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再当冤大头！特朗普放话：北约若不掏钱，就自己打俄罗斯！

诞生于二战废墟之上、以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已不复存在。

美国在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明确表态，除非欧洲盟友切实推进军备重整，否则美国将随时准备采取单边行动。

这一表态意味着，所谓的大国竞争模式正重新回归国际舞台。

德国领导人默茨在会议首日发表讲话，为整场会议奠定基调。他指出，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西方的自由已不再具备保障，基于权力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然瓦解。

特朗普已明确表示，跨大西洋保护机制及北约联盟将不再被美国视为理所当然。其政府更进一步，在欧洲领导人处理移民、言论自由等国际问题的方式上发起抨击。去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率领美国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曾多次质疑欧洲的价值观是否仍值得美国捍卫。

此次万斯并未参会，美国的立场改由国务卿鲁比奥代为阐述，其传递的信息同样尖锐。鲁比奥表示，美国希望欧洲能够实现强大，但他补充道，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将再度承担起复兴与重建的使命；尽管美国已做好必要时独自完成这一使命的准备，但更期望能与欧洲盟友携手践行。

他同时警示欧洲，称欧洲已迷失发展方向，深陷“历史终结论”的危险幻象之中——在这一幻象里，各国将消除边界、拥抱自由主义，却同时接纳数百万可能撕裂西方各国传统根基的移民。

欧洲沉溺于过去自由主义时代的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及教条化的新道德观，却忽视了自身在民族传统传承与国家建构上的失败。

“我们美国人没有兴趣，也不会温文尔雅、按部就班地充当西方衰落的守护者。”

据《金融时报》与《政治》杂志透露，鲁比奥与泽连斯基在会场走廊曾有过短暂的非正式会面，泽连斯基用英语低声对鲁比奥说道一句历史性名言：

“重要的不是交易，而是人格。”

而鲁比奥的回应则是：

“支撑国家的是现实，而非仅仅是历史。”

这一对话足以表明，当今世界已不再由意识形态主导，而是进入了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

民主党中间派及曾长期主导美国的建制派精英集团，已敏锐察觉到世界政治潮流的转变，纷纷在政策立场上实现180度转向。此次参会的希拉里明确承认，美国的移民政策已然走向极端，正在引发社会动荡与破坏。这位曾以民主党进步派身份参选美国总统的政治人物，此次转而严厉批判开放边界的举措，呼吁立即停止第三世界大规模移民涌入，并强化边境管控。

“我认为我们应当正视事实。关于移民这类问题，存在合理的辩论空间，但目前的移民政策已然走向极端，具有破坏性且造成了社会不稳定。”

同为民主党大佬的奥巴马，也在采访中公开表示反对非法移民，称美国是一个有边界的国家，必须建立一套有序的移民政策。

奥巴马同时呼吁民主党停止过度的道德说教，还对其家乡州州长纽森提出批评，称“我们应当认识到，民众并不愿意在市中心看到无家可归者的帐篷随处可见。”在这样的政治潮流下，唯有欧盟依旧固守着过去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教条。然而，长期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欧盟，显然已丧失了处理现实世界事务的能力。

随着美国试图逐步从欧洲抽身，欧洲各国并未意识到必须学会独立自主与协同合作，反而在美国这一“安抚者”角色消失后，开始为争夺欧洲主导权而相互倾轧。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德国总理默茨，对特朗普的尖锐批评刻意保持距离，且拒绝抨击“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MAGA）。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合影环节，遭到德国总理默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刻意冷落。德国政府在会议结束后，甚至公开批评法国的国防开支不足，难以支撑欧洲实现主权自主的目标。

在欧盟内部各国离心离德、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却依旧未能认清现实，宣布计划启动强制性共同防御条款。这一条款一旦实施，将使包括即将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欧盟国家，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之中。

与此同时，她还宣称，计划将欧盟的决策机制从“全体一致”改为“特定多数”，以阻止成员国行使否决权。欧盟最高层试图将欧盟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官僚统治机器，剥夺各成员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主权权利。

丹麦女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提议，北约应直接用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冯德莱恩对此表示赞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这位好战且缺乏常识的官员也持相同观点。她曾将欧洲称为“超级大国”，还把欧盟比作漫威宇宙中的英雄，却连演讲稿都无法顺畅宣读，遭到了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嘲笑。

事实上，卡拉斯此前就曾因发表质疑中俄二战贡献的无知言论，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与嘲讽，足以印证其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与外交素养。

上述种种，正是西方自由派女性领导层的现状与言论写照。不过，这一群体的政治生命已然进入倒计时，因为从本次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种种迹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濒临终结。自由主义最初的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种主张之上：它与其他任何政体都不同，通过原则而非武力、通过共识而非强制来实现治理。

因此，一旦自由主义将政治强制作为自我保全的必要手段——正如冯德莱恩此次推动强制性决议这般，其合法性主张便会荡然无存。如果自由主义的存续需要依靠识别并镇压“敌人”，那么它与历史上任何其他统治体系便没有本质区别。

如今，这一事实已昭然若揭。

这也是过去15年间，欧美右翼民粹主义蓬勃发展的根源所在：右翼群体意识到，自己正被一个不重视以权利与正当程序为基础运作的体系所背叛；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人都日益受制于遵循自由主义话语霸权逻辑的体系，由掌权者及精英决定谁能被自由主义接纳，谁会被自由主义驱逐。

简而言之，自由主义已全盘接纳卡尔·施密特的核心政治论断——一切政治最终都可归结为敌我区分，这正是整个西方世界过去十几年深陷无尽政治危机的根源所在。

一旦自由主义开始信奉“通过压制敌人以求生存”的逻辑，便再也无法回头。起初，这一逻辑的针对对象是极右翼；随后，矛头转向了民族主义者、保守派、自由意志主义者，甚至是对其发展路径提出质疑的自由派人士。

自由主义越是极力捍卫自身，就越背离自由的核心理念；越是背离自由理念，就越会侵蚀其自身的合法性根基。这一体系在自我矛盾的重压下不断内卷，如同“贪吃蛇”一般吞噬自身，最终陷入瓦解的境地。

更糟糕的是，每一次进步主义的“胜利”，都会催生新的诉求。

当真正的压迫势力被彻底消灭后，自由主义只能将一切传统与秩序视为必须击败的“假想敌”，以“反对歧视”“反对父权制”“反对跨性别恐惧症”等名义，行党同伐异之实。由此，便催生了当今西方世界所见的虚伪“白左自由主义”——这一秩序依旧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本质上已沦为一种意识形态胁迫机制。

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一直试图让世界相信，它是独特的——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在没有敌人、没有权力斗争、没有压制需求的情况下存在的政治秩序。

如今，这一幻想正彻底破灭。当前的问题已不再是“自由主义是好是坏”，而是“自由主义能否继续存在”。当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公开承认，其生存取决于武力而非原则时，他们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从宏观层面来看，支撑自由主义时代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体系，也早已风光不再、沦为昨日黄花。芬兰总统斯图布警告称，欧洲必须在“雅尔塔时刻”与“赫尔辛基时刻”之间做出抉择。

“雅尔塔时刻”标志着美、英、苏三方对欧洲的势力划分，而“赫尔辛基时刻”曾在冷战时期助力缓解东西方紧张局势，却已被卡拉斯等欧盟狂热的意识形态分子亲手终结。

美欧之间的分歧，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新常态。当北约70%的军费支出都由美国承担时，欧洲又怎能指望获得美国的尊重，并要求与华盛顿平起平坐？特朗普已明确告知欧洲人，美国将不再以本国人民的鲜血与财富，换取欧洲的和平与繁荣。

西方国家的民众也已开始意识到，依靠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再也无法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

近几十年来，作为开放合作国际秩序的原始支持者与受益者，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与发展停滞困境。

在西方世界内部，自由国际主义已不再被视为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实现稳定与团结的源泉，反而被看作是权贵阶层与“世界公民”纵横驰骋、谋取私利的舞台。爱泼斯坦事件，便是这一现状最生动的写照。

当经济增长停滞、社会信任瓦解、人口崩溃加速、体制内部腐朽不堪时，自由主义行使权力的合理性便会随之消失——这正是当前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人们本能地感受到，现行的游戏规则对自己不利：他们无力购置房产，通货膨胀不断侵蚀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生活在一个信任度日益低下、生育率崩溃、移民数量失控的社会中，无力结婚生子，还目睹着一个又一个机构被极端狂热的意识形态所劫持。

于是，当西方世界在“自身身份认同、核心信仰、社会价值观导向”等关乎共同形而上学框架彻底崩溃后，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便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拉开了序幕。

我们所有人，都将亲身见证这一时代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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