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G2”格局已成，大湾区是“胜负手”（上）｜独思录 x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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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2026

第05录

总第96录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中美“G2”格局已成，大湾区是“胜负手”(上)》

把握当代国际政治的大趋势。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5录 编者按

APEC落子深圳，既是城市机遇，也是一次把地方发展放进世界坐标系重新校准的大考。在春节期间，独思录专栏推出“郑永年APEC大讲堂”特辑，分为上下两篇，将围绕五个主题展开探讨——上篇集中讲述当代国际形势的十大趋势、中美竞争的核心焦点；下篇则重点分析中国为何要坚持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在中美竞争中的角色，以及深圳该做什么。本系列特辑以“先看大势、再定行动”的逻辑，形成一条从“认清世界”通向“落地行动”的连贯链条。

本文为系列上篇，作者用“十大趋势”勾勒当代国际政治的底色，并把中美关系放回结构性竞争的主轴之上：竞争不止于关税与口号，而深嵌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产业—能源组合，尤其在生物医药与人工智能等领域呈现高度集中态势。文章还探讨了下一步中美竞争的重点，以及美国发展的四大趋势，供读者参考。

*本文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深圳召开的首期APEC大讲堂暨第一期推动APEC成果转化专题培训班（2026年2月5日）上的发言。

“来了就是深圳人”，APEC将在深圳召开，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去年我在深圳参加了APEC第一次非正式高官会议，之后也去广州参加了第一次正式高官会议和相关活动。如果我们这次APEC能办得好，对深圳未来发展而言可能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每一年APEC会议的议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需要各方达成共识的议题；另一部分则是由主办方自主提出的议题。而主办方自主提出的议题，恰恰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区域性国际组织还是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往往都是由某个国家倡议发起的。在这方面，旧有的不少区域国际组织已然失去了实际作用，甚至可以说名存实亡。大家应该注意到，前段时间特朗普一口气宣布退出数十个国际组织，其中一些组织确实已经与时代脱节，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新的国际组织该由谁来牵头组织呢？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我们已经在一些领域开展了不少实践，比如“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合作机制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APEC是我国参与国际组织建设、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机遇。

所以，我想结合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与深圳APEC这一主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图源：深圳特区报）

尽管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G2”。APEC和G20现在的转型速度很快。这两个平台都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鼎盛时期建立起来的区域与全球治理核心平台，它们是当时世界上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贸易自由化的产物，它们的目标也是为了推动自由贸易。

APEC诞生于1989年，初衷是推动建立亚太地区新的经贸秩序。当时，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日本紧随其后位居第二，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迅速崛起。各方普遍预见，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心将聚焦亚太，因此澳大利亚等国的领导人提议成立这一组织。1993年，APEC升格为领导人峰会，确立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与技术经济合作并行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2020年的《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到2040年推动APEC完成转型——从传统贸易准入领域，转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前沿增长动力领域。G20的起步时间稍晚，它起源于1999年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07至2008年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会议从部长级升格为如今的全球治理平台。但时移世易，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兴起，无论是APEC还是G20的传统核心功能，都面临着被边缘化、被地缘政治因素稀释的严峻考验。

所以，接下来我将谈到，无论从何种角度审视，中美两国实际上已形成G2格局。中美不仅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两大力量、支撑国际秩序的两根核心支柱，更是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构建者。正因如此，在深圳举办的APEC会议既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也需兼顾中美双边关系的考量。去年在南非举办的G20峰会，美国缺席，即便峰会做了大量工作，但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参与仍是APEC会议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也了解到，今年中美关系的核心主题是“互相成就”。我方举办APEC，美方举办G20，互相支持是需要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都需要兼顾到，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毕竟当前不少国家都面临类似困境——特朗普政府对盟友态度强硬，对其他国家也不友好，对中国的政策更是“别具一格”。作为中间协调方，我们既要团结APEC其他经济体，又要维护好与美国的关系，主题的确定确实颇费思量。双方的博弈相当激烈。在广州召开的一场协调会上，我们原本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美方表达不使用这一概念，认为该表述过于“中国化”，认为是我方想借APEC平台来推广我们自己的理念。不过后来的调整也挺好，会议将“新质生产力”替换为“科学发现”（Scientific Discovery），其实两者的核心内涵是一样的。我认为，适当的妥协有时是必要的。

要理解深圳APEC，首先需要把握当代国际政治的大趋势，明确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而思考我们应当采取的行动。所以今天我的讲座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1. 当代国际形势的十大趋势；
2. 中美之间究竟在竞争什么；
3.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进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
4. 粤港澳大湾区在中美竞争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5. 深圳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01 国际政治十大趋势

我把当代国际形势总结成为如下十大趋势。

1

特朗普主义的崛起

对今天国际政治影响最大的不是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更不是中东的冲突，而是特朗普主义的崛起。事实上，国际政治领域的诸多变化跟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密切相关。我将特朗普主义简要归纳为内政三条、外交三条。

在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我曾撰写一篇文章，提出用“三个代表”的概念来解读他的理念。

所谓第一个“代表”就是特朗普代表的是硅谷资本的利益。美国现在的硅谷资本势力，比如万斯就属于这一阵营，连副总统人选都由他们推举，马斯克也公开支持特朗普竞选——可以说，特朗普是硅谷资本的代理人。当然他们两者也并非完全相同：特朗普本质上是传统房地产商，在能源等产业与硅谷资本存在分歧，例如在新能源车领域就跟马斯克发生过严重冲突。特朗普特别反对新能源车，因为他觉得新能源车产业都是中国的天下，美国没法竞争，不如回到传统的汽车行业。但总体来说，硅谷资本现在已经主导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格局。过去美国有军工系统，而现在硅谷正在形成另外一个系统，代表硅谷资本。他们用加速主义的逻辑，希望用科技的发展、加速技术的更迭，来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这一思路能否奏效尚不可知，但倘若真能解决问题，那也是一项了不起的突破。

第二个“代表”是特朗普代表的是最保守的文化。特朗普代表的是最保守的文化，即新教伦理宗教所承载的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文化——这种文化重视家庭、崇尚辛勤工作，反对民主党推行的DEI（多元化、平等与包容性）理念，而DEI正是左派文化。

第三个“代表”是特朗普代表的是劳工阶层的利益。过去，美国劳工阶层的利益本由民主党代表，但民主党在克林顿时期，受到当时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意识形态的影响，放弃了对劳工利益的代表，转向了资本。于是特朗普宣称，他代表劳工阶层的利益。

美国国内的情况大体如此，特朗普想要维持“三个代表”显然并非易事——既要维护硅谷资本的利益，又要代表劳工阶层的诉求，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大家不妨去看一看他们的科技右翼的一些思考，或是马斯克的一些思考，或许能为大家从中找到一些思路。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发展，基本上劳工不用再从事那么辛苦的体力劳动来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机器人技术，有望提高劳动生产力。

合肥一条汽车装配线上工作的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公司与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行业的企业一样，都已从国家层面的推动中受益（图源：纽约时报）

在外部，特朗普追求“三个空间”。

第一，地缘政治空间。美国国际战略正经历调整，地缘政治重心从全球霸权转向西半球。如今美国的地缘政治国际策略，跟中国的思路并没什么本质的差别。中国秉持“国内发展为中心”原则，聚焦边疆以及周边区域；特朗普同样强调“国内优先”，其关注的边疆就是周边的墨西哥、加拿大，乃至整个拉美“后院”。当前美国的战略转型，有人称之为“收缩”，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更倾向于用中国曾提出的“调整、整顿、巩固”来概括。美国虽曾拥有全球霸权，但如今已显示出力不从心，因此首先需要巩固其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重拾门罗主义。事实上，美国此前并未彻底理顺西半球事务，导致该地区成为其诸多问题的源头，比如毒品、人口走私等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美国面临相似的困境。我们周边同样滋生了不少针对中国公民的问题，如毒品、人口走私、电信诈骗等乱象。由此可见，美国看似在战略收缩，实则是为了拓展更大的地缘政治空间。例如，特朗普上台后，首先将墨西哥湾改称“美国湾”，还试图收回巴拿马运河，甚至提出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格陵兰岛为第五十二州、委内瑞拉为第五十三州。这些并非单纯的玩笑——特朗普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美国扩张主义推崇备至，若有机会，定会付诸实践。特朗普是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坚信“目的证明手段合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只要能达成目标，任何方式都在所不惜。因此，人们绝不能低估他的决心。尽管如今全球精英普遍反对他，美国国内精英、欧洲精英乃至其他国家都对他颇有微词，但我个人认为，不应以这种片面的眼光看待他。

第二，经济空间。特朗普也在为美国争取经济空间，这与我们APEC相关。特朗普对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兴趣不大，却唯独对APEC保持关注，原因何在？并非他认同我们此前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而是看重“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中心”这一事实。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亚太地区便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我们的研究表明，未来二三十年这一地位仍将稳固。不仅如此，美国自身也在日益向亚太国家靠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正在崛起，日本同样是重要经济体。因此，美国绝不会放弃亚太这一经济中心，未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也将愈发激烈。

第三，文化空间。正如我刚才所说，美国在国内代表着最保守的文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在扩张其文化势力范围。去年美国副总统万斯访问欧洲时，曾对欧洲国家提出告诫，称欧洲的敌人并非俄罗斯或中国，而是其自身。特朗普今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则表达得十分明确，其父是德国人，其母是苏格兰人，但他现在每次到访欧洲都觉得那里已经是“面目全非”，原因在于他认为欧洲正逐渐“穆斯林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明确将欧洲的“文化健康”列为关切事项之一。

在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附近，一艘小船上载着一些被认为移民的人（图源：BBC）

实际上，大国竞争核心就是争夺这三个空间：一是地缘政治空间，即安全空间；二是经济空间；三是文化空间。安全空间和经济空间经常得到重视，但文化空间经常被忽视。事实上，无论是安全空间还是经济空间都不能和文化空间分离开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正是因为认为乌克兰在文化上属于俄罗斯传统范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土耳其、印度也在进行类似的文化空间争夺。

2

自由国际秩序的解体

过去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上的，而如今特朗普对这一体系兴致寥寥。准确地说，他并非单纯不感兴趣，而是认为这样的盟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养出了“懒人”——他向来极力反对福利国家模式，欧洲国家对内大搞高福利政策，在国际安全防护上却依赖美国、不愿出钱。以德国为例，俄乌战争爆发后其军费才提升至国防预算的2%，但特朗普就要求他们提高到5%。平心而论，欧洲国家确实处境艰难：若要从不足2%的占比跃升至5%，原本用于福利的资金从何而来？

不过特朗普的逻辑很清晰——他其实是想拯救西方的，只是觉得欧洲盟友太过依赖美国，自己不愿再当“冤大头”，于是要求他们自力更生，比如应对俄罗斯的问题要靠欧洲自己解决。特朗普看似放手不管，实则是在警告欧洲：再这样一味依附美国，最终只会走向衰败，本质上还是希望推动他们自立。

需要明确的是，特朗普对盟友体系“不感兴趣”，并不等同于他要放弃欧洲，这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他正大力扶持欧洲的右派势力，反对的是左派主导的欧洲，支持的是右派掌权的欧洲。毕竟同属西方文化圈，他绝不会真正放弃欧洲。这一点若搞不清楚，很容易产生误判。

3

德国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

进程将加速推进

德国已借俄乌冲突将军费提升至GDP的2%，后续还可能进一步提高至5%左右，这一动态虽与我们距离较远，但德国国家正常化的加速，必然会引发诸如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将如何应对的连锁反应——当然，这本质上是欧洲内部的问题。

然而，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对我们的影响则十分直接且重大。以高市早苗为例，她持续在台湾问题上挑衅，抛出“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调，其冲击力不容小觑，将对我们产生显著影响。日本是否正在出现“新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实际上，这并非是新军国主义，而是根深蒂固的旧军国主义——日本传统军国主义从未得到真正清算。二战结束后冷战随即开启，美国为对抗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将日本的军国主义体系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处决了部分战犯，但这远称不上清算，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组织体系乃至相关家族根基均未被触动。回溯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美国仍怀有不满。石原慎太郎于80年代撰写的《日本可以说不》（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其矛头直指美国。但当时美国对日本展开打压，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成功遏制了日本的发展势头。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崛起，自小泉纯一郎首相时期起，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调整策略，转向“反中亲美”路线，试图通过这一路径实现自身目标。到安倍晋三执政时期，这套策略已趋于成熟，而高市早苗正是安倍路线的忠实继承者，其主张与做法完全延续了安倍时期的思路。因此，如何应对这一态势，对我们处理日本相关问题而言至关重要。

日本政界近年来右倾加剧，图为在日本长崎拍摄的建造中的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图源：新华社）

4

无论美国选择战略收缩

还是重新介入，全球各

区域的秩序都将愈发动荡

二战后，中美对外策略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始终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与各国的互动多聚焦于经贸合作；而美国的利益已深度嵌入世界各区域，成为当地秩序的固有组成部分。因此，美国从哪个区域收缩，该区域就容易陷入混乱。以欧洲为例，当美国试图将北约力量转向所谓“印太”以应对中国时，普京总统敏锐地捕捉到战略空隙——既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俄罗斯便顺势在欧洲扩大影响力，这直接导致了欧洲局势的动荡。中东的情况同理，若未来美国从东亚（尤其是东南亚东盟地区）抽身，东盟的混乱程度可能会更甚。

美国的退出并不会自然催生新的区域秩序，反而大概率会使该区域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样，美国如今试图重返拉美，也引发了当地动荡，比如他直接抓捕他国总统的举动。尽管我们对此多有批评，但不得不承认特朗普的手段确实“高效”：不到两小时就完成抓捕，且未造成人员伤亡，这种强势介入必然加剧区域不稳定。

5

国际秩序持续呈现封建化态势

过去我们所设想的国际秩序多极化是一种理想状态——存在多个力量中心相互制衡、保持均衡。但就当下中国的视角而言，我认为国际秩序的核心特征已非多极化，而是封建化。当前全球并不存在统一的国际秩序，取而代之的是各区域大国纷纷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秩序体系。俄罗斯、土耳其、印度等国家均是如此，国际秩序正沿着这一封建化的方向发展。

6

联合国体系将持续衰落

联合国仍会存在，在尚无替代机构的情况下，它依然会维持现状，但联合国与现实的脱节已愈发明显，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日益匮乏，这种状况已持续多年。尽管如此，我们目前仍在支持联合国体系，我个人认为这一立场是正确的——毕竟联合国是全球多数国家能够认同的国际组织。如今美国拖欠会费，我们实际上已成为第一大会费缴纳国。

不过，若联合国不进行改革，其生存将难以为继。特朗普这次设立的“和平委员会”引发外界猜测，有人担忧这是否会取代联合国。在我看来，取代联合国绝无可能；若运作得当，充其量是将该机制重新纳入联合国框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我们也需对此保持关注。

7

全球北方的解体

与全球南方的困局

全球南方是近年来国际政治领域的关键词，各方都在积极探索相关议题。但全球南方的存在，本身是因全球北方——比如G7的存在而被定义的。如今全球北方分崩离析，失去了系统化的协同能力，全球南方原有的目标和诉求便失去了明确的指向对象。

过去全球南方常寄望于发达国家的援助，但现在发达国家自身都已碎片化，这种依赖显然行不通，因此全球南方必须转向自力更生。这对中国而言是重要机遇。中国最成功的实践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当前全球南方缺乏统一的思想引领，仅靠对全球北方的怨气难以解决问题，而全球北方的解体恰恰倒逼其必须自力更生。此时，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就有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8

世界再次回归主权国家时代，

这对全球化构成了制约

全球化的内涵是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全球化进程，意味着各国需向国际社会让渡部分权力，尤其是在经贸领域。然而当前，世界又重回主权国家主导的轨道，各国都在强化主权。美国在强化，欧洲在强化，发展中国家更是强调主权的重要性。由于各方都愈发重视主权，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不愿放弃任何权利，全球化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创纪录的2.7万亿美元，图为一架攻击直升机在阿富汗上空飞行（图源：联合国官网）

9

亚太地区正维持世界经济

中心的地位，同时世界地缘

政治中心也在向亚太转移

从历史规律来看，哪个区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往往也会成为地缘政治中心。因此，我们未来的外交压力将越来越大。美国不会放弃在亚太的利益，欧洲同样不会。大家可能注意到，欧洲对南海、台湾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背后正是利益驱动，所以他们不会轻易退出。所有国家都在关注亚太：印度推行“向东看”政策，积极融入这一区域，甚至提出了“印太”概念。

我们为何特别强调APEC的重要性？因为APEC的覆盖范围本质上就是亚太区域。“印太”最初由印度人提出，后来被日本上升为政策，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予以接纳。我们必须突出APEC和“亚太”的概念，以此对冲“印太”概念的影响——因为“印太”完全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且是针对中国的小圈子。尽管特朗普现在较少提及“印太”，但其国家安全战略文本中仍保留这一表述。不过，只要我们把亚太合作做得越来越好，“印太”的影响力自然会被削弱。

10

G2格局的形成

去年特朗普在韩国与习近平总书记会面之前，曾在其社交媒体上使用了“G2”这一概念。G2概念虽在奥巴马时代就已提出，但作为总统公开使用这一表述，特朗普是首位。不过我认为，我们无需过度揣测特朗普所指的G2具体含义，因为从现实来看，世界已然形成了G2格局。

中美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已将其他国家远远甩在身后。尽管我们通常以常规统计口径视中美为前两大经济体，但很多美国人早已依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认定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俄罗斯的情况不容乐观，即便俄乌冲突结束，其经济体量也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尽管俄罗斯被称为“战斗民族”，行事果敢、勇气可嘉，但从此次冲突中的表现来看，其实际影响力有限；在传统的中东政策等领域，俄罗斯如今自保都颇为艰难，只能勉强支撑。欧洲持续衰落，看不到复苏的希望。日本经济增长乏力，过去提出APEC倡议时，日本还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接近日本的五倍，差距悬殊。印度虽近期与欧盟推进自由贸易区相关合作，但距离成为顶级经济体仍为时尚早。拉美、非洲等其他地区的国家，也绝无可能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经济体。因此，从经济、技术和产能等各方面综合来看，世界格局已呈现G2特征。

02 中美在竞争什么？

实际上G2的概念表明，今天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已演变为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那么，我们必须想清楚中美在哪些方面存在竞争与合作，以及双方究竟在竞争什么。当然，中美之间存在竞争——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刚才提到特朗普时期的“三个空间”：经济、地缘政治与文化的空间。在拜登时期，他与中国的竞争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地缘政治领域。拜登在中国周边拉拢了多个同盟体系，如AUKUS、美菲日针对南海的合作机制，以及各类印太框架，这些举措均以围堵中国为目标。

第二，意识形态层面。拜登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争，即所谓的“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的对抗。他通过推动意识形态对抗，甚至举办“世界民主峰会”，每次都召集特定国家针对中国。

第三，经济领域。尽管贸易战由特朗普发起，但拜登不仅未改变这一政策，反而将其精细化。“卡脖子”、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策略均由拜登政府推行，且力度较特朗普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现在特朗普开启第二届任期，拜登的三条战线收缩为一条——经济领域。

第一，特朗普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他第一任期时因缺乏经验，大权旁落，其国务卿蓬佩奥推动所谓“反共”议程，试图将中美关系拉回冷战模式。但此次他更为谨慎，避免大权旁落。以鲁比奥为例，这位此前反华立场强硬的政客，如今似乎对中国态度转缓。特朗普不仅不会用民主议题批评中国，甚至对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也兴趣寥寥。观察特朗普近期的动向，他在国际关系中从未提及“民主”一词——以往美国历任总统在外交场合，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会强调相关价值观，例如在中东问题上关注妇女权利、反对面纱制度等。而特朗普去年访问中东时，甚至未提及“国事访问”，转而将行程变为“招商引资大会”。可见他对意识形态完全不感兴趣，这对我们而言是有利的。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的态度更为务实。相比之下，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常将“保护台湾”与“维护西方民主”绑定，二者的逻辑完全不同。第二，特朗普对战争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一直强调“何必让那么多人送死”，因此不会寻求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不过，特朗普对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仍高度关注。

所以，刚才提到的特朗普主义，其形成与一种认知有关——我将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国际思维定义为一种“新现实主义”。这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传统现实主义将中国视为敌人和主要竞争者，主张必须且有能力击败中国，因此当时他们一直强调Now or Never，认为若不趁现在击败中国，未来便再无机会。而特朗普本人，包括万斯、鲁比奥等人所秉持的“新现实主义”，则已承认中国无法被击败这一事实，在此前提下，他们将与中国展开竞争。这一竞争核心主张已被他们牢固确立，我认为未来也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尤其要关注这些变化，必须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中美青年交流的重要性，确实是有深刻考量的。老一辈中国人因为亲身经历过国家的贫困时期，对美国往往怀有仰视的心态；而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80后、90后、00后这些年轻一代，已经能够以平视的眼光看待美国。美国同样在发生代际变化：以拜登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对中国仍持有俯视甚至轻视的态度；但像万斯这样的8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恰逢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亲眼见证了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崛起为强大国家，而美国自80年代尤其是反恐战争以来长期陷入海外战事，国力逐渐走向衰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并未主动挑起事端，因此从美国近期民调可以看出，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更高，而经历过冷战的年长者对中国的态度则相对负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趋势。特朗普对意识形态缺乏兴趣并非单纯出于我的个人认知，而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竞争的焦点是什么呢？答案是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具体围绕“第四次产业革命”展开。什么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我们政策研究界和产业界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大致是这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生物工程＋人工智能）x 能源。这个公式说起来很简单：生物工程关乎人的生命，涉及医药、疾病治疗和延长寿命；人工智能解决的是人的脑力问题，也就是智力层面的需求；而两者都需要能源。

争夺未来能源主导权之战中，中国寄望于一个依靠廉价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世界，特朗普政府则希望让世界继续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图源：BBC）

就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家不妨观察一下，从生物医药到人工智能，再到互联网、量子计算等相关领域，其发展确实在全球范围内高度集中于中美两国。自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平台就只剩下中美两国的了。到今天，中美之间虽存在差异——美国的规模大得多，我们的规模小得多，但其他国家确实没有能与之比肩的互联网平台，欧洲、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生物医药领域也越来越集中于中美两国；人工智能领域更是如此。未来，欧洲、日本或者新加坡等国家或许能在某些细分领域产出一些优秀的人工智能产品，但在系统集成层面，恐怕只有中美两国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当前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体现为中美之间的竞争。

我们也要看到特朗普的困境。当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尽管他得到了硅谷资本的支持，但他原本致力于推动的“再工业化”并未成功，这一点必须明确。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也与此相关，如果美国的再工业化真的成功了，就意味着美国能够自行生产所需的产品，但实际情况却很难实现。因为自里根革命后，美国早已放弃了中低端技术的制造业，仅保留了部分高端制造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再工业化恐怕难以成功，毕竟截至去年，中美之间仍有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额，更不用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了。美国持续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这恰恰说明它仍在大量进口商品，而持续进口则表明其自身的生产能力依然不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当时中国企业所具备的韧性。

所以，特朗普当前的发展策略与中美竞争的逻辑高度一致：他会大力发展传统能源——美国如今已是石油与能源大国。因为他秉持务实态度，明确指出新能源领域目前由中国主导，美国在成本上难以与之竞争，因此选择固守并深耕传统能源。他对欧洲也传递了类似观点，强调海运、石油及核能的重要性。关于核能，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有人认为是馊主意，但我觉得颇具新意）：让人工智能大厂自主发展核能。尽管这存在风险，但对奥特曼（OpenAI计划建设核电站）、黄仁勋这类企业家而言，技术上并非难题，毕竟核能技术早已成熟，国家与企业均可涉足，只是未来的发展结果尚难预料。因此能源问题无需过度担忧。我们曾误以为美国能源产业走向衰落，实际上美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大国，其产量远超委内瑞拉等其他国家。

同时，美国目前在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领域推行“去监管”措施。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联邦层面原本就没有任何监管；拜登任内曾出台过一个总统行政命令，但特朗普上任后便将其取消，因此美国在该领域基本处于零监管状态。现在特朗普虽强开始强调联邦监管，表面看似要加强监管，实则不然——他是通过联邦监管的名义，去除各州层面的监管。因为在人工智能等领域，部分州是存在监管的，特朗普试图借助联邦政府的监管举措，取消州级监管，以实现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此外，大家切勿忽视，美国正通过“星际之门”和“创世纪计划”等相关计划，大规模、快速地吸引全球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资本、技术和人才流向美国。

中国、欧洲、印度存在监管过度的情况，所以无论欧洲、中国还是印度的一些技术、资本、人才都在向美国流动。

因此美国发展的以下几个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1

“东升西降”是长期大趋势，

但“西强东弱”目前仍是客观事实

尽管美国当前面临诸多困难，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东升西降”是长期大趋势，但“西强东弱”目前仍是客观事实。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超越美国，这种比较其实意义不大——这并非谁打败谁的问题，事实上谁也无法彻底击败谁。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在诸多领域仍保持着发展态势。

2

“技术加速主义”存在成功的可能性

若美国的资本形态、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能以技术加速主义为核心构建并取得成功，美国将催生出全新的资本、社会与政治形态，这无疑是一场革命性变革。我们常说中国是学习型国家，美国同样是学习型国家，而特朗普的学习速度之快有目共睹，尤其是在借鉴中国经验方面。一旦技术加速主义成功落地，其意义将堪比西方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型——美国有望借此重新建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协调适配的制度体系。当前美国的经济基础扎实、生产力发展迅速，但上层建筑存在缺陷，生产关系与分配机制也亟待调整，若技术加速主义能解决这些问题，其影响将不可估量。

2026年2月20日，美国财政部启动面向金融行业的AI网络安全计划，AI技术正在渗透进各行各业，图为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总部大楼（图源：德国之声）

3

技术加速主义潜藏着巨大风险

近期有一本名为《科技共和国》的书，详细阐述了硅谷资本的思路：他们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象，试图通过技术加速主义击败中国。但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风险极高——美国或许尚未通过技术加速击败中国，硅谷就已先“打败”了美国社会。如今，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正对美国传统制度、民主社会体系及中产阶层造成冲击，甚至有解体之虞，这一现象至关重要。正因如此，澳大利亚、法国已着手立法，匈牙利也在讨论相关议题，核心都是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近期我们也在建议规范未成年人对人工智能与社交媒体的使用。由于人工智能与社交媒体高度集中于中美两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不存在相关既得利益，立法相对容易；而中美两国因涉及庞大利益群体，立法难度最大，但这是我们不得不推进的关键一步——若放任不管，社会陷入解体，仅靠技术发展毫无意义。

4

美国不会长期封闭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从宏观层面看，美国确实在走向封闭，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去过美国的人会发现，其微观层面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开放性。我认为，美国经过当前的调整、整顿与巩固后，仍将重新走向开放。毕竟，开放是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内核——美国资本不会局限于本土或西半球，必然要走向全球。全球化仍将继续，美国当前推行“国内优先”政策，本质上是在为后续发展整顿内部，这一阶段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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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05录（总录第96录）

无论从何种角度审视，中美两国实际上已形成G2格局。中美不仅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两大力量、支撑国际秩序的两根核心支柱，更是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构建者。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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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王希圣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审核｜冯箫凝‍‍‍

开放是大前提。

新世界已经来临，但新秩序还没有出现。

破解口岸经济的“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