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一两15克，为何今用3克？——揭开中医剂量换算的千年之谜

在日常阅读中医处方或古籍时，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桂枝、麻黄动不动就是“三两”起步，按现代考古折算，那时候的一两约等于今天的15克 。可今天的中医开方，却常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一钱约3克），这中间缩水的五倍药量到底去哪了？是因为古人身体好，还是我们算错了秤？

其实，这背后藏着中医药发展史上关于度量衡演变、服药方法的改变以及药材本身变化的大学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汉代一两”与“现代3克”的千年纠葛。

一、 李时珍的一句话，影响了四百年

首先要解开这个谜团，得提到一位重量级人物——明代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中提出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

什么意思呢？李时珍认为，汉代的度量衡和明代不一样，汉代的一两，折算到明代，用一钱（约3.73克）就行了。从此以后，明清两代的医家大多遵循这个换算标准。后来，随着清末民国时期的度量衡改革，一斤固定在500克（16两，即1两=31.25克），那么“古之一两”沿用李时珍“合一钱”的说法，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今天的3克（一钱约3.125克）。1953年以来的《中国药典》在制定常用剂量时，也主要参考了明清时期的临床习惯，因此现代教科书上经方的剂量大多被标定为3-10克区间。

然而，现代考古学已经用文物说话。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国家度量衡标准器）实测显示，汉代一斤约合现代250克，一两约合15.625克；上海博物馆藏的东汉元初大司农铜斗，也证实汉代一升约合现代200毫升。既然汉代的一两确实是现代的15克左右，为何我们不敢用？

二、 别说古人重，且看怎么喝

关键在于“怎么喝”。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的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也就是说，虽然他一锅药下了三两麻黄（约45克），但这锅药煮出来是要分三次喝的。一次只喝三分之一，也就是每服仅15克。

而到了现代，我们的服药习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受限于药材成本、煎药便利性以及安全观念的束缚，现代中医往往将一剂药定为一日量，一次顿服。虽然单味药只开了3克或9克，患者抓一包药回家也是煮两次喝两次。

更关键的是，汉代医家特别强调“中病即止，不必尽剂”。比如发汗，张仲景会叮嘱“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意思是你喝了第一次，汗出来了，病好了，剩下的药就别喝了。这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治疗策略，药量虽重，但实际进入体内的有效剂量是受严密监控的。而现代用药往往要求规律服药，把一剂药分早晚两次常规服完，没有了古人对“暝眩”反应的预判和停药机制，自然不敢轻易使用大剂量。

三、 药材的“干货”与“湿货”之别

除了服法，还有一个被现代人忽视的问题——“先称后切”还是“先切后称”？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学者考证指出，汉代时期，药材炮制相对粗放，张仲景时代的用药方式是“㕮咀”（用嘴咬碎），且多是先称量整药，再进行去节、去皮、捣碎等处理。

例如《伤寒论》中的麻黄，写明“麻黄三两，去节”。这意味着医生先称出三两整根的麻黄，然后把节去掉，再去煮。去节的过程会损失重量。桂枝要去皮，杏仁要去皮尖，这些非药用部分的剔除，使得实际入药的净含量可能只有原称量重量的80%-90% 。这多出来的“虚秤”部分，是一种古代的损耗预估。

到了唐代以后，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明确要求，必须先炮制处理干净，炮制完了再称重。这样一来，药典上写的三两，实打实就是三两净药材。如果不懂这个“先称”和“后称”的区别，直接用汉代的标准去套用现代的净药材，药效自然会峻猛许多。

四、 体质、病种与药材质量的千年之变

我们常说“古人质朴，体格雄壮”，虽然汉代人的平均寿命不如现代，但古人对疾病的定义往往更偏向急症、重症。张仲景著《伤寒论》的年代，战争频发，疫病流行，面对的是来势汹汹的外感寒邪，非重剂不足以起死回生。

反观现代，门诊中大多数是慢性病、代谢病，人群体质也多虚多瘀，如果仍按15克起步的麻黄、附子用下去，稍有不慎就容易导致虚脱或中毒。

此外，药材质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汉代所用多是野生药材，生长年限长，药力浑厚。今天的药材多为人工栽培，生长周期短，有效成分含量可能相对较低。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老中医在实践中发现，用15克现代药材，未必能达到汉代15克药材的效果，因此有时反而需要适当加量。

五、 官方的平衡之道：尊重原方，灵活用度

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不能用15克了吗？也不是。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古代经典名方的开发重视，关于剂量的考证又重新被提上日程。202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明确指出，虽然原方折算剂量（如汉代一两按13.8-15.6克折算）远大于今天的常规用量，但考虑到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将原方“每服量”作为基础推荐量，将原方折算后的日服总量作为最高上限。

如，一个汉代方子原方日总量为90克，但原方是分三次服的，那么每次服30克。现代开发成中成药或汤剂时，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参考这个“每次30克”的量，灵活调整每日服药次数。这既尊重了古人的智慧，也兼顾了现代法规的安全底线。

总的来说，汉代一两用15克还是3克，并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数学题。3克是明清以来用药习惯的沉淀，也是出于安全稳妥的考虑；而15克是文物考古的客观事实，背后还藏着分服法、先称后制及急症治疗的特殊逻辑。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理解这层差异，便不会再盲目指责“古方不可用”或“今医如隔靴搔痒”。中医之秘，不仅在于方，更在于量。当我们翻开《伤寒论》时，不仅要看到数字，更要看到数字背后的煎服法和将息法，这才是传承千年的用药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