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非凡人生：2岁初露锋芒，13岁遭遇打压，16岁祖父离世

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湖广江陵小城还沉在夜色里，一个婴儿在张家老屋里呱呱坠地。那一年的张家，说不上贫寒到揭不开锅，却也不过是乡间寻常人家。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孩子的出生，并不是张氏家族故事的起点，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答案”。要看明白这个答案，往前至少还得追溯三代人。

往上数到元末明初，张家祖先并不显赫。族谱中能找到的最早姓名，是一个叫张关保的无名小卒。此人本是凤阳定远人，朱元璋起兵反元时，他不过是徐达麾下的一名普通士兵。那时候战火连天，小人物的命运往往全系于一两场战役。

明军攻打采石矶那一仗，是张关保命运的转折。他在阵前不要命地往前冲，搏了一条硬功劳，终于从茫茫人海里被记了名字。随后他又跟随徐达南征，战功累积，最终被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编入湖广军籍。对草根出身的人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翻身”了。

然而，放在大明开国时期，功臣成群，一个世袭千户根本不算什么。张关保所在的张家，从来谈不上什么门第荣耀。后来张居正回忆起远祖，只淡淡一句：“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既不夸耀，也不遮掩，透出一股清醒。

等到曾孙辈，还能在族谱中留下名字的，只有包括张诚在内的两人。张诚是次子，世袭千户的身份理所当然地落在长兄身上，他只好另谋出路，从归州迁到江陵，正式入江陵籍。从这一刻起，张家这一支彻底告别了军功出身，变成地地道道的平民百姓。

嘉靖年间，人们提起张诚，往往笑着叫他“张謇子”。此人说话有点口吃，乡里人给了这个带一点揶揄意味的外号。但不得不说，“张謇子”身上有一种很传统也很倔强的特质：仁而好施。家里就算只剩一碗稀粥，他也要舀出半碗去济贫、供斋。结果可想而知，一辈子清苦，甚至略显窘迫。

有趣的是，“张謇子”对这种局面并不怨天尤人。他觉得寒士发大愿，是给子孙积德。他常说，自己这一代吃点苦，没什么可惜的。这个念头，并没有当场改变张家的命运，却悄悄埋进了家族血脉里。

万历元年，已经位极人臣的张居正，提及这位曾祖时，说了一段很直白的话：当年“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换句话说，就是情愿把自己当席子垫在下面，让别人睡，任人污秽，只求让乡里百姓不至于艰苦到绝境。张居正所谓“二十年前宏愿”，实际上就是延续曾祖的那股子心气。

从这一点看，一个家族的运势，很多时候并不是什么“祖坟冒青烟”。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反倒是某一代人那种朴素却固执的执念。张家四代人的故事，几乎就是这句话的注脚。

张诚清贫一生，寄望全部压在三个儿子身上。他给三个儿子取名，很有意思：长子钺，次子镇，三子鈛。钺、镇、鈛，都是古代青铜重器之名，象征威严、镇守。这种命名方式，说明他对后代的期待一点不含糊——希望儿孙能在乱世之外，以文以武，终成“国之重器”。

现实却给了他一个不算残酷，但也不算圆满的结局。三个儿子都不算争气，却也说不上不肖。老大张钺会持家，把家底盘活了一些；老三张鈛还算读得进书，补了个县学生。唯独老二张镇，既不擅理财，也不愿埋头读书，整日豪爽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做了个护卫，半官半兵。

有意思的是，“张謇子”偏偏最看好这个并不成器的次子。他常说：镇虽不成才，却有气概。自己一辈子帮了这么多人的忙，总该换来一个好子孙。儿子不行，那就看孙子。被他寄托希望的，就正是张镇的儿子——张文明。

一、从张白圭到“南郡奇童”

张文明这个名字，也是“张謇子”亲自定的。既然儿子们没有一个成为“重器”，那就换条路，把希望放在读书上。所谓“文明天下”，从名字就看得出来方向。

张文明的资质，说不上愚笨，却绝对谈不上顶尖。他少年立志读书，咬牙参加乡试，一连考了七次，终究没能跃过举人的门槛。直到儿子成了翰林，三年期满，他才放下考篮，颇带苦笑地说：“自少读书四十年，自料不甚下人，竟困顿至此，是命也。”

这种命运，对大多数寒士来说并不陌生。差一点天赋，就意味着一辈子徘徊在门槛外。不过，张文明身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章下笔立就，很少涂改，口占诗文时不乏佳句；二是为人坦率真诚，与人相处不分贵贱，不积仇怨，也不与人争名利。张居正回忆父亲时，评价恳切，既不拔高，也不贬低。

从“张謇子”到张文明，张家三代人，靠着积德、持家、读书，把这个家族从军户小支，硬生生推到一个可以“往上看”的位置。这是背景，也是铺垫。

嘉靖四年，张文明的妻子赵氏在张家老屋中临盆。关于这一晚，坊间流传着不少带神异色彩的版本。有人说赵氏夜里见屋里火光大作，一个青衣童子绕床而走；有人说张镇梦见大水漫屋，下人答道“此水出自张少保田中”。这些说法，等到张居正后来身居高位，自然越传越玄。

但有一件事，怎么看都不像后人刻意添油加醋，那就是“张謇子”的那个梦。张居正出生前夜，这位口吃的老人梦见一轮明月落入水瓮，满瓮生辉，水光之中又浮现出一只白龟。古人眼中，“白龟”为祥瑞，其音又近“白圭”，而“白圭”正是帝王诸侯举行大典时所持玉器的名号。

梦醒之后，“张謇子”干脆给这个曾孙取名为“张白圭”。从嘉靖四年起，这个名字，他足足用了十二年。这个名字的直接程度，几乎可以说是对梦境的一次公开“宣告”，也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一个穷苦老人的执念：希望这个孩子，有机会走到那个最光亮的地方。

幼年的张白圭，不负这块“玉名”。两岁那年，家中一位同堂叔父在院里读《孟子》，看他在旁边玩耍，顺口逗了一句：“都说你聪明得很，若能认出‘王曰’二字，才算真本事。”这话说完，谁也没当回事。过了几天，叔父又在院中读书，随手把小家伙抱到膝上，指着书页要他认字。没想到，这个刚会跑的小家伙，居然准确地指出了“王曰”二字，还念了出来。

两岁识“王曰”，在当时的江陵，已经足够令乡里人齐声称奇。很多年后，乡中老人提起，都还记得那股惊讶和欢喜。人们开始说，张家出了个神童。

五岁入学，十岁通六经大义，这样的记载，如果出现在一般人物身上，难免让人觉得夸张。但结合后来的走向，这些说法，反倒显得可信许多。至少在荆州和江陵一带，“张白圭”的声名，很快便传开，成了口碑式的话题。

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张白圭赴荆州府应考。就在开考前一夜，荆州知府李士翱做了一个怪梦：梦里天神赐他一方玉印，并吩咐要他转交给一位童子。梦醒以后，他心中疑惑，却也没多想。第二天考试放榜，第一名竟是一位十二岁的童生。等这位童生站到面前时，李士翱愣住了——面前的小小身影，与梦中所见，极为相似。

知道的人自然会说这是“天意”。但撇开神秘色彩不谈，这件事真正的意义，在于李士翱从这位“奇童”身上看见了不一样的东西。他没有把张白圭当作一般的早慧孩子，而是当作“可以托付前程”的人物来看待。于是，他动了一个很关键的念头。

“白圭”这个名字，对一个少年来说，寓意虽好，却略显直白。李士翱见到他时，直截了当地说：你是天选之才，这个名字太露骨，不如改为“居正”，寓意立身端正，心中有衡。这番话，在十二岁的张白圭心里，显然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当场改名，自此世人再提起这个少年，多称“张居正”。

从那一年起，张家神童的名声轰然放大。湖广学政田顼专门命题“南郡奇童赋”，让张居前来面试。张居正下笔如飞，文气通达，田顼看了后，忍不住拍案叫绝。可以说，到嘉靖十五年，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已经在湖广一带坐实了“奇童”之名。

不过，命运从来不会只给人一面。就在张居正被视作“天才少年”的同时，一场看不见的阴影，也悄悄朝张家压了过来。

二、十三岁贵人“打压”，背后是一片苦心

要讲这段经历，就离不开辽王府。

辽王封号最早可上溯到洪武朝。太祖朱元璋第十五子朱植，先封卫王，后改封辽王，王府起初设在辽东广宁，建文年间渡海南归，才改封荆州。从那以后，荆州城里多了一座王府，多了一个特权家族。

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次年，其妃毛氏生下一子，名宪㸅。第六代辽王体弱多病，熬不过岁月，到了嘉靖十六年便撒手人寰。宪㸅年纪尚小，又在服丧期间，一时无法正式袭封，辽王府权柄便握在嫡母毛氏手中。

这位毛氏，对独子疼爱有加，却也知道皇室宗亲若只会吃喝玩乐，迟早会闯祸。眼见儿子整日游手好闲，她便打算找一个“镜子”，让他照照。碰巧此时，荆州府里已经传遍了“南郡奇童”的名声，毛氏听说张居正年纪不大，文章却极为出众，便动了“激将”的心思。

一天，她特地召张居正入府，设宴赐食，还要宪㸅坐在下座。席间，她当着众人的面，对儿子说：“你这样不上进，将来要让张秀才牵着鼻子走。”这句话，站在毛氏的位置，其实是想用别人的优秀刺激自家儿子；站在宪㸅的心里，却听得极不顺耳。

同龄的少年，一个是王府宗亲，一个是寒门秀才，本就心气不同。宪㸅看着席上的张居正，眼中不是赞赏，而是难以掩饰的厌恶。他觉得自己被比了下去，又被当众羞辱。这种羞耻感，一旦与骄纵的性情掺合在一起，就极容易变成一种阴森的恨。

当时的张居正，只觉得小辽王说话做事有些傲慢，并没意识到，这场宴席会成为许多年后一场血案的伏笔。从宴席走出时，他眼里只有前方的科举之路，而不是王府的阴云。

嘉靖十五年，十三岁的张居正离开荆州，乘船顺江而下，赶往武昌参加乡试。这一趟路，对他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门闯荡”。在武昌，他遇到了另一个彻底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人——湖广巡抚顾璘。

顾璘是应天府上元人，文坛上与陈沂、王韦齐名，人称“金陵三俊”，后来朱应登入列，又有“金陵四大家”的说法。在仕途上，他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权臣，而是一位性情较为平淡的文官。但他的眼光，毫不平凡。

当年十三岁的张居正，给顾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首《题竹》小诗：“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这首诗气象不算宏阔，却透出一股不服软的劲头。顾璘看完，心里已有定论：这不是一般的早慧，而是可造之材。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顾璘几乎没有把对方当作普通童生。他当着众人的面称他为“小友”，还对属下官员说：“此子将相才也。”这种评价，在当时的科举社会，分量极重，有点类似于公开“押宝”。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解下自己束带赠给少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日不必真以此自束，只当记得今日之意。

有一天，他甚至把年幼的儿子叫出来，指着张居正对孩子说：“此荆州张秀才，他年当处枢要之地。你若将来有难，可去拜谒，他定念旧。”这一幕，张居正后来回忆，还能记得非常清楚。

按常理说，这样的赏识，会在科举场上转化为直接的扶持。但事情偏偏走了个转弯。嘉靖十五年的乡试，迎来了关键一幕。

那一年乡试，湖广巡按御史冯某主持监试，顾璘作为地方大员，自然也有发言权。张居正的试卷，很快就摆在他们面前。陈束等官员一看，认为文章立意高、文笔老练，当列前茅无疑。按常规走，很容易就被录取。

可顾璘，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他对冯御史说，张居正的才华，值得早早成名，但若在这个年纪就顺利取得功名，很可能心性未定，将来难免遭折。他希望能“迟其数年”，让少年在挫折中磨一磨骨头、练一练心气。冯御史细想之下，觉得颇有道理，于是点头赞同。

陈束却不服。他看完试卷，极力主张录取，甚至质问顾璘：“你既称他大才，又在这时压他一头，岂非矛盾？”顾璘的回答，很平静，也很冷静：真金必须经火，若一路顺遂，往后稍遇逆风，反而容易折损。科举场上的一两次得失，比不上将来能够承担大事。

这番话，放在许多少年身上，很可能成了一道难过的坎。可张居正的反应，却有点不一样。据传，落榜那日他虽失望，却没有怨天尤人。顾璘前来探望，送给他一句诗：“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这一句，他牢记在心。

从十三岁那年算起，张居正在乡试之外，又静静地磨了三年。这三年，对他而言，既是知识上的打磨，更是心性的沉淀。等到嘉靖十九年，他再度出现在乡试场上，结果不出所料——十六岁高中举人。

考中举人那年，顾璘对他说了一番更重的话：所谓“大器晚成”，其实是说中等之才。你不是中才，是大才，所以不必刻意拖成名之期。三年前故意压你，是希望你心中能立更高的目标，不止做个年少得志的秀才，而要以伊尹、颜渊为榜样，立志成栋梁。世道坎坷，要想担起责任，心里必须有一根顶天的柱子，不能轻易折断。

这种提醒，说得直白，也带着一点期许的锋利。十六岁的张居正，很清楚自己这条路不会平坦。更难得的是，他愿意接受这样的“打击”，也确实做到了不急不躁，继续向前。

只不过，嘉靖十九年留给他的，并不只有金榜题名的喜悦。

三、祖父惨死与隐忍的锋芒

嘉靖十九年，对辽王宪㸅来说，也是一道分界线。这一年，他的三年丧服期已满，按例正式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身份名正言顺，权力也随之集中到他手上。

同一个年份，同一个荆州，一边是刚刚高中举人的张居正，一边是刚刚走上“王位”的宪㸅。两人年纪相仿，却站在完全不同的位置。说也讽刺，多年前那场王府宴席，在宪㸅心里并没有消散，反倒被新的消息点燃了。

消息传到辽王府时，宪㸅心里的那种失败感和耻辱感，很快又浮上来。当年母亲一句“要让张秀才牵着鼻子走”，还在耳边晃动。如今张居正以十六岁之龄高中举人，声名大噪，更显得他自己无所事事。越是这样，他对那位同龄人的厌恶，就越演变成一种扭曲的恨。

不久之后，一场表面似乎其乐融融的宴饮，在辽王府悄然安排妥当。

宪㸅召见张镇，名义上是恭贺其孙中举，赐酒相庆。对一个出身寒门、在王府中当护卫的老人来说，这样的赏赐，是极难得的荣耀。张镇听闻召宴，自然万分欣喜。孙子高中举人，辽王赐酒庆贺，对他来说，似乎是多年辛劳的一个高光时刻。

席上，宪㸅不断劝酒，让张镇放怀畅饮。老人觉得得宠，毫无防备，杯来杯往，很快就醉得不省人事。之后的事情，外人只能通过结果揣测过程。结局是明确的——张镇当场被活活灌死。

辽王府对外给出的说法，很简单：张镇因孙儿得中，喜极而饮，醉而亡。对普通百姓来说，这样的说辞似乎无懈可击。一个平民在王府宴上喝高了猝死，谁敢追问真相？当时的官场结构、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这件事很难被正式翻出水面。

张居正在得知消息之后，心里清楚得很，这绝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但他没有任何实际手段去对抗一位新封的辽王，更不可能在十六岁的年纪，硬闯王府理论。正面冲突，只会把整个家族拖进深渊。

他选择了隐忍，而且忍得极深。表面上，生活仍旧继续，他冷静应对亲友吊问，安抚家中长辈，照顾父亲。可在内心深处，那一口窝火化成了一柄无形的刀，静静藏在心里。

这件事，对张居正的影响，并不止于亲情上的痛苦。可以想见，此前的他，即便聪颖早熟，毕竟还是以读书求仕为主要目标，对世道的晦暗了解有限。祖父被灌死的那一刻，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权力的残酷，也第一次明白，在不公面前，单凭清白并不足以自保。

从那以后，他不再只是一个手握笔墨的读书人，而是一个内心既有仁厚，又藏锋利的人。有人说，此时的张居正，心里多了“豺狼虎豹”，话虽尖刻，却并非空穴来风。

很多年以后，当他身居高位，掌理朝政，有机会对辽王府说话时，这段旧账就被一点点清算。宪㸅本人以及替辽王美化此事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有的被严厉弹劾，有的遭砍削，甚至有人以各种罪名被处死。对于这些后来的动作，是一场报复，还是一场迟来的“矫正”，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当年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并没有忘记祖父的死。

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除了祖父横死，还有一个遗憾，让张居正心中常常泛起酸意——曾祖“张謇子”在他得中之前已经去世。那个一辈子吃苦、一辈子布施、连梦里都想着出大贵子孙的老人，没有亲眼看到曾孙金榜题名。对张居正而言，这是一块无法弥补的缺口。

四、两次落第与三次出发

拿到举人功名之后，摆在张居正面前的，就是更高一级的会试。照惯常节奏，嘉靖二十年的会试，他完全可以进京一搏。按才学和声望，谁也不觉得他会输在起跑线上。

但实际上，这一年他并未出现在会试名单上。很多人或许会觉得奇怪，明明年少得志，为何偏在这个节点上选择“停一停”？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一来，是顾璘的苦口劝诫起了作用，他不想太急；二来，祖父横死带来的冲击，让他意识到仅有才学还不够，心智也必须更稳。

于是，从嘉靖十九年到嘉靖二十三年，他再次让自己静下心来。江陵河畔，乡校书室，他反复温读经史，也重新体会人生冷暖。这个阶段，他对父亲、祖父、曾祖的经历，看得更透：有人有志无才，有人有德无权，有人有勇无势。三代人的种种局限，逼着他思考另一条路：若要真正改变命运，不只需考场上的好成绩，还得在更大的格局中站稳脚跟。

嘉靖二十三年，他终于北上入京，会试一战。这一次，他没有躲，正面迎上了。结果却出人意料——落第。

一位十六岁便中举的天才少年，在二十三岁的关口第一次碰了硬钉子。按常理说，这次打击比十三岁的落榜更重。以前不过是乡试阶段的小磨砺，现在却是站在京城会试门前被挡在外面。若换作别人，说不定已经开始抱怨命运不公，甚至萌生退意。

但张居正的反应再次显示出他和常人的差别。他并没有把这次失败归咎于考官眼拙，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怀才不遇”的悲角。他坦然承认，这一次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自己心底仍然有些浮躁，还有急于求成的念头没有彻底剔除。与其说他是在“解释失败”，不如说是在借机再次审视自己。

于是，他又给自己定了一个周期——再磨三年。这种“一次失败，三年沉淀”的节奏，在今天看来，几乎带着某种规律感。十三岁乡试未中，他用三年告诉自己什么叫耐心；二十三年会试失利，他又用三年提醒自己什么叫沉稳。

时间来到嘉靖二十六年。三三得九，古人常说“大道之数在九”，这一年对张居正来说，确实是一个节点。他再次踏上进京之路。这一次，他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少年，也不是第一次见识京城繁华的乡下举人，而是一位在成败之间认真打磨过自己的读书人。

这一科会试，他顺利通过，殿试之中被点为二甲进士。从“张白圭”那一刻算起，从“王曰”二字的惊人一指，到“南郡奇童”的声名，再到十三岁被贵人“打压”、十六岁目睹祖父被灌死、二十三岁落第，再磨三年。四代人的执念、一家人的起落，在这一刻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回响”。

进士出身，便有了走上庙堂的门票。对许多读书人而言，这就是个人奋斗的终点。但对张居正来说，这只是刚刚踏进他真正的舞台。后来的故事，关于他如何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之间起落浮沉，如何做首辅、推改革、定税法，另是一条漫长的线索。

回到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有几件事，很难不让人多想一点。

寒门出贵子，不是没有例子，只是过程极其苛刻。天赋重要，运气重要，贵人的慧眼也重要。但那些看上去神奇的“际遇”，往往离不开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德行与执念。从“张謇子”梦见月落水瓮，到李士翱的改名，再到顾璘严厉的提携，张家的运势，既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也不是靠一两次偶然成就的。

再看张居正个人，他的成才路，并非一路鲜花。两岁的小聪明，十岁的通经，十二岁的奇童之名，十三岁的打压，十六岁的乡试得中，十六岁的祖父被害，二十三岁的落榜，二十六年的进士。这条线看下来，起伏很密集。一旦把这些节点连起来，就不难理解后来那个在朝堂上既能决断大事，又能承受巨大反弹的人，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对照祖辈的经历，张居正有一点很清楚：单凭善良，撑不起一个家族的上升；单凭才学，也难抵挡复杂人心。他必须既守住内心那一点仁厚，又学会在权力缝隙中斩断该斩的祸根。这种复杂性，从少年时代的几次遭遇就已经开始酝酿。

如果说，张关保在采石矶战场上的一腔拼杀，是张家从“无名”到“有名”的起点；那么，“张謇子”在江陵乡里的舍己布施，是这个家族从“只求活”到“敢求上进”的转折；到了张文明这一代，四十年苦读，七次乡试不中，却没有放弃对儿子的培养，又给了这条路最后一块垫脚石。最终，当这一切汇聚到张居正身上时，才有了那颗可以承受风云变幻的“心”。

这段早年成才史，其实并不华丽，中间充满了隐忍、遗憾、愤恨和杀机。可也正是这些参差不齐的经历，构成了他后半生行事的底色。讲到这里，故事暂时告一段落。张居正从“神童”到“进士”的阶段已经完成，而他真正的考验，恰恰是从进士之后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