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是师长他是排长，28年后师长成上将，排长则是大将

1955年那会儿，全军授衔名单刚贴出来，底下私语声就没断过。

大伙儿议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许光达，肩膀上扛着四颗星，那是大将。

一个是周士第，肩膀上是三颗星，定的是上将。

为啥大家伙儿觉得这事儿有说道？

您要是把日历翻回28年前，这俩人的地位，那差距简直就像一个站在云端，一个趴在泥地里。

回到1927年南昌城头枪响那阵子，周士第手握重兵，是堂堂第25师的师长，底下好几千号弟兄听他号令。

再瞧瞧许光达，不过是这师里头第75团三营十一连的一名小排长。

师长跟排长中间隔了多少级？

那是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谁能想到，28个寒暑过去，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排长后来居上成了大将，而那会儿威风八面的老师长反倒成了上将。

有人嘀咕这是许光达命好，也有人替周士第惋惜说是运道不行。

但这事儿啊，真不能全赖运气。

你要是拿着放大镜往那一层层剥历史，就会明白：关键路口往哪抬脚，不光定了个人的生死，更把那个年代最露骨的生存法则演给你看。

这笔旧账，还得从1927年秋天那个节骨眼算起。

那是1927年9月的尾巴，起义队伍撤到了大埔县三河坝，那是真到了悬崖边上。

屁股后头，钱大钧带着十个团、两万多号追兵咬得死紧。

主力部队要往潮汕转移，这就得有人留下来当“钉子”，死死钉在阵地上断后。

接下这烫手山芋的是第25师，掌柜的正是周士第。

这会儿的他，履历亮得晃眼：黄埔一期的大师兄，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队长（这可是咱党手里最早的一把枪），北伐路上更是被人竖大拇指叫“先锋里的先锋”。

而这会儿的许光达呢？

不过是个刚从黄埔五期大门走出来没几天的毛头小子，正趴在周士第布置的防线战壕里吃土。

三河坝这一仗，打得那叫一个惨烈。

三千号人硬刚对面两万大军，愣是死磕了三天三夜。

也就是在这漫天炮火里，命运给这两人重新发了牌。

炮弹不长眼，许光达在前沿阵地挨了重重一下，伤得动弹不得，大部队转移根本带不走，只能硬着头皮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

周士第把阻击的任务扛下来了，领着剩下的两千多号弟兄撤出了阵地。

就在这节骨眼上，周士第碰上了一道要命的选择题。

队伍被打散了，跟主力彻底断了线，下一步往哪迈？

摆在面前的路就两条。

第一条：学朱老总，领着残部钻山沟，占个山头打游击，哪怕嚼草根也得死等组织。

第二条：往大城市跑，找上级机关汇报，看看上面咋说。

周士第琢磨再三，选了第二条。

开会的时候他提了一嘴，去香港找李立三汇报，大伙儿也没意见。

按理说，这决定挑不出毛病。

当指挥官的，跟上级请示那是守规矩。

可坏就坏在这一去之后的变数上。

1927年底的香港，那也是龙潭虎穴，加上周士第身子骨不争气，染上了严重的疟疾。

这时候，身边有个朋友吹风：这地界也不安生，不如去马来西亚养养病，权当避避风头。

周士第心里打鼓了吗？

那是肯定的。

可眼瞅着身体垮了，兜里也没了活动经费，接头暗号也对不上。

一咬牙，他做出了决定：走，下南洋。

这一转身，就是整整六年。

从1928年1月开始，这位曾经响当当的“铁甲队长”、起义军师长，跟组织的线彻底断了，就像风筝断了线。

这六年，他在南洋治病，后来回国在上海滩搞反蒋活动，甚至蹲过大牢，最后还是宋庆龄出面才把他捞出来。

心里那团火虽然没灭，但他确实是实打实地“离席”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那个被扔在老乡家养伤的小排长许光达，这会儿在干啥？

伤口还没好利索，他就挣扎着爬起来找队伍。

找不到咋办？

为了活命，更为了找到党，他干脆胆大包天混进了国民党那边的队伍里。

他在国民党三十三军学兵团混过副官，甚至在河北清河县当过公安局的一把手。

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从来没想过在那边过安稳日子。

1929年，身份露了馅，他又开始了逃亡路。

哪怕改名换姓，哪怕再一次潜伏进国民党独立旅当个小排长，他脑子里就一根筋：必须找到组织。

皇天不负苦心人，1929年9月，暗号对上了，他被派去了洪湖苏区。

这一来二去，两人在革命账本上的“存款”彻底掉了个个儿。

当周士第还在南洋养病、在上海滩四处碰壁找门路的时候，许光达已经在红二军团坐上了师长的位置。

等到1934年，周士第终于摸回中央苏区，虽说大伙儿还认他这个老资格，可翻开档案，党龄这块得重新算。

因为脱离组织太久，直到1935年10月，他才重新办了入党手续。

哪怕后来他干到了红二方面军参谋长的高位，可中间那是实打实空了六年，就像一块去不掉的伤疤。

把指针拨回到1955年评衔那会儿，尺子就量三样：资历、位子、战功。

周士第资历够不够硬？

那是没得说。

黄埔一期，铁甲车队，南昌起义师长。

十大元帅站一排，除了朱老总和聂帅，剩下的论党龄原本都得叫他一声前辈。

可偏偏那六年的“缺席”，让他在红军创业最艰难、最关键的那个阶段，没了踪影。

反观许光达，起点是低了点，可人家那条线是连着的，从来没断过。

更要命的是，许光达手里攥着一张王牌，这是周士第比不了的。

这张牌叫“不可替代”。

1950年，新中国要搞装甲兵。

这可是个全新行当，手里没家伙，脑子里没经验，更没现成的人才。

谁能挑这副担子？

许光达。

他不光挂帅当了装甲兵司令，还真把这事儿给办成了。

拉队伍、建军校、搞坦克技术，硬是白手起家，把中国装甲兵这摊子事给支棱起来了。

所以在部队里，大家都喊他“中国装甲兵之父”。

这分加得太重了。

大将那份名单里，每个人都得有一块自己能“镇场子”的地盘。

萧劲光镇得住海军，许光达就镇得住装甲兵。

算盘拨到最后，结局也就定格了。

周士第拿上将，冲的是老资格和解放战争时期兵团司令的位子，这是给历史面子。

许光达拿大将，冲的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身份，再加上装甲兵建设那份独一份的功劳，这是对现实成绩的认可。

许光达自个儿心里也透亮。

听说军衔比老上级周士第还高，他心里那个不安呐，专门写了封信给周士第，话里话外都是过意不去，请老首长多担待。

周士第咋回的？

书上没细写，但看样子是云淡风轻。

没争也没闹。

毕竟，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能活到1955年，这本身就是赚大了。

回过头来再琢磨周士第和许光达这事儿，其实就讲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理儿。

起跑线画得再前，不代表终点线也能冲在前面。

周士第当初去马来西亚养病的决定，站在咱普通人的角度看，没毛病。

身子垮了，为了保命，谁也不能说是错。

可在那场残酷到极点的革命淘汰赛里，这个决定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咱们常说的“坚持”，很多时候不是看你在顺风局里多能打，而是看你在掉队的时候、在看不到亮光的时候、在没旁人盯着的时候，你还在不在场上。

周士第离席了六年，回来虽然还能坐上席，但那个“先锋里的先锋”的光环，早就不亮了。

许光达从小排长干起，中间断过线、挨过枪子儿、甚至当过国民党警察，但他就像只咬住猎物的猛犬，死死咬住那个目标，一刻没松口。

28年后，排长超了师长。

看着是意料之外，可把这笔账算细了，全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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