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怒斥欧洲是睡着的巨人！俄乌战火烧眉毛，还要装死多久？

2月13日-15日，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包括马克龙、斯塔默、默茨等人在内的主要欧洲领导人纷纷释放出强化战略自主的信号，德国甚至提出提高国防开支、探讨欧洲核保护伞等“激进”举措。

在IPP研究员郭海看来，尽管欧盟已经成为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最主要来源，但受制于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武器系统繁杂等因素，欧洲至今都难以形成有效军事力量。事实上，欧洲各国的言辞与行动仍存在显著落差，对俄罗斯的态度仍旧保持克制。此外，公众不愿卷入冲突、对俄开战高风险、深层精神危机与免责心理，亦成为欧洲统一行动的主要制约。对欧洲而言，想要成为一股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主动行动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2026年2月13日至15日，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举行。超过6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约百位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及来自120个国家的千多人出席本次会议。在俄乌战争以及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受到考验的大背景下，出席本次会议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分别就乌克兰战争表达并交流各自立场。

自2022年2月22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四年之久。双方伤亡总数超过两百万。巨大的破坏规模凸显了局势的紧迫性。对于欧洲领导人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特朗普政府显著减少对安全承诺与投入的情况下，欧洲能否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力量采取行动？

虽然自2025年6月以来，欧盟已取代美国，成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欧洲仍然没有组织任何针对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干预。欧洲在集体安全问题上行动迟缓，其制度性根源显而易见。

欧盟常以多样性自豪，然而在战场上，多样性往往意味着重复建设、互操作性不足、后勤效率低下等结构性弱点。武器平台的高度繁杂意味着，即便欧盟在政治上具备建立统一军队的意愿，其仍将面临巨大的技术、产业以及政治经济层面的障碍。统一采购标准、整合分散的指挥系统与军工产业、克服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往往需要数十年之功。只要美国仍在北约框架内充当可信的安全保障者，欧洲国家就很难有足够动力去建立一个更为统一的欧盟军事体系。

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承诺的显著收缩，终于为欧洲敲响了警钟。多年来，欧洲在战略上处于某种“脑死亡”状态。但如今，欧洲领导人似乎终于意识到，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已沉睡太久了。若要维护集体安全、保有战略自主，欧洲必须在为时未晚之前，针对俄乌冲突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

这种重新觉醒的紧迫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这里，尤以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的发言最为突出。

马克龙用流利的英语发表了长达30分钟的演讲，语气格外迫切：“欧洲必须学会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力量。”他的愿景显然超越了传统的法德双边框架。“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作为欧洲来思考和行动……我们必须在欧洲尺度上进行思考。”马克龙的核心信息十分明确：欧洲的安全战略必须走向制度化。

斯塔默将欧洲称为一个“沉睡的巨人”。他还指出，欧洲“必须建设硬实力，因为在这个时代，硬实力就是通行的货币”。斯塔默对防务能力与威慑力量的强调，反映出欧洲人正在形成的共识：价值观本身并不足以捍卫自身，而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实力，才能得以支撑。

默茨的发言更具颠覆性。他直言，“美国的领导地位主张已受到挑战，甚至可能已经丧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已不再以原有形式存在”。

在鲁比奥看来，欧洲的问题并不主要源于经济停滞或制度缺陷，而是一场更深层的精神危机：欧洲“被负罪感与羞耻感所束缚”，将自身的自信、阳刚之气与意志力拱手让渡给左翼和“觉醒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判断在他随后的一段讲话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

“我们所想要的盟友，不应因恐惧而陷入瘫痪。我们唯一的恐惧，是担心无法为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更自豪、更强大、更富裕的国家；我们需要的盟友，能捍卫人民、维护利益、保有塑造自身命运之行动自由的，而不会为了运营全球福利国家、为所谓的历史罪责赎罪；不会让自身力量被外包、被约束或从属于其无法掌控的体系；不依赖他人满足国家生存关键需求；不会假装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众多选择之一、并在行动前还要向他人请求许可。”

这种叙事是否能唤醒欧洲这头“沉睡的巨人”，仍是未知数。从迄今为止欧洲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实际行动来看，欧洲国家充其量只是谨慎应对，甚至可以说仍然在战略上犹疑不决。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斯塔默宣布，英国将部署航母打击群至北大西洋和“高北地区”（北极地区）。但他并未具体说明将对俄罗斯军队采取何种直接行动。马克龙的立场同样相对克制。尽管有俄罗斯情报来源声称法国已承诺提供100架“阵风”战机，并授权私人军事公司协助乌克兰，但法国武装力量对俄乌冲突的直接参与度仍然有限。默茨提出大幅提高国防开支并探讨加入法国主导的欧洲核保护伞，姿态显得雄心勃勃，颇为进取。德国的防务战略总体上仍然以防御性为主，而非主动干预。

各国政府言辞与行动之间的落差表明，欧洲仍未全面觉醒，而依然处于谨慎调整阶段。一方面，欧洲国家确实在推动更高程度的战略协同，并在实质性地提高军费投入；但另一方面，他们依然在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

除了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结构之外，至少还有三个因素制约着欧洲各国政府在对俄问题上采取更统一的行动。

首先，公众意愿。尽管许多欧洲民众认为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也支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但他们显然不愿意亲自卷入军事冲突。2025年12月，法国民调机构Cluster 17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欧洲人怀疑本国是否有能力在军事上抵御俄罗斯的进攻。在原则上支持乌克兰是一码事，而在现实中为此承担生命风险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从战略角度看，在缺乏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与俄罗斯直接开战风险极高；相比之下，在乌克兰东部领土上妥协所带来的成本更低，回报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一个秘而不宣却始终存在的问题正是：欧洲究竟是否愿意为乌克兰东部地区提供实质性的安全承诺。欧洲领导人一再强调保护乌克兰的主权，但从未明确提及维护其领土完整。

最后，欧洲地缘政治被动的背后，埋藏着一场更为深层的精神危机。欧洲并不缺少表达团结的演讲与会议，但在这些话语的背后，却隐含着两种未曾言明的免责心理：其一，期待他人来承担安全责任；其二，以“民主”和“团结”作为借口，不断推迟行动，以免承担责任。对于欧洲集体安全而言，“各国间战略协调”与其说是的政治前提，不如说是一种人为阻碍。在这一点上，鲁比奥对欧洲人的批评一语中的。

马克龙所言不虚，欧洲必须学会“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但欧洲人似乎仍在等待——等待公众舆论的转向，等待制度层面的整合，等待外在条件的具足。

历史从不会按既定剧本上演。如果欧洲真心希望保护自身安全，那么它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会议、演讲和意见统一，而是如鲁比奥所说的那样：无需请求他人许可，立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