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室也有红线：安德鲁王子被捕，给全世界上了堂法治课

2026年2月19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弟弟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因涉嫌担任公职期间行为不端被英国警方正式逮捕。

此次拘捕的核心指向，是安德鲁在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向美国已故富商、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分享机密文件。

这起王室成员被刑事拘捕的罕见事件，并非单纯的王室八卦，而是现代法治对权力与身份划出的清晰边界：身份再尊贵，也不能逾越公职责任的红线；象征再特殊，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安德鲁所涉的“公职人员不当行为”，是英国普通法中一项严厉的刑事罪名，其适用逻辑不看出身、只看权责。

只要行为人具备公职身份，在履职中严重偏离职责、故意或罔顾后果损害公共利益与公众信任，即可构罪。

尽管安德鲁已于2025年10月被查尔斯三世剥夺尊号、头衔与荣誉，并被要求搬离王室住所，但警方调查的核心，正是他担任贸易特使期间的履职行为——包括向爱泼斯坦泄露涉及外交、商业的敏感文件，这直接戳破了“王室身份可豁免责任”的迷思：法律追溯行为，不豁免身份；公职一旦担任，保密与忠诚责任终身可追溯。

这一罪名的严苛，更体现法治对公权力的零容忍。在英国，公职人员不当行为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法院量刑以行为性质、危害后果、职务敏感性为依据，与身份地位无关。

曾有地方官员泄露采购机密获刑7年，警察滥用职权获刑10年，而安德鲁曾作为代表英国的国际贸易特使，手握敏感信息与外交资源，若最终定罪，理论上面临长期监禁。

法律的威慑从不只为惩罚，更在于明确铁律：公共信任不可侵犯，公职权力不可滥用，无论基层官员还是王室成员，滥权失职即触刑法底线。

事件背后，是来自英国政府、司法系统与国际社会的多重压力，共同将王室成员推向法治轨道。

1月30日，美国司法部公布超300万页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大量证据显示：爱泼斯坦2008年因性犯罪被定罪后两年多里，安德鲁仍与其频繁联系，商议商业协议、社交聚会；最新公开的照片与邮件，更直接与其“早已划清界限”的辩解矛盾。

1月3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开表态，要求安德鲁赴美国国会作证，强调“任何了解案情者都应配合调查，以受害者为中心”，直言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早在2月9日，白金汉宫便明确表态：随时准备支持警方调查，王室态度与司法行动形成合力，彻底打破“王室干预司法”的可能。

安德鲁被捕，更彻底澄清了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法治常识：英国君主虽享有刑事豁免，但其他王室成员并非法外之人。从首相公开喊话要求作证，到警方依法拘捕，再到王室表态配合，一连串行动传递出明确的宪政信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口号，权力象征不是免责金牌，身份尊贵更不是逃避问责的理由。

这既是司法独立的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底线坚守——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任何身份都不能凌驾于公共规则与公共利益之上。

从更深层意义看，这一事件是现代君主立宪制度的一次“压力测试”：王室可以作为国家象征，但只要承担公共职务、行使公共权力，就必须接受同等法律监督；制度可以尊重传统，但绝不纵容特权；维护王室声誉，更要坚守法律权威。

“公职人员不当行为”这条罪名，不仅是刑事工具，更是守护社会信任的基石：权力越大，约束越严；身份越特殊，底线越清晰。

安德鲁王子被捕，在英国王室史上极为罕见，却为全球法治提供了鲜活样本。

它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不认特权、只认责任，不护身份、只守底线。

在公众对权力监督要求日益提高的今天，这起事件再次敲响警钟：公共职责的红线，任何人无法逾越；公众信任的底线，才是所有权力与身份最不可侵犯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