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难以理解：为何强盛的中国，几千年来不占领西伯利亚？

常有俄罗斯朋友提问：西伯利亚面积超过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距离中国如此之近，但在我国悠久的王朝历史中，为何从未考虑过吞并这片土地？

实际上，这并非因为中国缺乏能力，而是从根本上认为这片土地“没有价值”，这一切都源于切实的实际考虑。

我们的祖先历经数千年，选择土地从未只看面积大小，而是关注这片土地是否能养活人、是否适于安居。古时候的西伯利亚，正是典型的“好看却难用”，没必要为了争夺这片寒冷的冰天雪地而耗费心力。

西伯利亚那极端的气候条件，向来是古代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使只是到达那里，生存也犹如踏入一片炼狱。

如今我们拥有暖气、羽绒服和雪地轮胎，前往西伯利亚时还得穿得严严实实。而在古代，只有简朴的粗布麻衣和土炕炭火取暖，生活条件相差甚远。

西伯利亚的大片地区几乎都邻近北极圈，冬季平均气温可降至零下三四十度，极端气候下温度甚至会达到零下六七十度。这种环境下，一吐口唾沫到地面就会结成冰块，出门五分钟就能让全身从里到外冻得透。连耳朵和鼻子都得紧揣在怀中，以免冻伤。

我们中原地区的人习惯了四季分明、雨热相衔的气候，来到西伯利亚，光是挺过严冬就已经让人难以忍受，更不用说在那儿长期居住了。

此外，这个地区处处都是永久冻土层，挖一挖只见坚硬如石的冰块，土地冻得坚实无比。种植庄稼显得困难，就算搭个帐篷或者建座房屋也非常困难。如此的地方，即使免费赠送，先辈们也会觉得难以忍受。

再者，中华古代的根本文化以农业为中心，祖辈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守护几分薄土，播种麦子或水稻，四季耕作，依靠春播秋收过生活。评判一块土地的优劣，唯一的依据就是是否适合播种庄稼、是否能收获粮食。

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黑土层沃得几乎滴下油来，随意播撒些种子便能长出庄稼，一亩地收获几百斤粮食已十分常见，足够一家人的生活所需。

即使向南拓展到岭南地区，或者往西延伸到河西走廊，也还能开辟一些农田，放养牛羊，多少还能获得一些收获。

而对于西伯利亚地区来说，属于农耕的“禁区”，那里不仅存在永久冻土层，还处于降水量为400毫米的分界线上。这条线实际上划分了农牧的自然界限：在这边可以进行耕作，而那一侧则连草都难以茂盛生长。

西伯利亚地区约有80%的区域年降水量低于300毫米，且无霜期最多也就90天左右。相比之下，中原地区的小麦和水稻，最短的生长周期也需要至少120天。在这样的条件下，作物难以长势整齐。乾隆时期曾试验在靠近西伯利亚北部的边境地区种植小麦，但每亩地的产量不到40斤，与中原地区的丰收相比，微不足道。

对于以耕作为生的中国民众来说，没有产出粮食的土地，无论面积多大，也仅仅是荒芜之地，绝不能让百姓携家带口前往西伯利亚靠喝西北风或啃冰块为生。

即使不考虑气候条件和农业问题，真正要征服西伯利亚，后续的驻守与管理也会带来巨大损失，几乎毫无利润可言。从古代各个朝代的财政核算来看，都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去争夺这片土地。

古代作战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内陆向西伯利亚运输粮食，其难度绝非一般。

在西伯利亚与中国本土之间，横亘着大兴安岭、外兴安岭以及贝加尔湖等地理屏障。高山之中布满了原始森林，没有现成的道路或桥梁，粮草运输队不得不迎难而上，艰难前行。在尚未抵达目的地之前，道路上大部分粮食就已被士兵和百姓所享用。有资料记载，从北方运送一石粮食，途中往往要耗费十石，甚至有时损失超过九成，这样的损耗几乎像是用宝贵的财富换取一片荒漠般的沙土。

如果要真正驻守西伯利亚，至少需要调动几万兵士，而这些士兵的饮食、洗漱、穿着和取暖都必须仰仗内地的补给。皇室需要投入大量银两，但从西伯利亚又能获得些什么呢？那一带只零星分布着一些游牧或渔猎的部落，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税收难以收取，每年所得的贡品也多半只是一些皮毛或者兽肉，甚至连驻军的经费都难以弥补。

康熙皇帝当年明确指出：“如此偏远之地，得其民不足以役使，得其土地不足以耕作。”这句话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历代王朝经过多次摸索与实践得出的真实感受。控制西伯利亚，除了持续投入资金，没有任何实质性收益。

其实先辈们并非没有涉足过西伯利亚，也并非没有过问过这片土地。汉朝的霍去病曾南征匈奴，一路追击直至贝加尔湖，唐代还在那里设立了安北都护府，将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纳入统辖范围。元朝更是雄心勃勃，直接将北至北极海、东至乌拉尔山脉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纳入版图。但为何他们都未能长久驻守其中呢？关键原因在于管理极为耗费资源，而且容易因繁琐而顾此失彼。

由于古代中原的王朝历来优先应对更为紧要的事务，北方的游牧部落如匈奴、突厥和蒙古，才是更为严重的威胁。这些部落与中原抗衡了数千年，骑兵行动敏捷且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经常南下劫掠粮食和人口，导致朝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应对这些邻近的危机上。

汉武帝与匈奴作战，使国家储备几乎全部耗尽，军费开销占据了国库收入的七成；明朝在北方设立九个军镇以防御蒙古入侵，每年需要耗费大约八百万两白银；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动用了十万兵力和二十万民夫，一次行动便耗费了两千万两白银。

如果将这些资金用在西伯利亚，足以维持五千名驻军十年，不过，如果不防备北方的游牧部落，敌人一旦进攻，国家安全将岌岌可危。面对冰天雪地的无尽亏损，与关乎国家存亡的江山社稷之间，谁都明白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以康熙皇帝攻打雅克萨的事例为例，虽然曾经让俄军陷入混乱，最终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将外兴安岭以北的土地割让给了沙俄。这并非因为防不住敌人，而是当时西北的准噶尔汗国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起进攻。若与沙俄陷入僵持，发生两线作战，国家就会陷入危险之中。因此，选择先稳定沙俄局势，集中力量应对最紧要的问题，才是最明智的决定。

或许会有人好奇，为什么沙俄最终能够控制西伯利亚地区呢？

沙俄最初起源于东欧的莫斯科公国，其核心地区气候偏冷，居民早已习惯了寒冷的气候环境。此外，他们的文明类型并非以农业为主，而是以游牧为基础，辅以贸易活动。其扩张的主要目标在于寻找出海通途，促进贸易往来。

对于他们而言，西伯利亚犹如一片宝地，当地的貂皮和狐皮在欧洲贵族中非常受青睐，一张黑狐皮可以换取三匹战马，海狸皮的价值堪比黄金。哥萨克骑兵携带少量铁锅和布匹，就能从当地部落换取大量毛皮，随后出口到欧洲获得丰厚利润。到17世纪末，沙俄仅毛皮的出口收入每年就达几百万卢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此外，沙俄居民善于适应严寒环境，利用雪橇快速穿越西伯利亚地区，燧发枪即使在零下数十度的低温下也能顺利击发。他们的补给中，约七成为武器，剩余三成为贸易用品，比起中原军队繁琐运输粮食要方便得多，从而大大降低了统治的开销。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古代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江南的水稻田和华北的棉花田，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体系，依靠农业税和商业税就足以支撑国家运作，完全没有必要依赖毛皮等商品来赚钱。而西伯利亚的那部分资源，在古代实际上是难以触及的存在，没有现代技术的辅助，地下的石油和天然气还无法开采，即使勘探出来，也难以运输出去，留着毫无用处。

另外一个现实的因素是，在清朝中期之前，中国的人口压力总体而言并不严重，因此没有必要迁徙到西伯利亚寻求生存空间。

在清朝之前，中国的人口规模大致只有几千万，唐朝繁盛时期则接近八千万，而到了明朝晚期，人口才突破一亿。中原和江南的耕地资源充足，能够供应这些人口的生活所需，百姓们仅靠守护自家的土地就能维持生计。谁会愿意离开熟悉的土地，前往气候严酷的西伯利亚地区受苦呢？

直到清朝中期，人口总数超过三亿，才开始出现人口压力，因此出现了“闯关东”和“走西口”等迁徙现象。即便如此，百姓们也只是前往东北的黑土地，因为那里的土地还能耕种，而西伯利亚则完全不适合农作，自然没有人愿意前往。

此外，古代的朝代更替往往十分频繁，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数年的激烈战斗，导致人口锐减、田地荒废。新政权建立之初，首要任务是恢复百姓的农业生产，稳定社会民心，根本没有余力去进行长期扩张。能够守住中原核心区域，已经算是相当不易的成就了。

此外，先辈们的领土观念与现今有所不同，古代中原王朝普遍视自己为“天朝上国”，周边地区只要前来朝贡、接受封赐，认同其王权便可，不太热衷于直接统治那些“蛮夷之地”。

对历代王朝而言，最重要的利益范围始终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只要确保这两块区域的安稳，国家就能保持稳定。偏远且气候严酷的地区，只要不引发乱子，就没有必要特别投入精力去管理，更不用说进行直接的统治。

即使是元朝，把西伯利亚纳入其版图，也仅仅是象征性的管理，没有派遣官员进行治理，也没有让居民开垦土地，因为实际上没有必要，管理起来也没有实际意义。

归根结底，俄罗斯人难以理解，根源在于他们对中国农耕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知不足。

对于古代中国而言，国力的强盛并非取决于疆域的广袤，而在于妥善治理核心地区，确保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在古代，西伯利亚不过是一块无趣难食、舍不得弃掉的冰块，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还会白白浪费资源和精力，甚至可能因为顾及不过来而失去重要领域，这样的交易，先人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如今借助现代科技，西伯利亚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矿藏资源得以有效开发利用，中俄双方也通过能源合作和北极航道的共享实现了互惠互利。这种合作模式，相较于古代以兵力占领的方式，显得更加稳妥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