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从生活经验中探究优绩主义观念的形成

赵青矣

史海钧

从生活经验中探究优绩主义观念的形成

作者 |赵青矣、史海钧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原文 |

拙作《教育失配、社会流动与优绩主义信念》得以在《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1期发表，十分荣幸。感谢编辑部的邀请，使得我们可以在这份手记中表达创作这篇文章的心路历程。

近年来，从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到微信公众号的各种推送中，关于优绩主义的讨论层出不穷。这些讨论形式多样：有的援引桑德尔、项飚等人对优绩主义价值的评论并进行二次创作；有的分享自身在优绩主义影响下的实践与困扰，以求共鸣；还有的呼吁重思优绩主义，倡导建立多元的人生价值观。优绩主义这一早已被社会学者深入探讨的概念，如今再度成为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关注的热点。我们长期求学所在的清华园和燕园，堪称教育体系中的“优绩主义高地”。这里的学生既享受着优绩主义带来的光环和资源，又不同程度地承受着优绩主义及其“破碎”所带来的沮丧和痛苦。曾有一段时间，我们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优绩主义。大家滔滔不绝地述说如何历经艰辛考入名校，名校身份所带来的荣光与负担，以及应当如何面对优绩主义这个既支撑自己前行，又带来诸多矛盾的信念体系。尤其当许多同学与好友先一步离开校园，走入职场后，再聚首聊起这个话题时，我们察觉到一种微妙的态度：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曾在优绩主义的激励下一路拼搏、进入名校，然而学历的提升似乎并未换来预期的回报，许多人有一种幻灭感；可当话题更深入现状时，态度又隐约发生转变，尽管多年苦读最终可能只是在国贸、金融街或西二旗成为一名“PPT纺织工”，但毕竟凭借努力进入清北、定居北京，来到了从各个维度来说都“更好”的地方。

身边朋友的这种纠结让我们意识到，个人的优绩主义观念并非完全由外在文化或社会结构决定，而是与个体生命历程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起初我们推断，朋友们对优绩主义复杂而矛盾的态度是在他们进入职场后逐渐形成的，因此工作场域很可能对个体相关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曾尝试将这些思考转化为明确的理论假设并寻求数据验证，但几次探索的结果都不理想，研究也因此搁置。

转机出现在我们对“教育失配”（个体职业所需的教育与其实际所受教育不匹配）的研究过程中。自2023年秋季起，我与海钧持续关注这一议题，并陆续完成了几篇相关论文。到了2024年深秋，在一次组会结束返回住处的路上，我又想起朋友们的那些叙述，忽然意识到：他们许多人的人生经历，恰恰映射出我们长期关注的“教育失配”现象——这是否正是塑造个体优绩主义观念的重要因素呢？当晚，我和海钧查阅了大量中外文献，发现尚无研究深入探讨此问题，于是我们决定重启这一课题，并借助CFPS数据对二者关系展开初步分析。

在经过几天的探索后，我们发现，“过度教育”——即个体实际受教育水平高于职业所需教育水平与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这一结果非常稳健。这初步验证了我们的猜想。然而此时研究的整体框架仍显单薄。于是，我们重新回顾在一次次长谈中听到的故事，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表达：尽管自己没有取得早年期待的职业成就，但大家都强调“至少凭借努力取得了一些东西”。反复推敲后，我们意识到，这些话背后的意涵与社会学中“社会流动”概念非常接近。由此，个体优绩主义观念在生命历程中的两条轴线被初步勾勒了出来：一是在共时层面，个体是否取得了与自身努力（教育）相匹配的成就，即优绩主义所承诺的“对等回报”；二是在历时层面，个体是否实现了相对于出身阶层的向上流动，从而弥补共时层面“教育—职业”失配带来的落差。至此，本文关于“教育失配、社会流动与优绩主义观念”的探讨已初具雏形。

正式动笔已是2025年的春天。彼时海钧远赴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我们隔着12个小时时差完成了论文初稿。随后，我在何晓斌和郑路老师主持的组会上汇报了本文，并得到两位老师若干极具启发的建议。5月，在何老师的鼓励下，我们将稿件投至《社会学研究》，几周后得知论文进入外审。

秋天，海钧结束访学回到北京，我则前往斯坦福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抵达帕罗奥图的第一晚，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清晨四点多醒来，恰好收到编辑部赵梦瑶老师发来的外审意见。两位外审专家就论文的理论框架、文献对话、数据分析和建模过程提出了尖锐但富有洞见的建议；特别指出应从“地位不一致”的视角重新思考教育错配的理论内涵，并将其与社会流动纳入统一的理论系统中。我立即将邮件转发给海钧，相约线上讨论。第一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议只是初步消化了意见，并未形成具体的方案。我们商定：由海钧依据意见重新处理数据，我则借助斯坦福的学术资源广泛阅读相关文献，几日后再进行讨论。会议结束走出家门时，我见到了人生中第一场硅谷的日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边适应着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一边持续研读文献；海钧则专著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随着文献积累的深入和实证结果的丰富，我们的修改思路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理论层面，我们通过引入教育失配和社会流动的概念，弥补了传统结构论从单一地位出发、静态理解优绩主义认同的不足，以教育失配刻画个体所处地位的内在张力，并在社会流动的动态视角下阐释这种地位张力如何影响优绩主义认同；在实证层面，依照外审意见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分析后，更多证据支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这坚定了我们对研究结果的信心。几天后，我在和美国的导师魏昂德教授见面时向他详细汇报了本文内容和外审意见，并收获了诸多宝贵的建议。经过数次线上讨论后，我们着手修改论文并撰写修改回应。一个多月后，10月初，我在由洛杉矶南下圣迭戈的火车上完成了稿件最终修订，并提交编辑部。

几周后我们收到了第二轮修改意见，辑部老师对文中四个主要变量的测量方式以及回归模型的设置提出了重要建议，并要求两周内返回。于是，我和海钧重新处理数据，继续修改论文并撰写回复。加州和北京之间16个小时的时差使得我们几乎可以昼夜接力工作，海钧在北京时间晚上十点结束写作，我就在太平洋时间早晨六点起来接手，如此连续奋战了十几天，终于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修改。两周后，编辑部认可了我们的修改，文章进入后续校对过程并最终得以刊发。在此过程中，赵梦瑶老师和编辑部其他老师对稿件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们敬佩，海钧虽然有各种压力在身，但依然负责了绝大多数和编辑部的对接工作。在我们合作的诸多研究中，他认真负责的态度总是让我感动，好的合作者是学术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持，与他一起讨论学问是我博士生涯里最幸福的事情。

回到本文的研究主题“优绩主义观念”，我们的结论指向一条明确的路径：在当下中国社会，优绩主义并非一种应被彻底否定的价值观念，关键在于破除文化中对何为“优”、何为“绩”的单一定义，拓宽评价体系与成长赛道。更根本的是，地位虽有高低，事业或有成败，但人的价值不应依附于任何外在的条件。唯有褪去加在成功者身上的光环，消解对所谓失败者的偏见，才能真正释放优绩主义的积极意义。

最后，我们再次衷心感谢清华大学的何晓斌、郑路、刘精明老师，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老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宋曦老师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对我们的鼓励、指导和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本文难以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