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 我亲手拔掉了母亲的氧气管 但真正的凶手，正跪在灵堂前哭…

我妈走的那天晚上，外头正放着烟花。

窗户没关严，砰的一声，一朵金色的菊花在夜空炸开，光透过病房的窗帘缝隙，正好落在我妈脸上。她的眉头皱了一下，又慢慢松开。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床边，把手伸向了那根氧气管。

拔管的时候，我的手没抖。

机器开始报警，滴滴滴的声音刺得人耳膜疼。护士站有人跑过来，推开门看了一眼，又悄悄退了出去。她们都知道。这个病房里住着的老人，已经在ICU和普通病房之间来回折腾了四回，每一回都是我签字——病危通知书、抢救同意书、放弃抢救同意书。

那些纸，我签了三年。

我妈的病，叫渐冻症。

你们可能听过这个病，霍金得的那种。但霍金有钱，有顶级医疗团队，有几十个人围着他转。我妈没有。她只有我，和我那个比我哭得还大声的大哥。

病是五年前查出来的。最开始只是手抖，拿不稳筷子，我妈还跟我们开玩笑：“老了老了，连饭都抢不过你们了。”后来是走路摔跤，再后来是说话不清楚，到最后，整个人躺在床上，只剩眼珠子能动。

三年，整整三年。我妈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听着窗外的动静，等着我们来看她。

我大哥来过几次？让我想想。

第一次，确诊那天。他开车送我妈来医院，办完住院手续就走了，说单位有事。

第二次，半年后。我妈从普通病房转出来，他来了，站了十分钟，接了个电话，又走了。

第三次，去年过年。他带着老婆孩子来的，拎了两箱牛奶一兜水果，在病房待了半小时，拍了几张照片发朋友圈，配文“陪妈妈过年，愿天下父母平安”。点赞一百多个。

然后就没了。

这三年，伺候我妈吃喝拉撒的是我。擦身、翻身、换尿不湿、鼻饲、吸痰，都是我。公司早就不去了，反正我那工作也挣不了几个钱。媳妇一开始还能理解，后来也扛不住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走之前扔下一句话：“你要当孝子我不拦着，但我不能让我闺女也跟着熬。”

我没拦她。她说得对。

最难熬的不是累，是看着我妈一点一点消失。

最开始她还能说话，虽然含糊，但凑近了能听清。她跟我说：“老二，你别老在医院待着，回去看看孩子。”我说没事，孩子挺好的。她说：“你别骗我，我都听见了，你媳妇打电话跟你吵架。”我不吭声。她就叹气，叹得特别轻，轻得像是怕被我发现。

后来她说不出话了，就用眼睛跟我说。我给她翻身，她疼，眼珠子就转到一边去；我喂她吃饭，她不想吃了，就使劲眨眼睛。再后来，眼睛也不怎么动了，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天花板，一看看一天。

有时候我给她擦完身子，坐在床边发呆。她会慢慢把眼珠子转过来，看着我。那个眼神我这辈子忘不了——不是感谢，不是愧疚，就是看着，像要把我刻进眼珠子里似的。

我大哥今年倒是来得勤了。隔三差五就跑来，一待就是半天。坐在床边，拉着我妈的手，跟她说话：“妈，你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我带你去海南玩。”我妈动不了，他就继续说：“你放心，医药费我包了，老二你甭管，都我来。”

我在旁边听着，一句话没说。

除夕那天下午，他突然跑来了，拎着一个保温桶，说是他媳妇包的饺子。他坐在床边，给我妈喂了一个。当然喂不进去——我妈早就不能吞咽了。饺子汤顺着嘴角流下来，淌到枕头上。他拿着纸巾擦，擦着擦着，突然哭了。

“妈，”他说，“你醒醒啊，看看我，我是老大。”

我妈没动。她那天已经整整两天没睁眼了。

他在病房待到天黑才走。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老二，你辛苦了。哥谢谢你。等妈好了，咱们好好孝顺她。”

我没说话。他就走了。

晚上七点多，护士来查房，看了看我妈的各项指标，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知道她的意思——差不多了，就这几天了。

我一个人坐在床边，听外面的鞭炮声。隔着重症病房的玻璃，那声音闷闷的，像隔着一层棉被。

八点多的时候，我妈突然睁开眼睛。

她已经好几天没睁眼了，我以为看错了。凑过去一看，真的是睁着的。她看着我，眼珠子慢慢动了动，从左边转到右边，又从我脸上转到窗外。

窗外有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炸开。

她看了一会儿，又把眼珠子转回来，看着我。那个眼神我懂——她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我凑到她嘴边，就听见一点气声，根本不成字。

我握着她的手，那只手已经瘦得只剩骨头，皮肤薄得像纸，底下的青筋一根根看得清清楚楚。她用尽力气想握我的手，但握不动——渐冻症到最后，连握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这样，她看着我，我看着窗外。一直到九点多。

后来我妈又闭上眼睛了。呼吸开始变得很慢，很轻。监护仪上的数字往下掉，一点一点的。我知道，快了。

但那个过程太慢了。慢得像有人拿钝刀子割肉。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妈才四十出头，头发还没白，走路带风。我发烧，她背着我走三里地去卫生院。我趴在她背上，听她喘气，一下一下的，很急，但特别稳。

她把我放下来的时候，后背的汗湿了一大片。

那时候我想，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我妈。

后来我长大了，结婚了，生孩子了。孝顺这件事，变成了每个月打回去的两千块钱，变成了过年回家的几天，变成了电话里那几句“妈，你身体咋样”。

再后来她病了，我把孝顺变成了床边的这三年。

可是现在，我看着她躺在这里，看着那个数字一点一点往下掉，突然不知道这三年有什么意义。

她疼吗？疼。每次翻身，她眉头都皱起来。她孤独吗？孤独。三年来，我大哥来看她那几次，她每次都能高兴好几天。她想死吗？我不知道。她从来没说过。

但我知道一件事——她不想这样活着。

去年还能说话的时候，她跟我说过一次：“老二，妈够了。真的够了。”我说你别瞎想。她就笑了一下，那个笑我记到现在，比哭还难看。

现在她躺在这里，等着那口气咽下去。但咽不下去。机器撑着，管子通着，药水吊着。死，都死不利索。

我看着那些管子，一根一根的。氧气管、胃管、输液管、尿管。三年了，这些东西插在她身上，像长在肉里似的。

外头又炸了一朵烟花，绿色的，像一棵树。

我站起来，走过去，把手伸向那根氧气管。

拔下来的那一刻，机器响了。我站在那儿，听它响。护士跑过来，看了看，又走了。

我妈的呼吸，慢慢变轻。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就没了。

我在床边坐了不知道多久。后来有人敲门，是我大哥。

他应该是接到医院电话赶过来的。冲进来的时候还喘着气，一看我妈，愣住了。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嗷的一嗓子就哭出来了。

“妈——妈你不能走啊——你看看我啊——”

他哭得惊天动地，整层楼都能听见。隔壁病房有人出来看，护士站的人也往这边瞅。他就那么跪着，边哭边磕头，额头磕在地上咚咚响。

“妈你走了我怎么办啊——我还想带你去海南呢——妈——”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哭。

灵堂设在我妈住的那个老房子里。我大哥张罗的，特别上心。棺材、花圈、挽联、纸钱，全是最高规格。来吊唁的人一波接一波，他跪在灵前，一个一个磕头回礼。眼睛哭得通红，嗓子都哑了。

亲戚们来了都夸他：“老大真孝顺，哭得那个伤心。”

我嫂子在旁边抹眼泪，一边抹一边跟人说：“我家这位，这几天水米没打牙，说对不起他妈，没尽够孝。”

我站在角落里，一句话没说。

出殡那天，他抱着遗像走在最前头。哭得走不动路，好几个人架着才勉强跟上。一路上都是他在哭，我像根木头似的跟在后面。

到了坟地，棺材下葬的时候，他突然扑上去，抱着棺材不让放。“妈——你让我再抱抱你——”几个人上去拉，拉都拉不开。

最后是他媳妇上去给了他一巴掌，才把他拉开的。

坟堆起来的时候，他又跪在那儿烧纸。烧完纸，站起来，对着坟鞠了三个躬。然后走过来，拍拍我肩膀。

“老二，节哀。以后有啥事，跟哥说。”

我说好。

他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坟前，站了很久。风挺大，把纸灰吹得到处都是。有一片落在我袖子上，黑黑的，像只蝴蝶。

我把它弹掉了。

回来之后，有人问我妈走的时候啥样。我说挺好的，走得很安详。

没人问我那根氧气管。

后来我常想一个问题：杀人犯是什么？

是动手的那个，还是眼睁睁看着人慢慢死、但什么也不做的那个？

我妈病了三年，他来看了几次？医药费他出过一分吗？伺候人的活他干过一天吗？没有。但他来了，哭了，跪了，所有人就都觉得他是孝子。

我拔了管，但三年了，从没人问我一句累不累。

其实我想明白了。我不是恨他。我是恨我自己。恨我让妈多活了这三年，恨我没早点想明白，恨我到最后才敢动手。

但说这些都没用了。

妈走了。真的走了。再也不用疼了，再也不用躺着看天花板了。挺好。

只是有时候晚上，我还是会醒。醒过来往旁边摸，想摸摸她的手。

空的。

窗外头有只野猫在叫，叫得人心烦。我躺着，看着天花板，突然想起小时候发烧那次。我妈背着我，走得满头大汗。我趴在她背上，闻见她头发里那股肥皂味。

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亲手拔掉她的氧气管。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有人跪着哭，不一定是因为伤心。有人站着不动，不一定是因为冷血。

妈。我对不住你。但我真的尽力了。

你也尽力了。咱们都尽力了。

下辈子，换你当我闺女吧。我来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