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张扣扣向王家复仇，唯独不杀王自新妻子：她有不死的理由

除夕本应是万家灯火、笑语盈盈的团圆时刻，然而2018年2月15日，在陕西汉中南郑区王坪村，一场浸透血色的旧怨骤然爆发——张扣扣持刀闯入王家院落，连斩王自新、王校军、王正军三人。令人惊异的是，他未伤及王自新妻子分毫。而这场杀戮的种子，早在1996年便已深埋：那一年，13岁的张扣扣亲眼目睹母亲汪秀萍在争执中被王家次子王正军击打头部致死，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时年17岁的王正军有期徒刑七年，并判赔民事损失九千六百元；扣除各类支出后，张家实际仅获偿一千六百余元。

二十二载光阴流转，仇恨并未随岁月淡去，反而在沉默中持续增殖、凝结成铁。他早已将复仇路径反复推演，为何唯独绕开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妇？是心底尚存一丝未泯的良知，抑或另有难以言说的考量？

被判死刑

2019年7月17日，张扣扣在陕西汉中被执行死刑。

这一结局，对许多关注此案的人而言，并不意外。

早在2018年除夕当日，当他挥刀斩断三条性命之时，便已亲手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休止符。

死者身份明确：王自新——王家家长；王校军——其长子；王正军——当年致死张母的直接行为人，彼时未满十八周岁。

此案迅速被冠以“张扣扣复仇案”之名，席卷全国舆论场，引发持续数月的激烈交锋。

有人斥其暴戾无情，有人叹其命途多舛；但无论立场如何分化，三条鲜活生命的消逝，始终是法律不可绕行的底线。

真正刺痛人心的，从来不止是2018年除夕那一瞬的寒光，更是1996年那个夏日午后——烈日灼灼，血染黄土，一个少年跪在母亲尚有余温的躯体旁，世界从此失声。

1996年，张扣扣年仅十三，尚未读懂法律条文，却已刻下终生无法抹除的记忆：母亲汪秀萍在邻里纠纷中遭王正军持木棒猛击头颅，抢救无效离世。

司法程序随后启动，法院认定王正军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鉴于其作案时系未成年人、有自首情节、且双方均存在过错，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附带赔偿经济损失九千六百元整。

可当执行完毕，扣除诉讼费、鉴定费、交通费等各项杂项，张家最终只领到一千六百三十余元现金。这笔钱，买不来一句郑重道歉，更抚不平一个少年心口的裂痕。

法律程序看似闭环，正义符号已然落印，但在张家的屋檐下，那扇门从未真正关上。

症结正在于此。

从法理角度审视，1996年的判决确有依据：主体适格、情节认定清晰、量刑幅度符合当时司法实践。

可在乡土伦理的朴素天平上，“七年牢狱换一条人命”，远不足以平衡生死之重。

更令伤口反复撕裂的，是此后二十多年间日益悬殊的生活图景：王家陆续翻建三层小楼、购置轿车、子女进城就业、家族声望渐隆；而张家父子常年辗转于沿海工地之间，风餐露宿、收入微薄，家中老屋墙皮剥落、灶台冷清。

法律给出了结论，人心却未能达成和解。

当信任的基石悄然松动，愤怒便不再沉睡，它悄然蛰伏、缓慢发酵，终成燎原之势。

2018年除夕，张扣扣身携利刃直扑王家，并非一时冲动之举。

他目标精准、行动果决：所杀三人，皆为其心中“负有血债”者；而王家女性长辈，包括王自新之妻，全程未受丝毫威胁。

这种高度克制的暴力选择，映照出一种近乎冷酷的自我裁决逻辑——在他认知里，这不是滥杀，而是清算。

行凶之后，他未隐匿逃遁，亦未继续扩大事态，而是悄然离开现场，七日后主动前往公安机关投案。庭审中，他对作案动机、过程、时间节点陈述详尽，思维严密，且明确拒绝接受精神病司法鉴定。

由此，外界多以“清醒型复仇者”定义其行为。但必须重申：再深的创伤，也不能成为剥夺他人生命的正当理由；再周密的预谋，也无法消解蓄意杀人的违法本质。

再看那晚：红灯笼映照下的三具躯体

时间退回2018年2月15日，农历戊戌年腊月三十。

王坪村炊烟袅袅，空气里浮动着腊肉蒸腾的油香与火药燃尽后的硝烟气息。

王家父子三人刚结束祭祖仪式返程，行至自家院门前，突遭伏击。

张扣扣手持单刃尖刀，动作迅疾狠厉：王正军喉部动脉被割断，当场倒地毙命；王校军转身奔逃数十米后被追及，背部连中数刀倒地；王自新试图反抗，亦被数刀刺中要害，终无力瘫软于地。

得手后，他泼洒汽油引燃王家停放在院外的黑色轿车。

烈焰腾空而起，与远处此起彼伏的爆竹轰鸣交织回荡，火光映亮半边夜空。

事后有人追问：他是否已然癫狂？

细察全过程，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他择定除夕白天动手，此时全村人员齐备、目标位置确定、行动干扰最小；

其二，现场无任何无关人员伤亡，王家女性成员全程安然无恙；

其三，作案后未流窜作案、未劫掠财物、未制造更大恐慌，仅完成既定目标即撤离；

其四，数日后自行归案，供述稳定，逻辑自洽。

这些细节共同指向一个事实：这是一场经过长期酝酿、精密设计、严格筛选的报复行动，而非情绪失控下的无序宣泄。

但“精心策划”，绝不等于“合乎道义”。

张扣扣内心始终坚信：1996年事件的责任链条远不止王正军一人。他怀疑王家曾安排他人顶替主责，质疑当年量刑明显畸轻，更揣测背后存在人情干预与权力庇护。

针对上述疑点，当地政法机关曾组织专项复查，调阅全部原始卷宗、走访当年办案人员、复核关键证言，最终出具书面结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不存在徇私枉法或人为压低刑期情形。

然而，这份权威结论抵达不了他早已封闭的心门。在他精神世界的法庭上，判决早已生效，不容上诉。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他最为憎恨的王富军（王家另一子）当晚并不在家——因按习俗赴岳母家守岁而侥幸脱险。

命运在此刻显露其荒诞底色：他倾尽半生准备的“终极审判”，竟因一次寻常的家庭团聚而错失“正主”。

他完成了自己设定的复仇剧本，却未能击中内心认定的“真凶”。

案发后，网络空间迅速形成两极化声浪。

一方高呼“父债子偿、母仇子报”，视其为传统孝道在现代法治缝隙中的悲壮回响；

另一方则坚守“法律至上”原则，强调若纵容个体依私念裁决生死，社会必将滑向丛林法则的深渊。

事实上，两种声音各自握住了真相的一角：他确系长期承受严重心理创伤的受害者；他也确系亲手终结三条生命的加害者。

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一个人确信制度未能兑现其心中的正义，他会如何安放那团灼烧灵魂的火焰？

张扣扣用最惨烈的方式，递交了他的答卷。

最后想说：若无人包扎，伤口终将溃烂

此案之所以历经多年仍被频频提起，并非仅因暴力本身的冲击力，更因其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多重结构性隐疾。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直面至亲暴毙于眼前，此后二十余年，未获得任何专业心理评估与持续干预；

一个失去顶梁柱的家庭，在经济补偿之外，长期缺乏教育扶持、就业引导、社区关怀等系统性托底机制；

一起在法律意义上早已终结的刑事案件，在当事人精神维度却从未真正结案，判决书成了压在心头的巨石，而非疗愈的起点。

正是这三重缺失的叠加，让仇恨得以悄然扎根、抽枝、疯长，直至吞噬理性。

张扣扣参军服役期间表现良好，退伍后也曾尝试创业、出国务工，但屡遭挫折：积蓄被熟人卷走、合作项目遭恶意违约、求职屡屡碰壁……每一次现实重击，都像一把钝刀重新刮过陈年旧创。

与此同时，王家生活蒸蒸日上：新房拔地而起、车辆更新换代、子弟考入公职、家族影响力持续扩张。

在熟人社会密度极高的乡村场域中，这种显性对比极具视觉压迫感与心理碾压力。

相对剥夺感越是强烈，内在失衡就越发剧烈。

当然，这一切都不能构成暴力的借口。

现代文明之所以确立法治基石，正是为了阻断“以眼还眼”的古老循环，将冲突导入理性轨道。

若人人依情绪定是非、凭好恶断生死，秩序大厦顷刻倾颓。

张扣扣被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既是司法对逝者的庄严交代，更是对规则尊严的坚定捍卫。

但规则之外，仍有亟待叩问的空间。

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不应仅被视为赔偿对象，更应被纳入长期心理重建与社会融入支持体系。

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忍一忍就过去了”“日子还得往下过”等话语常替代专业疏导，导致创伤被压抑、误解被固化、怨气被默许。

加之部分基层司法释法说理不足、判后沟通缺位，一旦当事人形成“司法不公”的稳固认知，后续修复成本将呈指数级攀升。

张扣扣的人生已落幕，王家三条生命亦无可挽回。

倘若社会讨论始终囿于“他该不该死”的二元诘问，而忽视土壤改良、源头治理、系统补救，那么所有喧嚣终将归于虚无。

伤口若长期裸露于风沙之中，必会溃烂流脓；仇恨若始终得不到理性疏解与制度回应，总有人会选择以血洗血的极端出口。

法治必须如钢似铁，坚不可摧；社会亦需如棉似水，柔软可依。

唯有刚柔并济、法理与人情同频共振，此类悲剧才可能真正退场，而非轮回上演。

参考资料

闽南网

庆阳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