从马赛登陆，扩大了西方同盟的队伍。据我判断，这是一条来自后方的虚假消息。我不知道这则消息是否在军队中传开，但我并不认为军队是该谣言诞生的摇篮。阿曼先生很好地分析了他所表达的意思：迫切希望看到前线强大，对此我们也震惊于俄罗斯的威望，它根植于人民思想中，被媒体描绘为一群力量无穷的天降神兵。但谣言的第一发生现场在哪里？又是谁推动了流言的传播？阿曼先生迅速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假设——俄罗斯少校在爱丁堡、从美国过来的俄罗斯后备役军队驻扎在利物浦——但这只将我的疑问解答了一半；或者确切地说，我觉得一个假设是不能够完全说明问题。阿曼先生似乎忽视了虚假消息不仅在法国流传，而几乎同时也在英国盛行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虚假消息是从一个国家传入另一个国家的吗？细节的研究也许能够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将法国和英国方面的证据进行时间上的对比成为讨论的节点。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下，法国最先出现传闻的地区是否与英国军队直接相连。可我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但我觉得传闻并没有飞跃英吉利海峡，而是同时在法国和英国自发诞生，可能同时诞生在在法国和英国领土的一些地方。群体狂热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各个具体事件共同构成了虚假消息，它们的细节各有千秋，但本质特征基本一样。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一致观点，是外国士兵所说的陌生语言。理论上正确的观念被误传，歪曲，以满足所有人的强烈渴望。这可能就是俄罗斯虚假消息的根源。其他谣言也是如此。

最后，我们来看下费尔南德·范·朗霍夫先生的研究：《传言的诞生--比利时游击队和暴行》。阅读它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投入感情。无论何时，它严苛的手法，少有的心理学智慧都使它成为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而真正让人钦佩的是，这部作品完成于1917年，由一位比利时人写成。相比起游击队沾满鲜血的形象，其传说是被民俗学者所鄙视的无辜传说之一，而范·朗霍夫先生以更加公正且冷静的方式谈论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难得。满满的诚意贯穿书本始终，成品的说服力即使是世上最厉害的雄辩之术亦不能与之媲美。它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在群体心理学作品中，该作品独占鳌头。

费尔南德·范·朗霍夫先生只参考了德国的资料：士兵自述，新闻消息及官方记录。文章的大部分内容在他整理之前就已经由德国方面自己整理好了。从最初的战斗开始，当这些可怕的传言在进攻部队和后方散播时，根据《汉诺威信使》信誓旦旦的说法，比利时男男女女被描绘成了嗜血的野兽，在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醋的反反复复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更为清晰的主题：在间谍、游击队、屠杀伤员的刽子手、激进分子的攻击名单中，神职人员首当其冲。德意志天主教徒大为触动，根据这个反教义的说法，有人威胁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向他们进行猛烈的复仇，他们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德国科隆帕克斯办公室对此做了一些调查，杜尔神父也据此写了一本书《人民战争中的骗子》，这本书已成为有名的历史著作。对真相的执着并没有拨云见日的功效：无论比利时民众真的是罪魁祸首还是被诽谤中伤，这都不是问题所在。神职人员说他无罪他便是清白的。而当神职人员报复时，是对是错都不重要。但是，在一个错误的循环中，一切皆有因果；移除一块石头，就会导致整个大厦的坍塌。费尔南德·范·朗霍夫先生使用了德国卫道士收集的文件。在这些卫道士们的狭隘认知中，这些文件仅仅为宗教利益服务，但费尔南德·范·朗霍夫先生利用这些资料达成了更大的目的。他进行分类归纳，尝试追索血统来源，以一种睿智的批判的原则看待事物，从而对他意欲研究的传闻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

这本书着力于准确的批判和细致的分析，没有做总结，但我们可以试着大致抽离出中心思想。在比较费尔南德·范·朗霍夫先生描绘的多个画面时可以发现，他们的的基本特征相互重叠，就像是一幅“暴行”虚假消息的图纸。我想做的是复制这张图纸。当然，我只在乎有价值的虚假消息；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简单的谎言；但是，有意识的欺瞒不在此列，对于历史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谈论一下群体心理学问题。德国士兵在战争刚刚开始时进入比利，骤然离开了他们的田野，作坊，家庭，离开了曾经熟悉的军营。突然的环境变迁和重要社会关系的断裂造成了许多心理问题。长时间的行军，恶劣的住宿环境，彻夜无眠的夜晚，一切的一切，让本就无暇休息的身体精疲力竭。入侵的新兵蛋子们深陷未知的恐惧难以自拔。他们神经紧绷，思绪难平，神情恍惚。这些人听着1870年的战争故事长大。从他们的童年时代起，就被灌输法国游击队的残酷暴行，这些故事以小说和图片的形式广为流传，而这一印象已发展为其在战争作品中的官方形象。许多书教导军官们如何对待叛乱分子，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情况。比利时军队的抵抗，比利时人民的敌视，让德国大为头疼。他们以为德国只会向法国宣战，可能他们并不知道布鲁塞尔政府对8月2日最后通牒的答复。当然，即使他们知道也会觉得不可理喻，惊讶将瞬息转变为愤怒。他们认为反抗德国所有人民都应该是自愿的。在无知无觉的人群中，古老文学充当着推手——人类的想象力太过贫乏，年复一年地重复：背叛、毒害、残肢断臂、妇女充斥着伤残战士的双眼，曾经行吟诗人们吟唱的对象，如今进入书籍和电影。情感作用和智力作用双管齐下，为传闻的形成预备了温床；传统因素为传言提供了素材。

传言的诞生只需要借力于一个突发事件：一个不准确的认知，或者说，一个解释模糊的认知。在此例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大多数比利时房屋的前面都有用移动金属板封闭的狭窄入口”，这些是“用于固定顶棚或粉刷墙面脚手架的石洞”，和挂钩装置配套使用。在其他区域，也是如此。这种建筑习惯似乎是比利时独有的，至少对德国人来说看起来很奇怪。德国人无法理解这种东西的存在，他们为其找了一个理由。但是他们生活在游击队的刻板印象中，带着这种念头，他们能想象出什么解释呢？探寻的目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房屋——这是为了杀人。比利时人长期为游击战做准备，他们建造这种结构的意图就像待售的书籍一样一目了然！根据红十字会“专业技术人员”所说：这个国家不仅杀人，还策划谋杀。就这样，一个无辜的特色建筑被当成是一条成熟的犯罪证据。现在假设在一个村子里发现了几颗来历不明的子弹，人们很容易浮想联翩，这些子弹是不是射杀了“杀人犯”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而士兵从怪异的房屋和它的居民那里迅速推断出他们认为的真相。

其他类似的推测招致了无妄之灾。当（费尔南德·范·朗霍夫先生似乎遗漏了这一点）传言导致了流血牺牲，这则虚假消息就真正站稳脚跟了。一些愤怒、盲目、残忍又激情的人杀人放火；他们从此坚决信奉“暴行”，这种暴行的存在给他们的暴怒披上了公正的外衣。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恐惧面前却步，如果他们能认识到促使他们犯下如此多罪行的恐慌是多么荒谬，事情是不是会不一样？可惜他们从没有这种意识。甚至直到现在，德国还在试图让他的民众相信，他们许多士兵是比利时所设圈套的受害者，并拒绝接受一切检查。对我们想要相信的事物，我们很轻易就能相信。一个引起广泛运动特别是引发了惨烈运动的传言不是轻易可以被遗忘的。

所有这些虚假消息都在军队里成型，在战火中降生。范·朗霍夫先生很好地说明了它是如何传至国家内部的。首先，一手消息来自士兵的信件和伤员的汇报。战争已拉开了序幕，谁会反驳一位在战场上经历洗礼的军人？其次，记者和护士的记录。当然，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消息一点点被放大和美化。尤其是在后方，它更加深思熟虑，更加内涵丰富，更加协调，更加有理有据。我们有时都觉得不可思议，看起来一副好好先生模样的比利时人，肚子里怎么全是坏水。一位学者证实了游击队的暴行，并用弗拉芒艺术进行记录。千丝万缕的传说盘根错节，在公众心理中生根发芽。井然有序又略带迂腐的德国资产阶级成功缔造了一个基于历史的虚假消息系统。

二、战争中虚假消息产生的根源

现在，我根据上述分析和我的个人经验就战争的虚假消息和相关问题做一些简短的评论。

首先，对虚假消息，我曾亲自研究其来源。一个很小的传言，内容不饱满，牵涉范围小，没有存在感，看起来微不足道，就像所有科学秩序中简单的一环，但时间倒退至1917年9月。我所在的步兵团行进在布莱斯纳小城以北的贵妇小径上，地属切雷格尼·索恩地区。我们不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队伍，而这是需要知道的。当时在该区策划进攻马尔迈松的指挥官也无法容忍我方对敌方作战计划一无所知。我们接到了抓获俘虏的命令。增援部队赶到了，其中一支增援部队火力很猛，使用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在一处被炮弹摧毁的德国小哨所废墟中，我们抓住了一个哨兵。我本有机会审问这个人。这个上了年纪的预备役军人是不来梅汉萨同盟资产阶级平民。后来他在严格押送下跟着后方队伍走了。我们想应该再也不会听到他的消息了。一段时间后，一个奇怪的故事慢慢地传到了我们耳中，炮手和后勤补给人员都在传这个消息。他们说的意思大概是这样：“这些德国人！组织太严密了！到处都是他们的间谍。切雷格尼·索恩地区就抓了一个。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个商人，不打仗的时候就在几千米开外做生意了，就在布莱斯纳。”它对我来说，相当具有代表性。

显然易见，前面说的事件就是这个虚假消息的源头。不来梅的名字被误传了，或者说在解释说明不来梅这个地方的时候，被不熟悉地理的听众误解了，这些听众将各种地名混淆不清，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却因为一个相似的地名，这个小城进入了大众视野。在第一波谣言后，很快就有了第二波。这个商人在法国经商后，他又突然穿着敌军的服装出现，一定是个间谍。由于在人们心中，德国人有使不完的阴谋诡计，所以这个新的虚假消息很容易被相信并传播开来。话说回来，第二波出现的虚假消息可能已经掺杂在最初的谣言中了。德国人在战前就已经编织了一张巨大的间谍网络将我们国家笼罩其中，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深信不疑的。这一谣传基于大量观察到的确定事实。但准确的消息却被民众的声音夸张地放大。在1914年8月和9月期间，由于异常原因，我们最初的失败使投敌的声音四起。渐渐地，信任成了一种教条，背信弃义被鄙视。彼时彼刻，军队人心惶惶。你们有没有过看到光就杯弓蛇影的经历？就好比（如同历史）钟楼窗户上因为一只猫头鹰的扑棱产生的交错的光影。所有人都在蛰伏着等待偏见更正的转机。通常情况下，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对一个地理名词的理解不上心或是根本不打算去理解它。如果他们听到的是布莱斯纳，而不是不来梅，很可能是因为很多士兵无意中歪曲了他们听到的事实，以符合大众胃口，迎合大众的浪漫幻想。

话题再次回到战争虚假消息的形成。这是一个大概的总结，后续的研究可能将其作为主导思想以证实该总结适用于所有情况。我们来还原虚假消息出现的真实情况。在一则虚假消息出现之前，通常会有群体聚集现象。它所表现出来的偶然性只是表面的，它的偶然性实际上是源自最初的事件，某个人在这个事件上发挥了想象。想象通过突然间的发酵，虚假消息就喷薄而出。对事实的歪曲让大家产生误解，但也只能小范围掩盖消息源头的真相，并不会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虚假消息。在此我使用一个社会学家偏好的术语，这个术语太过形而上学，但直观方便，内涵丰富：虚假消息是一面镜子，“集体意识”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

为什么战争会成为虚假消息孕育的土壤？而且很多传闻显而易见属于谣传。我记得在我退休的最后几天，我的一个上司跟我说德国轰炸了柏林，我的脑海里忍不住浮现出这精彩的一幕。这着实荒谬，如果我能稍加思索，就会斩断这个念头，但这画面简直是太赏心悦目了，我低落的心情疲惫的身体都为之一振。逻辑清晰的质疑通常说明身心健康。这也解释了身心俱疲的士兵们不能抵制流言的原因。

审查的作用不可小觑。战争年代，它使新闻媒体瘫痪，也因为它的介入制造了猜疑，即使它并未露面，但它总是让公众震惊，直到它放出真实的消息。就像一句打趣的话：“除了刊印出来的事件，战场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除了报刊的不作为外，战线邮递的不确定性和不规律，加之监视监控——口口相传的方式迅速激活，传说和神话也是由此而来。出人意料地，这种销声匿迹了几个世纪的方式赶在报纸，刊印的新闻和书本之前，带回了前线战士的消息。

我们刚刚见证了在想象力的催化下，一个不来梅资产阶级是怎么变成一个布莱斯纳间谍的。事实是从哪里开始改头换面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离敌方稍远的地方，在炮兵中，在车队，在厨房。就是从这个“敌后方”，虚假消息一步步走向我们。这就是虚假消息通常的发展轨迹。它的出现原因很明了：只有不同人群的碰撞，才会滋生虚假消息。我们不会觉得他们过得比前哨士兵还要孤单，至少在战争期间是这样。他们当然不是单独生活的，但是他们被分成了许多小组。队伍转移通常冒着死亡的威胁，而且士兵们也无权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行动。历史学家需要考虑这些社会群体的分散情况，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稀少又困难——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他们通过挖土工人，教友和流动商贩传递信息--交流通常在集市或宗教节日上进行。流动商贩，流浪汉，和时不时出现的游人被前线联络机构，抢修电话线的接线员和炮兵的观察员视为重要人员，军官们热衷于问询他们，即使他们和大兵们没有太多接触。他们经常性的交流内容更多的是对食物的担忧。战场上的“集会场所”就是厨房。在那里，每天炮兵从前线回来一到两次，他们在厨房聊天，或和厨房炊事员闲谈。这些炮兵通常知道很多东西，因为他们有一项稀有的特权，可以和军车司机交谈上几句，这些司机有时还是很乐意和平民打交道的。就这样，风借火势，不同的地方产生了微弱的联系。各路小道消息聚集，误传的消息为新的传言做好了铺垫。在前线的地图上稍靠后方的位置，弯弯绕绕无限延伸的曲线中，我们能够画出一块延续的区域，这就是传言形成的区域。

这不是一个严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方面间的联系少，不完善。社会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不是直接进行的，而且只是通过某些专家，这就是所谓的战争社会。因为口口相传传统的优势得以发挥，也让人们觉得战争让社会发展后退。虚假消息格外偏爱这样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的频繁联系会使不同故事之间的比较变得更加容易，也使批判更易展开。相反，我们更加相信来自远方或别国的曲折传入的消息。历史学家们对这些消息也更为重视。

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虚假消息的产生、传播和歪曲似乎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它向人们展示了群体心理学奇怪的一面。阵地战和运动战都产生了虚假消息，这些虚假消息的形式内容不尽相同。后方和前线出现的传言也并不相似。无论是在盟军中，还是在敌军中，传言各有各的习俗特色。我们看到，一些生命力旺盛的流言流传在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但在这些各色各样的环境中，它展露出一副副新的面孔。没有什么比追踪虚假消息的传播更具研究价值了。在这些流言中最令人瞩目的可能就是那些与某些特定个人相关的传闻了。这些人的行动和处境尤其刺激着公众的想象力发挥。这些人在人们眼中或荣或辱，以一种令人惊异近乎神迹的方式出现。例如德国皇太子在德国和法国各有其传说。是谁书写的德国皇太子的传奇？

现在最紧要的任务是收集资料。是时候针对战争虚假消息展开一项严谨的调查了，因为这地狱般的四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比我们想象的要提前结束，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也会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从现在开始，就要去倾听那些经历过或目击过这场战争的人的故事或是笔录他们的回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那些不为历史工作做任何准备的人来做这项研究。在这方面，熟悉批判方法和擅长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所作的报告是真正值得正视的宝贵经验。这就是我要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向《综合》期刊的读者发出呼吁的原因。对于刚才讨论的问题，可能不少人有话要说。期刊欢迎他们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不愿意向期刊投稿，欢迎写信给我，我很希望收到他们的来信。在征求同意的条件下，我会使用他们的信件。战争，前面我已经说过，是属于社会心理学的广泛经验。用他们经历安抚他们的恐惧，就像是一个不良的兴趣爱好。但是，既然存在，就去利用他们的知识，好过运用我们的科学。抓紧这个机会吧，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原《综合历史评论》,1921(33),13~35页，译文转自“经略网刊”，译者李明炎，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