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小品为何失去锋芒？笑声背后的真实与犀利缺失

还记得赵本山在《拜年》里那句“耗子给猫当三陪，挣钱不要命了”吗？ 就这么一句带着东北大碴子味的调侃，像一把手术刀，直接剖开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公款吃喝、权钱交易的荒唐。 观众在电视机前笑得前仰后合，笑完了，心里却“咯噔”一下，因为那笑声里扎着一根现实的刺。 那时候的春晚小品，是敢带着刺的。

时间快进到2025年除夕夜。 当一家人围坐在电视前，期待一年一度的语言类节目“笑果”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份怎样的节目单？ 整台晚会46个节目，歌曲类占了27个，而语言类节目只剩下8个，其中小品5个，相声3个。 对比赵本山时代的春晚，语言类节目常常能占到十多个，小品更是百花齐放。 数字的锐减，是第一个直观的信号。

这5个小品，表演者名单里熟悉的老面孔几乎集体消失。 赵本山、宋丹丹、潘长江、蔡明、郭冬临……这些曾经霸屏除夕夜的“钉子户”不见了踪影。 撑场面的只剩下沈腾、马丽这对“定海神针”，以及一些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等综艺里走出的新人面孔。 演员的更迭背后，是喜剧生态的断层。

那么，这些新面孔带来的作品，到底在演什么呢？ 有网友在看完2025年春晚后调侃：“看个开头就能猜到结局，还嫌不够敷衍？ ”这句话虽然刻薄，却戳中了一个普遍感受——套路化。 当年的小品，你猜不到范伟下一秒会不会被忽悠瘸了，猜不到白云黑土又会爆出什么惊人之语。 而现在的小品，尤其是家庭题材，几乎形成了“先吵架、再误会、然后煽情、最后和解包饺子”的固定叙事模板。 《金龟婿》、《借伞》、《点点关注》都被指剧情同质化严重。 当喜剧失去了意外和惊喜，就像看一场已经知道比分的球赛，索然无味。

笑点从何而来？ 赵本山的“要啥自行车”、“改革春风吹满地”是从市井生活中长出来的语言智慧，是浓缩了社会情绪的“时代切片”。 它们源于真实的讨价还价，源于对时代变迁的幽默观察，所以能跨越数十年，至今仍是网络社交的暗号。 反观现在的小品，包袱大量堆砌着过时的网络热词。 有业内人士甚至透露，导演组有时会强制要求剧本植入“跳楼机”、“美美香妹”等当年的流行词，不顾剧情逻辑生硬嫁接。 这种填鸭式的创作，让小品变成了“网络烂梗拼盘”，与观众的真实生活产生了厚厚的隔膜。 年轻人觉得梗老掉牙，老年人根本听不懂这些来自互联网的“黑话”。

更致命的是节奏的失控。 沈腾和马丽在2025年春晚表演的《金龟婿》，被很多观众批评“戛然而止”、“虎头蛇尾”。 导演组的解释是为了优化节奏，但观众并不买账。 有消息称，春晚对于小品的时间有着严苛到分钟的把控，通常不能超过15分钟。 一个原本17分钟的作品，可能会被要求删减至8分45秒，而删减的方式有时是粗暴的“掐头去尾中间砍”。 当叙事完整性被暴力压缩，人物情感转折必然生硬，精心设计的包袱也失去了发酵的空间。 岳云鹏的相声《我们一起说相声》甚至被批评全程冷场，互动环节中观众喊出的“岳云鹏别再来春晚”反而成了最大笑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为什么创作会变成戴着镣铐跳舞？ 这就要触及那个核心的机制——审查与边界。 一位曾为蔡明写小品的编剧透露，春晚小品的审核有一套复杂流程，从选题开始就要上报，主题必须符合“真善美”，结局必须弘扬正能量。 这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标准的模糊和执行中的“安全至上”。 有创作者坦言，审核者有时会背熟剧本后反而失去笑点敏感度，以“正能量不足”、“老年人看不懂”等模糊理由否决创新设计。 赵本山曾即兴模仿审查领导：“太好笑了？ 毙掉！ ”这句讽刺，在2026年初因为papi酱的一个吐槽视频变成了现实。 papi酱在视频中扮演春晚导演，用“太好笑了，毙掉！ 一点正能量都没有”来否决节目，结果这个视频很快被全网下架。 戏谑与现实形成了荒诞的闭环，精准地揭示了创作环境的紧绷。

在这种机制下，讽刺的尺度被严格限制。 可以调侃一下“形式主义”，但绝不能触及更深层的体制根源。 于是，讽刺的对象从《牛大叔提干》里的乡镇干部、《打工奇遇》里的酒楼老板，全面退缩到“马大姐”、“邻居大爷”、夫妻矛盾这些绝对安全的领域。 2025年小品《花架子》试图讽刺形式主义，被一些观众认为是难得的亮点，但其讽刺层级和结局处理（依赖“巡查组”这样的“青天”力量）依然能看到明显的安全边界。 当讽刺这把手术刀被换成了一把柔软的橡皮锤，它自然无法再剖开任何现实顽疾。

高压的创作环境也加速了人才的流失和透支。 宋丹丹坦言因“创作力下降”和压力退出，赵本山在54岁离开时已患脑溢血，仍曾带病坚持登台。 老一辈艺术家退场后，接棒的新生力量却面临两难：要么是沈腾、马丽这样被视为“赵本山精神延续”的团队，但他们的作品如《占位子》也被批评受限于“安全区”；要么是大量跨界而来的影视演员、流量明星，他们缺乏喜剧表演的节奏感和专业功底，进一步稀释了作品的喜剧浓度。 喜剧创作成了一个消耗大于滋养的恶性循环。

这一切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观众共鸣的断裂。 春晚收视率虽然凭借其国民级平台的惯性依然保持高位，2026年马年春晚的峰值收视率甚至达到了40.46%，但口碑的分化与吐槽声量逐年攀升。 社交媒体上，对语言类节目的评价常常是“尴尬”、“抠出三室一厅”、“人味变淡了”。 观众用遥控器换台，用手机刷短视频，用微博进行集体吐槽。 数据显示，2026年春晚直播期间，微博吐槽帖的互动量较2020年暴涨了300%。 当语言类节目的最大功能不再是制造欢乐，而是提供“全民吐槽弹药”时，节目本身已经异化。

更深层的影响，是喜剧社会功能的退化。 从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讽刺形式主义，到赵丽蓉的《打工奇遇》讽刺虚高物价和虚假宣传，再到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直面计生政策下的现实困境，黄金时代的春晚小品扮演了“社会清道夫”和“情感安全阀”的角色。 它用笑声解构荒诞，释放公众情绪，并在笑声中完成温和的批判与反思。 而现在，当小品不再试图刺痛任何一根神经，它也就从“社会镜子”降格成了纯粹的娱乐消遣，甚至是指令性的价值观传声筒。 赵本山很多年前说过一句话：“一年365天大家都在受教育，除夕晚上就别再教育了，好好乐呵乐呵就行。 ”这句话在今天听来，像是对当下一种创作倾向的遥远回应。

于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现象出现了：年轻人通过B站、抖音反复观看赵本山、陈佩斯的老小品，用“要啥自行车”、“宫廷玉液酒”作为接头暗号，在弹幕里寻找共鸣。 他们对几十年前的台词和包袱了如指掌，因为这些台词扎根于生活，承载着跨越时代的情感。 而当下春晚舞台，却很难再创造出能融入国民集体记忆的新经典。 人们怀念赵本山，本质上是在怀念那个允许艺术带刺、允许幽默承载真实观察与温和批判的时代。 当笑声只剩下安全，思想便开始沉默。 这不是创作者的错，这是一个需要整个创作生态共同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