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之乱：北宋最大的禁军兵变事件，四川一词登上历史舞台

咸平三年（1000年），这对北宋朝廷来说，日子过得挺糟心。

这一年正好跨进十一世纪的门槛，离赵匡胤当年披上黄袍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

这时候坐在龙椅上掌舵的，是宋家的第三代接班人，宋真宗。

在汴京的皇宫大殿里，大伙儿本来都觉得这就是个混日子的太平年。

想当初开国那会儿，那一帮子刺头武将早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杯酒释兵权”留下的红利，眼瞅着还能再吃好多年。

可偏偏就在这一年，那个谁都觉得最稳当的地方，那支怎么看都不可能造反的队伍，突然就炸刺了。

这支队伍的名号叫“神卫军”。

这三个字你得仔细琢磨琢磨。

它可不是地方上那种凑数的杂牌，也不是被招安过来的降兵，它是货真价实的“禁军”，是赵家皇帝的亲儿子部队，是撑起中央集权大厦的那根顶梁柱。

这事儿有多荒唐？

就好比你花大价钱请的最贴心的保镖，突然从背后掏出刀子架在了你脖子上。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兵变，简直就是给了北宋引以为傲的“强干弱枝”军事体系一记响亮的耳光。

要是想把这场后来被称为“王均之乱”的事儿琢磨透，光看那些刀光剑影没啥意思，得学会算这背后的两笔账：一笔是大头兵算的“活命账”，另一笔是皇帝老儿算的“维稳账”。

咱们先来扒拉第一笔账。

这支嫡系亲兵为啥要反水？

神卫军虽然编制上归中央管，但这会儿他们正好驻扎在益州（也就是现在的成都）。

咱们把日历稍微往前翻一翻。

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乾德三年（965年），大将王全斌平定后蜀，四川这块肥得流油的地盘才正式划进了北宋的地图。

可四川这地界，那是出了名的难搞。

老话讲“天下已平蜀未平”，这话可不是在那儿瞎咧咧。

当年王全斌因为处理降兵的手段太糙，惹出了个“全师雄之乱”，朝廷那边费了老鼻子劲，又是调兵又是遣将，折腾了一年多才勉强把火给压下去。

打那以后，四川就跟个不定时炸弹似的。

沉重的苛捐杂税，再加上蜀地那种天高皇帝远、总想自己单干的劲头，让这儿成了北宋治安最头疼的无底洞。

为了能镇住场子，朝廷只能把手里最硬的牌打出去驻防。

于是，神卫军就被派过去了。

坏就坏在这儿。

在神卫军这帮大兵眼里，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赔本的。

待在汴京，那是天子脚下，吃香的喝辣的，走在大街上都带着风。

一到四川，不光是离家万里，关键是“钱袋子瘪了”。

史书上轻描淡写地写着“不满待遇”，但这四个字背后，那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怨恨。

这帮中央军的心态彻底崩了：老子是来替朝廷卖命镇压地方的，结果朝廷拿我们当耗材，给的那点碎银子连家里老婆孩子都养不活。

就在大伙儿气得牙痒痒的时候，指挥使王均跳了出来。

王均这个人，你要说他有多大的政治野心，那倒未必，但他眼光贼毒，瞅准了一个空档。

当时的情形是：益州城墙高大坚固，神卫军手里的家伙事儿又硬，再加上四川这会儿人心惶惶，正好又是个乱世苗头。

要么窝窝囊囊当一辈子穷当兵的，要么豁出命去搏一把，占山为王当个土皇帝。

于是，王均反了。

这一反，动静大得吓人。

因为是正规军造反，那是真懂怎么打仗，益州（成都）几乎是眨眼间就沦陷了。

王均这人也不含糊，当场就给自己加了尊号，建国号叫“蜀”。

紧接着，汉州（今天的广汉）也丢了。

眼瞅着除了绵州、剑门关这几个卡脖子的要塞还在宋军手里攥着，大半个四川眼看就要改姓王了。

这下子，烫手山芋扔到了汴京宋真宗的手里。

这就是我们要盘算的第二笔账：皇帝的“用人账”。

面对这种捅破天的大篓子，一般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谁拳头硬就派谁去。

但宋真宗这回脑子转得挺快。

他没有没头没脑地只派个猛张飞，而是搞了一套非常有讲究的组合拳。

他挑了三个人。

带头大哥叫雷有终。

这人现在的官职是知州，但他以前的履历很有意思：管过运粮草的差事，还参与过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

副手叫石普。

这才是真正的狠角色，在抗辽前线当过先锋，打起仗来是那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主。

还有一个监军叫秦翰。

这人是个太监。

这个班子搭得太有深意了。

要是只派石普这种猛将去，能不能打赢？

八成能。

可四川那地方，山路十八弯，补给难得要命，光靠蛮力平推往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选雷有终当主帅，宋真宗看重的不是他能不能打十个，而是他对四川那摊子烂事儿门儿清，再加上他是个管后勤的行家。

打仗打到最后，拼的不就是谁家米缸里有米吗。

特别是在入蜀作战这种地狱难度的副本里，谁能保证8000精锐禁军不饿肚子，谁才攥着胜负的钥匙。

至于派太监秦翰去，那是赵家皇帝一贯的“小心眼”。

既然禁军都能造反，那去平叛的禁军保不齐也会跟着学坏？

派个自己家里人盯着，这笔政治账必须得算得明明白白。

这支混搭出来的队伍，干活效率高得吓人。

雷有终领着8000精锐进了四川，这8000人可是真正的“特种兵”，那是从抗辽前线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见过血，杀过人，眼珠子都带着杀气。

在绝对的硬实力面前，王均那帮叛军就开始露怯了。

说到底，神卫军虽然以前厉害，但那都是老黄历了。

现在的叛军，既没有朝廷源源不断的粮草，也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打顺风仗还凑合，一旦碰到硬茬子，心气儿散得比谁都快。

到了九月份，益州城里的粮仓见了底。

这会儿就到了整场战役最要命的第三个决策点：追还是不追？

往哪儿追？

王均脑瓜子挺灵，他知道死守益州那就是等死。

他选择了突围，而且这条路选得极贼。

他没往北跑（那边是剑门关，去了就是送死），而是掉头往南。

经过广都（今双流东南）、陵州（今仁寿）、荣州（今荣县），一路狂奔直指富顺监（今富顺县）。

他的意图很明显：要过沱江。

为啥非要过江？

因为过了沱江，那边就是戎州（今宜宾）和泸州。

这两个地方在当时意味着啥？

山高林密，蛮族部落多如牛毛。

要是让王均钻进了那里，利用那种鬼见愁的地形和当地的部族势力站稳了脚跟，那这仗就不是简单的平叛了，得演变成没完没了的游击战和拉锯战。

这就好比当年的刘备进了川，或者后来的吴三桂钻进了云南，一旦有了地利，朝廷再想剿灭他，那成本得翻上十倍、百倍。

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隐患。

就在这节骨眼上，宋军的执行力爆发了。

先锋官杨怀忠，像条疯狗一样死死咬住了王均的尾巴。

这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要是让叛军过了江，后果不堪设想。

老天爷还算赏脸，在沱江北岸，杨怀忠追上了。

没啥废话，见面就是干。

背水一战听着挺悲壮，但在现实里往往就是灾难。

被堵在江边的叛军，前面是追兵，后面是滔滔大江，心态瞬间崩盘。

王均被当场砍了脑袋，剩下的残兵败将被包了饺子。

折腾到这儿，这场震惊朝野的“神卫军之乱”，在闹腾了十个月后，总算是画上了句号。

可是，这事儿真的就算完了吗？

你要是以为宋真宗只是杀了个王均就收工了，那你还是太小看这位皇帝肚子里的那点弯弯绕了。

平叛结束后，宋真宗拍板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比杀十个王均都要狠，也都要管用。

他盯着四川的地图，脑子里盘算的不再是打仗的事儿，而是怎么管这块地。

为啥四川老出幺蛾子？

归根结底，四川太大了，太封闭了，资源太集中了。

只要有一个人攥住了益州，掌握了成都平原的钱袋子，依托四周的险关，他就有了跟朝廷叫板的本钱。

王全斌那会儿是这样，王小波那会儿是这样，到了王均这儿还是这样。

既然这样，那就把这种地缘优势给它砸个稀巴烂。

咸平四年（1001年），也就是王均死后的第二年，宋真宗大笔一挥，把原本的“西川路”和“峡路”像切蛋糕一样给分了。

四川被一分为四：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这就是后来“四川”这个名字的由来——川峡四路。

这一招“切香肠”的手段实在是高。

四个路，谁也不归谁管，谁也得防着谁。

益州路虽然有钱，但没了对周边的管辖权；利州路卡着金牛道，手里攥着入蜀的咽喉；梓州路和夔州路则控制着水路交通。

打这以后，谁要想在四川造反，首先得先把其他三个路的头头搞定。

这在制度设计上，几乎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回头再看这场危机，王均的造反，把北宋初年军事制度在边疆执行层面的漏洞捅了个对穿——既想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最后马儿尥蹶子了。

而宋真宗的应对，分了两步走：

战术上，用专业的班子（懂后勤的+能打的+自己人）迅速灭火，并在关键的沱江边把叛军往深山老林跑的路给堵死了。

战略上，通过重新划分地盘，从根子上把四川地区割据的土壤给铲了。

王均之乱，成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兵变。

往后的百十来年里，尽管大宋朝在北方和西北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四川这块大后方，正如那个新名字一样，四平八稳。

这不得不说是制度设计的胜利。

但这种胜利的背后，也藏着一声叹息。

为了维稳，把一个完整的战略要地拆得七零八落，虽然防住了家贼，但也废了看家护院的本事。

当两百多年后，蒙古铁骑杀到关口的时候，这套被精心设计的制衡体系，到底还能不能顶得住，那就是另一笔烂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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