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83岁生日那天，我第一次给他发红包

大年初二，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的爸爸83岁生日。

一早起来，我递给他一个红包。记忆中，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给他钱。

爸爸从医院退休后创办了自己的诊所，每天接诊百余人、全年只休息五天，887工作到78岁，再加上精于理财投资，他一直都比我有钱，所以我一直觉得轮不到我给他钱。

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以后，钱对他而言，成了手机里封存的、无法触碰的数字。近三四年，他已经不会用智能手机了。那串数字仿佛成了他的焦虑源头：他既记不清具体数额，又反复质疑它存在的真实性，更担心自己对它失去掌控力，而他最深层的恐惧，是害怕他有一天没钱看病。于是，他一遍遍找家里人对账，缠着阿姨带他去银行核对，把存折东挪西藏到谁也找不到的角落。

所以我决定帮他把金钱具象化。

他接过红包问我：“多少钱”？我哄他：“你数数。”他费力抽了三次，才把那叠钱从纸封里拽出来。数到1000元时还算清晰，再往后，指尖便无法把一张张钞票捻开了，浮皮潦草过了一遍。我问：“多少？他说：“三千二”，我告诉他是五千。他示意我帮他把外衣打开，小心翼翼地把钱藏在贴身的内口袋。

那一刻，我后悔没多给一点。因为这叠纸钞的厚薄，也许在这个此时此刻，决定了他内心安全感的多少。

爸爸生病后，特别是我退休赋闲后，我常常在想人生的意义。

我的前半生，和爸爸一样，努力想留下点痕迹，以证明不枉此生，但到头来发现，和多数人一样，我和世界的关系，拼尽全力不过就是小鸟在雪上留下一点小爪印；一段生涯结束，大雪再次落下，依旧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想来想去，人生的意义或许不在于留下什么，而是每个此时此刻，自己是否心安，以及真正在意你的人，和你在意的人，在此时此刻，是否能感受到彼此投递的温暖。

两年前，爸爸经历了一场噩梦般的急性退行。

一个月内，他突然认不出所有家人，陷入被劫持的幻觉中，病情快速推进到无法吞咽、不能行走，直到意识模糊。醒来后，他说，他还想看看世界，他要延续两条线：“生命线和父爱的线”。两年前的今天，他刚刚出院，坐在轮椅上，插着鼻饲管，勉强喝了几口汤，总算和家人一起吃了一个生日。

这两年来，他难得有笑容。有时候会忘记怎么走回自己房间，忘记如何把手从袖子里拿出来，始终挣扎在逐渐失去认知的泥潭中，在死亡的恐惧和了无生趣的极限拉扯。每次探望他，我总是想方设法，想让他开心一点；把他从床上拽起来起来，走上两圈，力劝他动一动。

他有一次赶我走，说：“你不要勉强我”。我才突然醒悟，让一个80多岁的患病老人对抗宿命，是件残酷的事情。也许仅仅是维持“活着”的状态，就已经耗尽了他的意志力。我学会了尊重他的消沉，尊重他的无为，尊重他作为生命个体最后的退守。

可生命本身，竟自有它不屈的逻辑。

昨天我问爸爸以前最爱唱什么歌。他一脸茫然。

我试探着哼起：“一条大河波浪宽……” 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旋律，小时候我听他和妈妈唱到耳熟能详。他居然接了下去，虽然声音卡在喉咙里，但颇有兴致地，他和妈妈来了一次久违的合唱。

晚上，他突然对我的手机折叠支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演示如何打开、合拢，他一遍遍地学，一遍遍地忘。每当他成功让支架立起来时，我欢呼雀跃。

这个曾做过无数台精准手术的外科医生，在那半小时里，神情肃穆地与一个不锈钢支架反复较劲。那一刻，我仿佛觉得那个坚武不催的爸爸又回来了。

肉体会衰朽，但精神却可以不退化。人生重要的或许不是寻找意义，而是尝试在每时每刻活出意义。当我放下对爸爸的期待，却惊喜地发现，这个83岁的生命，仍在暗自发力，试图一点点地“支棱”起来。

今早带他走出家门在小区溜达一圈，回家的路上我问他：“爸爸，你有没有发现，和两年前相比，你进步非常大？”他微微颔首，眼神清亮了一瞬：“是有比原来好一点。”

这是我这几年问过他无数遍的问题，却是他第一次和我达成共识。

我转过头去，几乎落泪，生命看似脆弱虚无，但在废墟之上，它再次笨拙而体面地，为自己举行了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