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之后，末代晋君因同族之手丧命，原来一切祸端竟都起于晋文公的决策！

公元前403年冬天，周威烈王在洛邑下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仪仗并不算盛大，却宣告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晋国，这个在春秋时期叱咤风云的老牌强国，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晋君”，而且已经被挤到了角落。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名义上的国君，几十年后居然死在同宗后裔的追杀之下，连一个普通庶人的体面都没能保住。

很多人只记得“战国七雄”，记得韩赵魏以新兴势力的面貌登上舞台，却不太在意舞台另一头，一个古老宗室的最后背影。韩昭侯派人刺杀晋静公姬俱酒，看似是一桩冷冰冰的政治清算，往前翻三百多年，却是一笔写在宗族血脉中的旧账。要说残酷，不止“相煎何太急”，而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一连串报应。

有意思的是，追究这桩弑君案的源头，绕来绕去竟绕回到一位春秋霸主身上。晋国的最高光，和它最惨烈的结局，其实系在同一个名字之上——晋文公重耳。

一、从“唐”到“晋”：一块牌子的前世今生

说起晋静公的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韩昭侯下的死手”。但把时间往前推，会发现这只是终点，不是起点。遥想西周初年，姬姓宗室中有一支被封在唐地，国号为唐，这就是后来晋国的前身。唐叔虞受封，世代相传，到了晋武公时，改“唐”为“晋”，国号从此定下来。

这一段历史看着平平无奇，其实有个细节值得一提：晋国统治者一直是周王室宗亲，血统正，根基深。后来唐朝李渊在晋阳起兵，不是没来由地给自己定个“大唐”，而是要借这段旧因缘，显出“继承唐晋旧业”的味道。

再看晋国早期，王室内部的权力结构比较传统，还是“公族为尊”。然而，曲沃这一支旁支崛起后，格局出现了变化。所谓“曲沃代翼”，说白了，就是小宗把大宗给替了；本该做旁支的，翻身把正宗压在脚下。这件事在西周晚期、东周早期已经埋下了祸根。

曲沃这一支，后来又分出韩氏一支。血缘上看，韩昭侯追杀晋静公，确实是“两家本是一家”的同宗相残。只是当年曲沃人下决心对翼城下手的时候，大概也想不到几百年后，会以类似的方式被写进史书。

不得不说，晋国的国号虽然从“唐”变成“晋”，骨子里的宗法观念却没变。只是，宗法一旦和权力结合，就不再是温情的家族伦理，而是可以翻脸的冷兵器。

二、晋文公的“用人之道”：霸业与祸根在同一张桌上

公元前636年，重耳从长期流亡中归国，史书算出他在外颠簸十九年。有人说他是“吃尽天下苦”的公子，这话不算夸张。途中从齐、宋、曹、郑一路辗转，甚至还去过楚国，见识过各国政治生态，也认识了一群愿意为他拼命的追随者。

等到晋惠公死去、晋怀公被驱逐，重耳终于以“流亡公子”的身份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件事：一是巩固王位，二是重整国政。他做出的选择，后来被《资治通鉴》写得很清楚——疏远公族，重用庶族。

为什么要疏远公族？曲沃代翼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公族势大，不是扶持，而是威胁。于是晋文公改换思路，把目光转向那些在他颠沛流离时死心塌地跟着走的旧部。他懂得一个朴素道理：能在艰难岁月跟着冒风险的人，用起来更放心。

就这样，晋国形成了“三军六卿”的架构。上军、中军、下军，各有将、佐；中军将出则为大将，入则为正卿，其他诸卿分掌军政大权。这套制度，一方面让晋国军事战斗力迅速提升，晋文公也因此有资本和齐桓公并列为“春秋二霸”。另一方面，也在悄悄造就一件事：卿大夫的权力，被固定成“世袭”。

世袭有什么问题？好处是稳，人心不易浮动；坏处是时间一久，卿大夫变成“土皇帝”。晋文公对旧部的厚待，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权力，二是世代承袭。后人拿这个对比晚唐节度使、汉代州牧，并不算夸张。卿大夫掌兵，有地，有家族势力，手上还有“为晋国立下大功”的功勋牌匾。

试想一下，一个家族连续几代都在军中领兵，朝中言路上处处是自己的人，王室却一再采取退避姿态，这种结构，很难不走向权臣坐大。晋文公在世时，还有个人威望压得住场面。等他一死，这套机制就开始按自己的逻辑继续长大，结果越长越偏。

从这一点看，“晋文公是始作俑者”的说法，多少有些道理。他确实没有刻意设计“让卿大夫分晋”，但他给了他们这个底气和途径。

三、六卿坐大：从制衡到“吃掉主人”

晋文公之后，晋国国力依旧强盛，甚至在晋景公时期扩编到了“六军十二卿”。名义上是为封赏功臣，实质上是继续把权力往卿大夫家族堆。军队多，卿位多，家族势力兴旺，听着不错，隐患也在同步放大。

到后来，结构逐渐固化成“六卿六大家族”——中行氏、范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这六家，几乎把晋国的军政要害全部包圆。公室的地盘和财力，慢慢被压缩到一个既尴尬又危险的程度。

最早出事的是中行氏和范氏。公元前493年前后，因赵氏内部土地纠纷，中行寅、范吉射趁机联手攻赵午，矛头直接指向赵鞅。赵鞅并非无名小卒，是屡立战功的大臣，属赵氏中坚人物。两家围殴一家的态势，让晋定公看不下去，终于出兵相助赵氏。

这一出兵成了转折点。中行氏、范氏先是败于赵氏联军之手，后又在晋国内部斗争中彻底失势，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六卿减成“四卿”，赵氏气势起来了，但局面并没因此稳定，反倒把矛盾推向另一家——智氏。

智氏地盘大，实力强，本身就有“出则大将军，入则大丞相”的地位。智伯瑶手握重兵，自认为“主少国疑”，自己完全可以做那个“定鼎之人”。他的目标也很直接：如果能压服另外三家，晋国就等于掌握在智氏手里，公室不过是个招牌。

智伯想到一个看似精明、其实极危险的办法。他提议：“大家要表现对晋君的忠诚，每家献万户封邑给晋君。”说得还挺动听，意思是给晋君“加封”，增强公室实力。为表诚意，他第一个献地。韩氏、魏氏碍于面子和压力，只能咬牙照办，但心里清楚，这一刀割下去，自己肉疼，智伯未必不打别的主意。

真正不买账的是赵氏。赵地本就不广，再割地就等于自废武功。赵襄子硬挺着不答应，智伯抓住这个把柄，拉上韩康子、魏桓子，以“惩罚不敬”为由合兵攻赵，矛盾就此激化。

围攻晋阳时，智伯还沾沾自喜，准备水攻赵城，觉得胜券在握。谁知水一放出去，把韩、魏两家看得心惊肉跳。张孟谈此时出场，他对韩魏两个当家人说了一番话，大意就是：“今天轮到赵氏割地、被围攻，明天就是你们。”这话不算高深，却直击要害。

韩、魏本就对割地心怀不满，此刻看着城外滔滔之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智氏今天能用这套办法对付赵氏，灭了赵氏以后，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韩氏和魏氏。人心一变，战局就翻过来了。两家在关键时刻倒向赵氏，转而攻打智氏后方。智伯如梦方醒，已经来不及。

智氏一灭，智地被三家瓜分，晋国公室名下的封地也被迫“连本带利”让出不少。晋出公在这场权力洗牌中，被逼得逃命，最后死于途中。名义上还是一国之君，实际上连个小封君都不如。

这一连串事件看下来，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节奏：晋文公当年为了防公族专权，重用庶族；庶族成了六卿；六卿又逐渐变成“新公族”；最终，公室被“新公族”架空，甚至被驱逐、被控制，连命都保不住。制度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权力集中在少数家族的局面，只是换了一批姓氏。

四、三家分晋：名义上的晋国，和被赶尽杀绝的末代君

智氏倒下，韩赵魏三家实力彻底坐大。“三家分晋”，实质上在智氏灭亡、晋出公仓皇而死时就已经进行了一多半。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只是给既成事实盖上一个“合法”的印章。

晋哀公被推上国君之位时，手里的实权已经所剩无几。名义上是“君”，实际只有曲沃、绛两城，行动被严密监视，连出入也有限制。史书记载他在这样的状态下过了十八年，日子表面上还能吃喝玩乐，但那种“花天酒地”带着一种灰色的无奈——知道自己做不到什么，干脆在有限空间里自我麻醉。

哀公死后，晋幽公姬柳即位。更惨，他连享乐的空间也没有了。韩赵魏三家控制日益紧，晋君要生存，只能频频去拜见三家当权者，实际上像是去给领主请安。幽公在位十八年，中间有一次民间有人献美女给他，结果美女被强行夺走，他本人也在这场风波中丢了性命。史书留下一句“好色”的评价，有些刻薄，却也映出晋君在三家眼中的分量：可轻侮，可废杀。

幽公死后，晋烈公继位。他在位二十七年，看起来不短，实际上完全是魏国的附属君主。晋国的名义还在，实质已经沦为人家的附庸。烈公在位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这一纸诏书几乎宣判：从此以后，晋国在政治版图中只是一个象征。

烈公死后，晋孝公接位。韩赵魏对晋室的安排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让他固定住在某一块传统“晋地”，而是轮流安置在三家境内。形象一点说，这位“晋君”仿佛成了“三姓家奴”，今天住在韩地，明天迁到赵地，后天又要进魏境。君主的尊严，被拆解成一段又一段迁徙路线。

再后来，晋静公姬俱酒登上这张已经残缺的君位。端氏聚成了“晋公府”，看着还有点样子。但真正的权力，早被三家分干净。静公在位不到两年，就被赶往屯留，随即被废为庶人。这个时候，他也许已经明白，自己只是三家的一个“象征性麻烦”：不杀，碍眼；杀，又牵涉名分。

被废之后，姬俱酒选择离开。他带着族人四处流亡，甚至远走洛阳。对他来说，国君不国君已经不重要，只希望能做个普通人，远离权力漩涡。但权力集团看问题，从来不会这么简单。一个活着的前任国君，即便没有兵，没有地，只要名字还在，就可能成为某些人将来的“旗帜”。

韩昭侯最终做出决定：不能让他活在洛阳。于是派韩玘前往刺杀。公元前376年前后，这位曾经的晋静公倒在异乡，死时已是被废的庶人。姬姓宗族不得不改姓为唐，四散而去，用一个旧国号来记住过去的荣耀。

这一幕，若和三百多年前的“曲沃代翼”放在一起看，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曲沃庄伯、韩武子韩万这些人，当年是下决心“代翼”的主角；他们的后裔，到了韩昭侯这一辈，竟然以同样的“下决心”，把曾经的大宗后人彻底除名。血脉上是一家，政治上却已经是敌人。

有人会问：韩昭侯有没有别的选择？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他担心的是后患。洛阳毕竟是周王室所在，只要姬俱酒活着，就有可能被某些势力抬出来当招牌。与其给别人留个借口，不如一刀斩草除根。这种做法冷酷，却符合战国之初的权力逻辑。

遗憾的是，晋国的宗室结局，几乎就是这套逻辑的牺牲品。晋文公当年为了避免公族做大，扶持卿大夫。卿大夫世袭成势，又反过来把公族压到连命都难保。等到“三家分晋”写进《资治通鉴》开篇的时候，史家笔下的“晋”，已不再是春秋时那个强国，而只是三家瓜分前的一块旧牌子。

往回看，从唐到晋，从翼到曲沃，从六卿到三家，这条线索并不复杂，却很清楚地展示出一个事实：制度设计里埋下的权力分配方式，一旦离开制衡，终点往往不是“相安无事”，而是“同宗反目”。晋静公姬俱酒死于同族之手，并不只是个人命途不济，而是在一条很长的历史链条上，走到了最后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