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令，废除气候危害认定，遭环保署痛斥！

2026年2月11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环境保护署署长李·泽尔丁在华盛顿特区白宫共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强制要求军队从燃煤电厂购买电力。

特朗普政府即将推翻一项至关重要的法律裁决，该裁决将气候变化定义为对美国民众健康的威胁，是美国气候政策的基石。

今日，美国环保署宣布将发布最终规则，正式废除针对温室气体的“危害认定”。这一认定构成了环保署主要气候法规的法律基础。在气候监管这一充满博弈的领域，所谓“最终规则”远非终局。此举将给产业界、环保领域及普通民众带来令人沮丧的不确定性。

“危害认定”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法律传奇。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环保署有权依据《清洁空气法》对危害公共健康的温室气体实施监管。2009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环保署据此正式认定，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确实危及人类生命。尽管化石燃料行业和共和党主导的州多年来持续挑战该裁决，但联邦法院始终予以支持。

该认定最重要的现实影响在于，它为对汽车和卡车实施更严格的污染限制提供了法理依据。汽车制造商可通过提高燃油效率或推广电动车队来满足排放上限。

交通运输业是美国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道路车辆。若失去这项“危害认定”，针对汽车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法规将失去法律根基而不复存在。

一旦这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其他气候法规——例如针对发电厂污染的监管——很可能接连失效。

当然，政府决策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以下是三种可能的走向，但可以确定的是，诉讼大潮必将接踵而至。

环保组织指出，特朗普政府废除该认定的理由在科学和法律层面都站不住脚。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占据优势。

该裁定的核心逻辑在于：确凿的科学研究表明，汽油、柴油等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正在加剧全球变暖。这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后果：极端高温加剧了地面臭氧污染，花粉等过敏原浓度升高，以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这一结论早在2009年便已确立，此后十余年间，气候变化与健康问题的关联性证据日益凸显。环保署肩负保护美国民众健康的法定职责，而监管温室气体显然是履行该职责的重要环节。

特朗普政府可能辩称相关证据过于模糊而无法成立，但生物多样性中心安全气候运输项目主任丹·贝克尔指出：“这根本是地平说式的科学谬论。”

贝克尔补充道：“他们实质上是在否定自‘危害认定’发布以来日益清晰的可靠科学结论，用特朗普的话说，就是将其斥为骗局。”

多年来，该危害认定已在联邦法院经受了多次法律挑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执行主任迈克尔·伯格表示：“从法律层面看，危害认定及环保署的监管权限现已确立。”

针对废除危害认定决定的诉讼，最终可能重返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会推翻自身先例吗？正如2023年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所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而2022年西弗吉尼亚州诉环保署案的判决也表明，最高法院乐于限制环保署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目前最高法院6比3的保守派多数尚未暗示他们认为2007年确认环保署监管温室气体排放权力的原始裁决是错误的法律。

若特朗普政府败诉且危害认定维持有效，其将依法必须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法规。

但雷斯特雷波也指出：“很可能试图规避该裁决，出台最宽松的排放标准。届时我们将随时准备提出挑战。”

若法院支持特朗普政府，政府将不再监管温室气体排放。但这未必意味着大型污染企业就能全身而退。

联邦气候法规曾在一个关键方面保护了企业：它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社区针对化石燃料、电力和汽车企业提起普通法诉讼的途径。一旦“危害认定”消失，这层“法律保护伞”随之撤去，企业可能面临来自小型诉讼方的新一轮法律攻势。

雷斯特雷波分析道：“若特朗普政府确实废除这项危害认定，我认为这将剥夺大型企业的法律责任保护伞。此举反而会使行业暴露于重大诉讼风险中，许多企业界人士对此深感不安。”

即便特朗普最终成功撤销危害认定，该政策也可能不会长久沉寂。

短短两年后，美国将迎来新一届总统大选。气候政策的天平可能再度摆动。

若民主党入主白宫，必将撤销特朗普废除该法规的举措。“未来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项决定，”雷斯特雷波强调。

导致监管反复的症结在于：国会始终未能像1970年代针对传统空气污染物那样，通过直接监管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法案。因此，民主党每次试图应对气候变化，都不得不依赖《清洁空气法》这一本非为此设计的法律框架。在缺乏专项立法的情况下，限制温室气体的努力将持续受制于政治风向。

重新启动“危害认定”程序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下届政府需经历另一轮公示与意见征询期才能恢复该认定，且该认定恢复后仍将面临司法审查。

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既剥夺了美国民众应对健康威胁的实质行动，又在无形中推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

由于两党在危害认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气候法规屡屡陷入司法漩涡，又被新政府推翻，始终未能真正获得削减排放的机会。

诚然，美国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确有进展：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过去20年持续下降。但这主要归功于市场驱动的燃煤发电萎缩和能效提升。倘若在这些年争论法规期间，针对汽车和发电厂的气候污染限制真正生效，减排速度本应快得多。

许多二氧化碳排放源还会释放对健康造成即时危害的污染物。特朗普首任任期内，其环保署曾指出，削弱温室气体法规将导致每年新增数百例过早死亡及数万例哮喘发作。

而这种反复无常的政策，恰恰损害了特朗普政府试图扶持的产业。

汽车制造和发电等温室气体排放行业通常更倾向于宽松而非严格的污染法规，但政策目标每隔几年就变动一次，对他们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汽车制造商已着手设计2030年代的车型，但当前法规前景不明，这不仅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更推高了汽车行业的成本。

此外，美国车企还需面向其他国家市场销售，而这些国家往往设有各自严格的气候法规和电动车强制标准。若在提升能效和推进电动化的进程中踩下刹车，美国车企的全球竞争力将随之削弱。

电力公司同样面临困境：其发电厂需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前期资金，回报周期长达数十年。不断变动的规则使他们难以论证商业可行性，最终可能导致我们所有人的电费账单增加。

美国环保署宣称，撤销危害认定是为美国民众节省开支的战略举措，理由是更严格的污染标准会推高汽车和电力生产成本。但反过来看，汽车排放限值的提高能提升能效，使车主减少燃油支出——而汽油开支已是多数美国家庭最大的能源支出项。

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重振美国煤炭产业，但燃煤电厂因运营成本高于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竞争对手，已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关闭。

这些反复无常的政策调整令各方感到沮丧，对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尤为不利。

“显然，这些举措都不尽如人意，”伯格表示，“我们本应遵循科学要求，持续稳定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高影响情景，但现实却是如此。”

要实现气候变化的持久行动，需要专门的立法，但国会短期内不太可能通过此类措施。在此之前，气候行动倡导者只能利用现有不完美的工具，试图构建那个理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