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民国的“奇女子”：爱时倒贴，恨时撒钱，最后用命换自由。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九日那个深夜，从香港驶往上海的“加拿大皇后”号邮轮正航行在漆黑的海面上。月光被云层遮得严严实实，海风刮过甲板，冷得刺骨。

余美颜

一个穿着软缎旗袍的年轻女人靠在船舷边，妆画得很精致，神情却不对劲。她一会儿仰头大笑，笑声压过海浪声，把睡着的人都吵醒了；一会儿又趴着栏杆哭，哭得撕心裂肺，像是把十年的委屈都要倒进海里。凌晨两点半，邮轮快驶到温州海口的时候，她突然蹬掉脚上的高跟鞋，翻过栏杆，跳进了那片黑沉沉的海。

她没带走任何值钱的东西，只留下了一沓信和几封遗书。其中一封，是写给天下所有女人的公开信。这个决绝赴死的女人，叫余美颜。在那个年代，她的名字就是“放荡”的代名词。

一个女人，为什么要和几千个男人周旋？为什么临死前又说，下辈子想做个清清白白的姑娘？这到底是她自己的错，还是那个年代把女人逼上了绝路？

余美颜

余美颜一九○○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家里是开典当行的，在当地也算有钱人家。她长得好看，母亲又教她读书识字，中文学得好，英文也能说几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女孩子算是少见的新派人物，读的是西方的爱情故事，穿的是时髦衣裳，脑子里装的都是“自由”“平等”这些新鲜词。十八岁那年，她听父母的话，嫁给了开平谭家的少爷。那小伙子长得端正，还在美国做过生意，思想开明，两人刚结婚那阵子也挺恩爱。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谭家生意出了问题，丈夫只好又去美国闯荡。

二十岁的新媳妇，一个人守在婆家，日子过得憋屈。公婆看不惯她那些新派作风，她也不肯像旧式媳妇那样低眉顺眼。吵来吵去，她一气之下跑去了广州。

这一跑，就出事了。

她到广州的前一天，孙中山手下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刚被人暗杀。满城的军警都在抓可疑人物。余美颜穿得时髦，走路带风，一看就不像老实人家的姑娘，当场就被逮了进去。

人倒是很快放出来了，可这事传回老家，后果就严重了。谭家觉得丢人，立刻跟她解除婚约。她那个暴脾气的爹呢，觉得女儿伤风败俗，托了关系，把她送进了当时人称“新式监狱”的习艺所，让她在那儿学做女工，一学就是整整一年。从习艺所出来的余美颜，跟进去之前完全是两个人了。那一年把她关明白了。亲情是靠不住的，名声是假的，这世道，根本没打算给女人留什么活路。她不再指望家里，也不再相信婚姻。舞厅、赌场、酒楼，这些正经女人不沾边的地方，她进出自如。头上戴着大朵鲜花，身上穿着最艳的衣裳，广州和香港之间的轮船上，常能看见她的身影。那时候，女人要是名声坏了，就该躲着人走。她偏不。

她在闹市骑着马疯跑，被警察拦下来，掏出十块钱扔过去，头也不回地走人。她在酒店房间里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吓得服务员不敢进门。有人追着她骂，她笑着回一句：性欲就跟吃饭一样，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遇到顺眼的男人，她倒贴钱都行；看不上的，给再多也不陪。最让那帮人瞠目结舌的，是她把自己跟男人们的事写成日记，还印成了书，书名就叫《摩登情书》。书里写得明明白白，几年下来跟她有过关系的男人，少说也有三千多。这个数字，就算搁在今天，也够让人咋舌的了。

有人骂她是荡妇，她振振有词：古往今来，只有男人玩女人，哪有女人玩男人的？我跟几千个男人睡觉，就是我在玩他们。那些男人笨得很，玩起来一点不难，这不都是你们定的规矩害的吗？这话说得够狠。既然这世道是个男人说了算的游戏场，那她就偏要换个玩法。她问有钱人要钱，拿了钱就到街上撒，看着一群人弯腰去抢，她站在楼上笑得前仰后合。她要的，是让男人服软，不是让男人睡。余美颜说过一句话：我命不好，生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年代。这句话，把她这辈子的事说透了。那时候，旧的规矩还没散干净，新的秩序又没立起来。一九二几年，虽然“女人也是人”这种话已经有人在喊了，可社会上真正流行的，是“新贤妻良母”那一套，嘴上说女人是人，实际上还是要她回家做老婆、当妈。余美颜想做个人，可这世道只给她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回家当贤妻良母，要么被钉在耻辱柱上当荡妇。

她也想过回头。

一九二五年，她爱上了一个人，是南海县县长的公子。两个人山盟海誓，好得不得了。可县长夫妇一打听，未来的儿媳妇是余美颜，当场就炸了。他们把儿子关在家里不让出门，还放出话来：让余美颜把花他们家儿子的两万块钱吐出来，不然就按“土娼”的罪名抓她去坐牢。余美颜四处借钱，凑够了还回去，以为这样就能换来爱情。结果等来的是一张驱逐令人家嫌她脏，根本不让她进那个门。她心凉透了，跑去寺庙里剃度出家，想在佛前把这一身的尘缘洗洗干净。可那些以前纠缠过她的人追到庙里，吵吵嚷嚷，把清修的地方搅得不得安生。老尼姑叹了口气，说施主凡心未了，还是请回吧。那一刻，余美颜应该彻底明白了，这世上，庙堂也好，江湖也罢，没有一个地方容得下一个想要自由的女人。

跳海之前，余美颜写的那封《致女界同胞书》，字字句句都扎心。那不是荡妇的忏悔录，是一个被逼到绝路上的女人，给后来人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我命不好，生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年代。从小听父母的话，凭媒妁之言嫁了人，丈夫远走外国，几年见不着一面。我不懂事，误解了自由的意思，就这样堕落了，任性妄为了……回想以前做的那些事，真是罪该万死。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丈夫，开了女界不敢开的风气，做了让女界蒙羞的事。可如今我总算醒了，不死不足以赎罪，也不足以唤醒各位姐妹。

我吃够了这世道的苦，错是我自己犯的，可也是这世道逼的。姐妹们千万别学我那些丑事，就把我当成女界的罪人吧。我今天跳进这浊流，也赎不清万分之一的罪。只盼女界同胞里，有像我这样做的，赶紧回头，早早上岸，别走我的老路。”这话说得自相矛盾，可也说得透亮。她一边说自己该死，一边又说世道有错；一边自认罪人，一边又劝别人别学她。当时有个叫张竞生的学者，看了她的故事，叹着气说：可惜她不是生在欧洲，要不然，就不是被警察赶着跑的女流氓了，得是女英雄。是啊，要是生在开放的西方，她没准真成了性解放的先驱。可在当时的中国，她只能是个被人指指点点的荡妇。余美颜死后，有个叫杨耐梅的明星，把她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叫《奇女子》，轰动一时。可大多数人看的，不过是猎奇的热闹。

快一百年过去了，再看这个女人，该怎么看她？

有人笑话她是民国头号欲女，有人可怜她是时代的牺牲品。可也许我们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余美颜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敢拿自己的身子去撞男权铁屋的人。她说的堕落，是从丈夫走后的寂寞开始的，是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她说的放荡，不过是一个女人想在男女关系里当回主，虽然笨拙，虽然幼稚。她用身子写作，拿情爱谋生，靠疯狂报复，最后用死来清洗自己。她这一生，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仗，可每一次冲锋，都是流着血的。她遗书里说：下辈子，做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得真正的自由。这句话，让多少后人听了鼻子发酸。她嫌自己这辈子脏，却不知道，那些脏，都是这世道泼给她的污水。

今天，当我们谈论穿衣自由、谈论性同意、谈论女人该不该独立的时候，回头看看一九二八年那个跳进海里的身影，该问问自己：余美颜要是活到今天，还会被人叫荡妇吗？还会被人当成异类吗？其实，她从来不需要谁的可怜。她要的，不过是一个能让她喘气的时代。我们今天理所当然的那些自由，不就是踩在她这样悲壮的人身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她跳下去，不是为了让你我看热闹。她是想让后来的女人，不用再走她那条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