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振华：激活中外思想资源，建构厚实认识论

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作者郁振华。视频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王俊期(3:23)

【编者按】

上海社联2025年度十大论文已出炉，议题既有对智能社会、大模型价值对齐、AI时代的教育、未来“社会学”等前沿问题的研究，又有收入再分配、财政与市场等重要问题的分析，也有国家安全、艺术之美、厚实认识论、法律历史解释等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遴选出130篇年度论文，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一次创新探索。以无申报、广覆盖、同行评价+智能辅助的评价方式，将上海学者每一年度在多学科领域的关注议题与研究热点推向全国。

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作者，听学者讲述AI时代的社会治理和学术研究，社科学者如何从理论、知识和方法上去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认识论不仅要关注命题性知识，还应囊括亲知、能力之知等非命题性知识形态，如果一种认识论只局限于命题性知识，便显得单薄纤弱。”在当代认识论研究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提出的“厚实认识论”为突破传统理论局限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知行哲学与认知科学的实践转向》（原载于《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中，郁振华进一步完善其厚实认知论。他提出了以大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和小三项（亲知、能力之知和命题性知识）为经纬的概念框架，并用“多股之绳隐喻”来刻画人类探究活动。

2026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就认知科学实践转向的阶段性成果专访郁振华，探寻“知与行”这一哲学问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及其背后东西方哲学的交流与碰撞。

以多股之绳结成“厚实认知论”

澎湃新闻：“厚实认识论”贯穿了您的研究，其核心要义是什么？它如何超越“单薄认识论”的局限？

郁振华：厚实认识论主要针对英美流行认识论而发，后者多聚焦于命题性知识，其研究出发点过于狭窄，因而错失了人类认识的诸多重要方面。受罗素（Bertrand Russell）、赖尔（Gilbert Ryle）、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等哲学家的启发，我认为认识论不仅要关注命题性知识，还应重视亲知、能力之知等非命题性知识。如果一种认识论只局限于命题性知识，便显得单薄纤弱；而若能涵盖人类探究活动中的各种知识形态，它就会更厚实、更强劲。

不仅如此，厚实认识论的建构还需进一步拓展——我将命题性知识、亲知、能力之知称作“小三项”，同时将理论、实践、制作纳入考量，称之为 “大三项”，通过二者的纵横交错构建概念框架。因为人类探究活动展开于理论、实践、制作等领域，每个领域都涉及小三项所指的三种知识形态。立足于这一概念框架，拙著《知行哲学的新开展》（2025年10月出版）通过回答“如何理解哲学、哲学史、实在、知识、智慧”五个问题，勾画了厚实认识论的基本轮廓。

澎湃新闻：“大三项”与“小三项”的概念框架如何支撑厚实认识论建构？在现实探究活动中该如何理解二者的“纵横交错”？

郁振华：这一框架聚焦于人类探究活动（inquiry）——理论领域的探究离不开命题性知识、亲知与能力之知，实践领域和制作领域亦是如此。比如在理论研究中，我们既需要用命题来表达探究成果，也需要关于对象的直接经验（亲知），更需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之知）；实践领域的道德行动、社会治理，制作领域的工艺创作、技术发明，都同样兼具这三种知识形态。“纵横交错”意味着大三项为探究活动提供不同领域，小三项则是各领域中探究活动所牵涉的知识形态，小三项（三种知识形态）贯穿大三项（人类活动的三大领域）。我试图用这一架构来刻画复杂多样的人类认知活动。

澎湃新闻：论文中提到克拉克“行动导向的表征”，它如何补正恩格尔的理论缺陷？这种“统合表征与行动”的思路对认知科学研究有何启发？

郁振华：知行哲学研究要取得进展，既需要消化中外哲学史上的思辨成就，也需要汲取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认知科学的发展脉络清晰：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代认知科学以“认知主义”为特征，将认知视为对表征的计算，虽成果丰硕但局限渐显；1990年代以来，第二代认知科学兴起，其中最著名的是“4E 理论”，克拉克是重要推动者，而恩格尔受古典实用主义启发，提出“实践转向”，二者同属第二代认知科学阵营，但存在重要差异。

第二代认知科学内部有表征主义与反表征主义之争：恩格尔态度极端，认为表征概念存在问题，主张彻底放弃之，他将认知等同于行动，强调“认知主要是造作世界，而非反映世界”；克拉克则认为表征概念需修正而非抛弃，他提出“行动导向的表征”（又称“基于控制的表征”）概念，它统合了表征和行动，其基本特征是即知即行。

这里需要引入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区分：陈述性知识（大致对应命题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大致对应能力之知），完整的认知理论必须同时解释这两种知识。恩格尔完全抛弃表征概念，用“指令”取而代之，这样做的结果是难以安置陈述性知识。克拉克的“基于控制的表征”与“基于编码的表征”相对待——前者对应于联结主义 AI 与能力之知，后者对应于符号主义 AI与命题性知识。克拉克指出，从发生学上看，基于控制的表征具有优先性，但当某种信息能用于不同的认知语境，我们可将其作为超然的知识结构储存起来，由此形成基于编码的表征。这一理论机制清晰地阐明了陈述性知识如何奠基于程序性知识，相比恩格尔的理论更为精致、更具解释力，它为认知科学提供了更全面的分析框架，既避免了传统认知主义的局限，又不忽视陈述性知识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多股之绳隐喻”是厚实认识论的关键模型，它如何解释三种知识的复杂关系？相比传统隐喻其优势何在？

郁振华：厚实认识论的构想在拙著《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2012年初版，2022年修订版）中就已提出，但当时仅聚焦小三项，其理论潜力未充分展开；在《知行哲学的新开展》中，借助大三项与小三项纵横交错的框架，这一理论得以转深转广，而“多股之绳隐喻”是厚实认识论理解知识本性的基本模型。

以往学界常用“建筑隐喻”与“冰山隐喻”理解知识关系：约翰内森（Kjell S. Johannessen）的“建筑隐喻”将命题性知识比作上层建筑，将非命题性知识（如默会知识）比作基础；“冰山隐喻”则把明述知识比作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将默会知识比作海面下的冰山主体。这两种隐喻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过于简单僵硬，无法体现人类认知的复杂性。

“多股之绳隐喻”则不同，它能容纳知识形态间多样的依赖关系。以极简版的知识情景“学骑车”为例：教练给学车者实地演示如何骑车，并说：“就这么骑”；面对教练的演示，学车者默记：“就这么骑”。若分别看教与学的过程，教练的指令“就这样骑”（命题性知识）寄生于其骑车的能力之知之上；学车者对该指令的理解，寄生于对教练演示活动的亲知之上；在此脉络中，命题性知识分别依赖于能力之知与亲知，这与建筑隐喻、冰山隐喻的描述一致，但这只是一个向度的依赖性。若综合地看完整的教学过程，学车者获得能力之知的过程，既依赖教练的命题性指令，也依赖对教练演示的亲知，这展示了另一种依赖性。

更重要的是，“多股之绳隐喻”能涵盖更为复杂的知识情景：命题性知识有多种类型，可分别表达事实、规律、规范、形上学原理等，它们的认识论地位各不相同；默会知识有强弱之分，弱默会知识有不同形态，强默会知识可分亲知和能力之知，如此等等。这一隐喻为这些复杂的知识情景提供了义理空间，能更精准地描述各类探究活动中知识的互动关系。

与“人”交流，保持“活人感”

澎湃新闻：在高度符号化、数字化的社会中，“默会知识”有怎样不可取代的地位？如何防止“明述知识”对它的侵蚀或遮蔽？

郁振华：“默会知识”是波兰尼1958年提出的概念，与之相应的基本认知事实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多于我们能够言说的”。这一概念揭示了语言的边界，彰显了人类认知的不可言说之维。默会知识概念在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围绕默会知识及相关问题，形成了三大研究传统，即波兰尼传统、维特根斯坦传统、现象学-诠释学传统。

默会知识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试以科学研究为例——波兰尼本人是成就达诺贝尔奖水准的物理化学家，他基于自身科研经验，强调科学研究中的技能、鉴别力、理解力、判断力、想象力、直觉等精微的认知能力，这与杨振宁强调物理学家的“taste（品味/趣味）”颇为相契。这些能力无法通过明述知识传递。如今数据库人人可及，但如何从海量信息中识别重要问题、选择研究方向，却依赖于默会知识。

防止明述知识的侵蚀，关键在于重视默会知识的传递方式：它无法仅仅通过阅读文献来获得，而需要依托师徒关系，进入研究共同体，通过沉浸式学习来习得。比如年轻学者通过访问学者项目进入世界顶尖实验室，近距离观察大师如何提问、如何面对反例、如何权衡取舍各种假说，慢慢就掌握了那些高级精微的认知能力。

澎湃新闻：厚实认识论强调多种知识形态的交织，这对当代科研创新、教育实践有哪些具体指导意义？

郁振华：无论是科研创新还是教育实践，都要兼顾明述知识与默会知识，重视多种知识形态的融合。波兰尼、库恩（Thomas Kuhn）等在科学哲学上的突破与他们对科学教育的关注密切相关。年轻学者要成长为杰出的科学家，不仅要掌握文献、数据库等明述知识，更要培养研究的技能、鉴别力、判断力、品味/趣味等默会能力。这是“名师出高徒”的要义所在：大师能教会学生判断“孰重孰轻”，明白哪些问题值得作经年的努力甚至终身以之，这种判断力无法通过书本传递，必须在研究共同体中耳濡目染，心追神摹。

澎湃新闻：随着VR、脑机接口、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发展，人类的“亲知”“能力之知”是否正在被重构？如何从哲学层面回应技术介入下的认知与行动危机？

郁振华：我的态度是积极拥抱这些新技术。从知识论角度看，除了肉身赋予的原初形态的亲知和能力之知，科学理论与技术发展已让我们获得了“扩展形态的亲知”与“扩展形态的能力之知”——VR技术能让我们体验无法亲身抵达的场景，脑机接口可能拓展人类的感知与行动边界，这些技术让我们拥有扩展形态的亲知和能力之知。

但需警惕技术异化的风险，关键是保持活人感的主导性，克服人机感的缺陷，强调人心对算法的掌控。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人类应始终掌握主导权。我赞同张文宏医生的主张，诊疗的主体是医生，AI可以在辅助性环节上发挥作用，医生凭其专长能识别其错误。换言之，医生首先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利用AI工具，而非被技术裹挟。总之，决断权始终要由人来掌握，这是抵御技术异化、应对认知和行动危机的基本原则。

澎湃新闻：知行哲学与道德哲学、行动哲学等多领域有交集，未来是否会推动跨学科融合研究？比如将知行观应用于社会治理或职业伦理建设？

郁振华：《知行哲学的新开展》开篇说，知行哲学与认识论、行动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等有交集。目前我的研究侧重于认识论，目标是建构厚实认识论；今后，我计划将研究重心向实践哲学、道德哲学倾斜。如果说之前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知行哲学的认识论维度，那么未来的研究将侧重于知行哲学的价值论维度。学术有分工，我将专注于基础理论研究，希望这样的研究对应用研究有参考价值。

融会中西思想，做有“自家面目”的学问

澎湃新闻：中国哲学传统中“知行合一”有深厚渊源，您认为中国哲学能为当代知行哲学提供哪些独特视角？

郁振华：中国哲学自古就有讨论“知行之辨”的传统，从《尚书》到宋明理学，再到近代哲学，相关探讨从未中断，方克立先生等学者已有专著梳理。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就专注于讨论“理论与实践之辨”。在知行哲学研究中，我试图会通中国的知行之辨与西方的理论实践之辨。

事实上，大三项、小三项在中国哲学中都能找到对应者。就大三项而言，理论活动对应“格物致知”，实践活动对应“修齐治平”，制作活动对应“制器尚象”“开物成务”。就小三项而言，命题性知识对应于传统“知”的核心内涵——把握事、理并以名言出之；能力之知在古汉语中亦有体现，韩愈《进学解》中“子不知耕，父不知织”的“知”，以及“知府”“知州”“知县”的“知”，都含有“knowing how”的意味；而《墨经》在讨论“知”时，就触及了“亲知”这一知识形态。

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与致良知说，更是直接关乎知行哲学的核心议题。《知行哲学的新开展》对阳明知论作了专章讨论，将其置于当代哲学围绕“knowing how”展开的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之争中加以重新诠释，并提炼出“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概念。这一诠释引发了学界的讨论，黄勇教授提出不同见解，认为良知的本质是“knowing to”。这样的争论有助于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澎湃新闻：2026年及未来有哪些研究计划？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怎样的建议？

郁振华：首先，目前的研究对大三项中的第三项即制作的讨论相对薄弱——虽然在拙著中多有提及，但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我们正处在技术时代，如何理解“制作”的当代本质，是我接下来要重点研究的课题。其次，在“如何理解实在？”这一问题上，我提出了“切换论实在观”，但这一构想还相当初步，需要进一步展开。再次，如何在学理上对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唱衰人文学”的时风作出回应，也是知行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文学的特异之处是开辟一个价值界，其宗旨是提升人的形象，捍卫人的尊严，这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不可或缺。总之，进一步深化知行哲学的研究，贯通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阐发融贯的义理，回应时代的挑战，是我的计划，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文明互鉴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互为前提。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文明互鉴越来越深入，可以取资的中外思想资源越来越丰富。关键在于“激活”——在问题意识的指引下，既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也要充分吸收西方哲学的合理成分，在具体研究领域中开拓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就个人而言，我希望在知行哲学研究中致敬中外哲学史上的“思辨的英雄们”，直面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积极运思，努力做有“自家面目”的义理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