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过五关斩六将的明朝科举

在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科举堪称最公平、最系统、也最残酷的选拔机制。若说“过五关斩六将”原是形容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忠勇与艰险，那么用它来比喻明代士子攀登科举之巅的历程，可谓贴切至极。从童生试到殿试，层层设卡，步步惊心，无数寒窗苦读的书生在这条独木桥上折戟沉沙，唯有极少数人能披红挂彩，金榜题名。而明朝，正是科举制度发展至巅峰、规则最为严密、竞争最为惨烈的时代。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然而，在此之前，士子必须先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取得“生员”（即秀才）资格，方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这三场初级考试虽不属正式科举层级，却已如第一道“关隘”，筛去大批资质平庸或准备不足者。尤其院试由各省学政亲自主持，标准严苛，录取率极低。许多士子考了十几年仍只是“童生”，连秀才都未捞到，更遑论进士功名。

一旦成为秀才，便算踏入士人阶层，可免徭役、见官不跪，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于各省省城举行，又称“秋闱”。应试者多为秀才，亦有国子监监生等。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三天，考生需在号舍中吃喝拉撒、答题作文，条件极其艰苦。题目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求严格遵循朱熹注解，文体限定为八股文——这种高度程式化的写作形式，既考察对经典的掌握，也检验逻辑与文采。乡试录取者称“举人”，第一名曰“解元”。中举意味着身份跃升，不仅可做官（虽多为小吏），更获得参加会试的通行证。《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正折射出这一关卡对普通人命运的颠覆性意义。

过五关斩六将

然而，乡试只是第二关。真正决定命运的是第三关——会试。会试于京师举行，又称“春闱”，由礼部主持，主考官多为内阁大学士或翰林院重臣。全国举子齐聚京城，竞争异常激烈。明代中后期，每次会试应试者常达数千人，而录取名额仅三百左右，录取率不足一成。会试同样考三场，内容更深、要求更严。一旦落第，三年光阴虚掷，许多人一生困顿于此。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早年屡试不第，其父王华乃状元出身，旁人讥讽，他却淡然道：“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可见科举之压，早已深入士人骨髓。

通过会试者称“贡士”，尚不能称进士，还需闯最后一关——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或委派重臣代行），名义上是“天子亲策”，实则多为排名之用，极少黜落。但殿试结果直接决定前三甲归属：状元、榜眼、探花，荣耀无双。殿试只考一场策问，要求考生就时政、治道发表见解，虽不拘八股格式，却需立意高远、文辞典雅。殿试放榜之日，金殿传胪，新科进士披红簪花，游街夸官，万人空巷，风光无限。然而，这风光背后，是多少人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牺牲？

若细究明代科举之“五关”，实可对应：县试、府试、院试为初阶三关，乡试为第四关，会试为第五关，殿试虽形式大于实质，却象征终极荣耀。而所谓“斩六将”，则可理解为士子在备考过程中需克服的六大障碍：一是家境贫寒，无力购书延师；二是名师难觅，自学易入歧途；三是八股桎梏，扼杀思想活力；四是考场舞弊，公平常受侵蚀；五是心理压力，屡试不第致精神崩溃；六是政治风险，如卷入科场案则身败名裂。

明代科举虽标榜“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但现实中弊端丛生。嘉靖年间，权臣严嵩父子操纵科举，卖官鬻爵；万历朝，首辅张居正安排其子中举、中进士，引发朝野非议。更有甚者，顺天府乡试曾因舞弊被皇帝下令重考，涉事考官下狱处死。这些事件暴露了制度理想与现实操作的巨大鸿沟。

关羽千里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科举仍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明代近三百年间，共开科89次，录取进士约2.5万人。其中不乏出身微寒者，如海瑞，幼年丧父，母织布供读，终成一代清官；又如张居正，虽非赤贫，亦非世家，凭科举跻身权力中枢。科举制度虽僵化，却维系了社会流动，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

更值得玩味的是，科举不仅选拔官员，更塑造了整个士人的精神世界。八股文训练出的思维模式——起承转合、代圣贤立言——深刻影响了明代文化与政治话语。士子们熟读四书五经，以孔孟之道为圭臬，以忠君报国为志业。即便落第，许多人仍以塾师、幕僚身份参与地方治理，成为基层社会的稳定力量。

回望明代科举，它既是一座金字塔，也是一台绞肉机。无数人前赴后继，只为那凤毛麟角的功名。有人成功登顶，光宗耀祖；更多人则默默湮没于历史尘埃。但正是这种近乎残酷的竞争机制，锻造出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文官为主体的治理体系，支撑大明王朝近三百年国运。

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

今日我们重提“过五关斩六将”的明朝科举，并非鼓吹其制度优越，而是试图理解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执着与悲欢。在没有多元出路的年代，科举是唯一的光。他们用一生去追逐这束光，哪怕灼伤双眼，也不曾回头。这份孤勇，或许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底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