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片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段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载史册的传奇。
这年的冬天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知识青年欢欣雀跃,奔走相告。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
高考经历过十多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招生数字,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考得上。
当时绝大多数人确实都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进入考场的。
这一年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570万,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低于5%。就是这27万多人,不仅补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才断档,更有不少人成了国家栋梁!
十多年高考的中断,“老三届”、“新三届”等许多知识青年在这一年同时走进了考场,他们最大的30多岁,最小的18岁。
这些考生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考生仅仅小学或初中水平,抱着碰运气的心理也参加了高考,这些考生为数不少,他们普遍知识贫乏,水平低浅。特别是他们的语文和政治解答中,出现了的答案笑话百出。
在政治试卷的一道简答题中问“三面红旗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然而,有的考生竟然答成:“党旗、团旗、队旗”。
又如“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经历哪几种社会形态?”有的考生答成:“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由初级社到高级社。”也有的则答成:“由小队所有到大队所有再到公社所有。”
在北京市的政治试卷中,有人把陈独秀写成陈毒秀,把“不妥协的斗争”写成“不脱鞋的斗争”。
在批判四人帮时把“在旧社会吃过糠、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的戴红领章的走资派是极端反动的。”写成“在旧社会吃过糖、解放战争杆过枪、抗美援朝跳过江的载红领巾的走资派是极端反动的。”
在恢复高考中,还出现了不少有趣的答题情况。例如,一名考生在回答李时珍的著作时,写下了《论总纲》而非《本草纲目》。
另一名考生将“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的地方?”答写为是珠穆朗玛峰,并附注可能是坐飞机上去的。
更有甚者,在语文翻译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时,有个别考生将原文误译为姐夫和小姨子逛公园的故事,并附加政治性注释,表达了对出题人作风的质疑。
此外,还有考生在试卷上创作打油诗,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的遗憾和对学习的渴望。这些回答不仅体现了考生的幽默感,也反映了当时教育环境的特殊性。
尽管试卷整体难度不高,但由于教育资源匮乏和考生长期缺乏系统学习,这些有趣的回答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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