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余姚解放，溃军过境遭民兵堵截纷纷缴械

解放战争时期，余姚仍沿袭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区域划分，余上县系由余姚姚北地区与上虞北部合并而成。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余上县及所属临山、马渚、周巷、庵东、浒山等6个区，仅留下了10余位同志为县、区特派员，坚持斗争。

经过三年多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和游击战争，余上县、区组织和政权组织得到重新恢复、发展和健全，地方武装从无到有、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浙东反蒋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国民党统治已风雨飘摇。在浙东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亦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继续修筑工事，集结军队，企图作垂死挣扎。

还有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潮水般涌入浙东。余上地区也常有国民党散兵游勇过境，少则十余人，多则数百人，所到之处，奸淫掳掠，给当地群众制造了新的灾难。“蒋军下乡，东西抢光，年糕吃光，捉鸡牵羊”，这句写在墙上的标语，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为迎接解放，浙东人民武装力量在1948年下半年和1949年初的半年时间里，在宁绍一带组织向敌军展开全面进攻并取得连续胜利。浙东党组织决定迅速壮大武装，集中力量，有计划、有规模地消灭敌人，为此将有关县的自卫大队集中编入主力。余上自卫大队——“勇猛部队”，在此时上升为主力。

之后，中共余上县委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各区抽调部分武工队队员，并动员一部分地方积极分子参军，充实各县自卫大队，番号“小勇猛”，很快发展到40余人，建立了3个班。

可不久，其中2个班又上升编入四明主力，余上县委又在留下的1个班基础上扩建部队，把“小勇猛”改为“新生”。

受胜利形势的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要求参军、参加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到5月中旬，余上县人民武装包括县飞虎队在内已发展到近60人，配有5挺机枪。各区武工队也日益扩大，由10余人发展到30余人，有的区达到近50人，并开始筹建区自卫队。

到1949年3月，浙东和余上的形势起了根本变化，敌军分崩离析，军无斗志，陆续派人前来联系，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余上县工委、县办针对这一新情况，指示各地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大军即将渡江南下的大好形势，阐明我方的一贯政策，敦促蒋军官兵认清形势，看准时机，及早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

工委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区别情况，针对不同对象，制定不同方针：凡有条件起义的，就立即组织他们起义；凡愿意放下武器投诚的，保证去留自由，并发给路费；对暂时不愿起义和投诚的，要令其原地待命，不准破坏地方设施，保证维护地方安全。

对那些拒不投降，继续祸害群众的国民党武装人员则开展军事攻势。3月26日，县飞虎队和二区武工队突袭小越镇公所，消灭了镇公所1个班的警备武装，缴获了全部武器。接着，又堵住了双堰乡保警队，又缴获长短枪5支。

在我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之下，驻余上的国民党军内部动摇，矛盾加剧，起义反正者甚众。3月底，驻谢塘镇保警队部分官兵携机枪1挺、长短枪10余支宣布起义，并在指定的地点集中，与余上地方武装顺利会合。

驻五车堰的上虞县保警队朱允灿部，大部分官兵也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地方同志多次与其接触谈判，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对愿意留下的，欢迎加入革命队伍；对希望回家的，则发给路费提供方便。

余上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庵东税警起义。

在庵东，国民党驻有两部分税警，一部分是两浙税警，有200余人；一部分是两淮税警，是淮海战役时从两淮盐场撤到庵东的，有700余人。两部分税警间矛盾重重。两浙税警派员与余上县办联系，在余上县工委的支援下，于5月6日全体起义，受到我方欢迎。

两淮税警自恃装备精良，人多势众，虽经我方多次联系，仍无投降之意。对此，余上县委一面继续劝导，一面命令他们原地待命，不准破坏，以便大军入境后接管。最后，这部分税警于余上解放前夕逃往宁波。

1949年4月21日，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10日，成立了以谭震林、谭启龙为主的浙江省委。

5月16日，我三野第七兵团第二十一、二十二军，从杭州出发，跨过钱塘江大桥，分三路进军，一路沿杭甬公路东进，一路经嵊县、新昌进军象山，一路经金华南下温州。

国民党为有充分时间从海上逃往舟山、台湾，将大批正规军撤到杭州湾以南、曹娥江以东地区，重新布防，妄图凭借曹娥江，阻挡大军追击，苟延残喘。

余上县工委积极地投入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遵照中共浙东临委、四明工委的指示，组织人员集中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和“约法八章”，以便进城后按政策进行工作。同时，根据上级要求，立即组织征借粮油等物资和征集军用地图以备解放大军使用。

其后，余上县委党、政、军、民全部发动。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率领县工委、县办同志转移到马渚一带，派员设法在姚城搞到一张军用地图，以供大军所需。

余上县各界群众纷纷动员起来，维护社会治安，防止散兵游勇趁火打劫，消灭小股敌军和散匪，保证社会安定。马渚、青港等地群众日夜加工粮食，筹集粮草，以供解放军需要。各地群众和团体纷纷动员，组织起慰劳队、支前队，一俟大军入境即可开展大规模支前活动。

余上地区当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自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大批国民党残兵败将似潮水般涌向浙东，逃往宁波，余上便成了他们必经之路。这些散兵游勇虽然军心涣散，溃不成军，但无论在人数还是武器上都要胜过我武工队几倍。

余上县工委正确分析了这类敌军的情况，认为他们在前方打了败仗，士气低落，人数虽多，但战斗力不强，指示各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要积极组织民兵堵击，尽可能予以歼灭。

5月某日，国民党部队百余人，以木船为逃跑工具，溃逃至低塘，当晚在低塘桥头停泊过夜。余上地方武装闻讯后迅速组织力量连夜赶赴低塘，不费一枪一弹，缴获全部枪械弹药。

5月20日，200余敌军从百官方向溃退下来，在途经青山时，被我余上地方武装和民兵堵击。敌不堪一击，迅速溃逃，我又缴获敌人全部武器，内有轻机枪4挺。在此期间，国民党驻余姚境内部队已胆战心惊，土兵开小差者时有发生。

5月7日，我四明主力一举解放姚南重镇梁弄，敌军更是提心吊胆。除了一部分驻守曹娥江东岸企图负隅顽抗，拖延时间外，其余敌军则龟缩在县城及集镇内，惶惶不可终日。

5月21日，我二十二军在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的配合下，突破敌曹娥江阵地，次日即分三路进军：一路往南，向上虞县城丰惠挺进；一路向北，向大沽塘沿海一带进军；一路在中间，继续沿杭甬公路追击残敌。

21日上午10时许，四明主力五支队一部首先在筀竹岭以西的龙舌村与解放军六十五师先头部队一九五团会师。

下午3时，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及部分同志，也在马渚与六十六师先头部队一九六团会师，不久，六十六师师部也进驻马渚。余先向师首长报告了敌情，并将早已备好的军用地图、物资等逐一移交，对此，大军首长深表谢意。

同日下午，六十五师一九三团也在斗门前场趾与地方游击队会合。

大军所到之处，受到余上群众的热烈欢迎。期间，驻余姚守敌见我军兵临城下，再也无心恋战，连夜退守宁波。国民党余姚县县长兼县保安团团长朱承德见势不妙，亦率保安团及县自卫总队大部弃城而逃，后于24日晚在鄞县石碶被我全歼，朱承德等240余人被生俘。尚剩驻丰山敌军一个排及余姚城内的县自卫大队一个中队奉命驻守。

21日傍晚，六十五师以一九三团为先导，冒雨向余姚县城进击，以扫清外围障碍。在余姚地方党的支持下，该团首先向驻丰山敌军发起进攻，敌不堪一击，瞬间战斗便告结束，我军生俘敌40余人，至此姚城周围已不见敌踪。

深夜，六十五师一九五团七连三排指战员首先摸进余姚县城，并迅速扑向敌自卫总队队部，很快便解除了残留的一个自卫中队的武装，俘其中队长以下90余人。

5月22日，正值我军向余姚县城挺进时，又有数百名国民党残兵败将从绍兴溃退下来，路过垫桥路四塘头一带。由于连遭败绩，走投无路，敌内部怨气冲天，士兵要求解散回家，当官的也意见不合，议论纷纷。

余上县三区领导获悉情况，派员与敌头目谈判，并发动区武装和群众配合行动。经谈判，敌官兵心灰意冷，全部缴械。事后，三区发给每人路条一张，银圆2元，队伍解散。这一次，余上县又缴获长短枪几百支，机枪数挺及军用物资部分。

这段时间内，余上县不仅迅速发展壮大了地方武装，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同时，也为大军入境肃清障碍。

23日凌晨，六十五师胜利进驻姚城。为了不惊扰群众，这一夜，战士们倚墙而息。拂晓后，六十六师也赶到姚城，与六十五师会合。上午，中共四明工委及姚虞县、余上县的领导也进城与大军首长会面。浙东古城余姚从此回到人民手中。

余姚解放后，为了迅速稳定社会和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电令，余姚于5月25日成立了“余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解放军二十二军六十四师政委李荆山任主任，四明工委委员薛驹任副主任。

军管会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迅速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敌特破坏；二是组织支前大队，配合解放军继续向东进军，支援解放定海的战斗；三是成立县大队，肩负起紧张的剿匪任务，剿匪的重点，在沿海的余上地区。

经过一段时间的警备和组织，1949年6月，由随军南下的干部和坚持斗争的本地干部合并组建中共余姚县委和余姚县人民政府，并撤销战争年代沿袭的姚虞、余上两县。

新成立的中共余姚县委由林生任书记，原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为副书；委员有郭子栋、孙华甫、张振世。县委机构及配备的干部为：由杨胜远任县委秘书，孙华甫任组织部长，李明任宣传部副部长并主持工作；孔益为民运部长。

从此，余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一步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