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说毛主席不懂打仗的凯丰，他后来是如何心服毛主席的？

遵义会议上有不同的声音，甚至出现激烈的争论。但是他们争的不是个人恩怨，争的是红军的活路，是中国革命的未来。

出发点显然都是为了革命好，但是有些出发点就存在可行与不可行: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学问多大，只要你的方法在实践中行不通，让革命流血受损，那就是不可行的，那就是错的。

只要你的方法能打胜仗，能保存革命力量，那就是可行的，那就是对的。

如博古、凯丰他们一开始虽然坚持错误路线，但后来在实践中慢慢认识到了，并及时改正了错误，两人后来都获得了毛主席的高度认可。

毛主席曾评价凯丰同志（大概意思）:知错就改，不搞阴谋。

这个评价也很贴合凯丰的人生轨迹——从遵义会议上公开顶撞，到之后彻底转变、坚决拥护，这种转变确实当得起这评价。

顶撞事件是发生在遵义会议上，当时的凯丰29岁，年纪轻轻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时，是围绕博古的总结报告展开，博古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军事指挥错误。

然后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很激烈，甚至在指挥打仗上都发生了争论，其中凯丰公开顶撞毛主席的指挥观点:

在会上如此针锋相对，他们两人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后来随着实践证明，凯丰同志主动找到中央负责同志，公开承认错误，并表态：

从顶撞到坚决拥护，这180度的大转弯是如何发生的？凯丰究竟经历了什么，对毛主席如此心服口服？

要理解凯丰的转变，先得认识一下当时的他。

凯丰（原名何克全）是江西萍乡人，与毛泽东算是湘赣边界的老乡 。

他早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是当时党内有着“镀金”经历的年轻理论骨干 。

1934年，28岁的他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谓少年得志 。那时候，他和博古、王明等人关系密切，脑子里装满了从苏联学来的“本本”，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在山沟里打游击的“土包子”。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气氛紧张。会议在讨论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指挥存在的问题时，大家踊跃发言。

在血的教训下，大多数人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时，周公主动承担责任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毛主席、王稼祥等人对军事错误进行了系统分析和严厉批评。朱德更是严肃表示：不能继续再这样领导下去。

但是凯丰的看法不一样，他不仅站出来为博古辩护，还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傲气，直接“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能力。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曾说，他当时反问了凯丰一句：“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这一问，把凯丰问得哑口无言，因为其实他也没读过 。

会开完了，因为毛主席说的对，代表了正确方向，所以大家最后还是选择了他，这也是中央作出的决议。但凯丰心里并不是很服气。

遵义会议后，凯丰被撤销了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但组织并没有抛弃他，而是让他在长征路上继续观察、继续看。

正是接下来的几个月，让这个年轻气盛的读书人，在血与火的事实面前，要他看到了毛主席是对的。

遵义会议开完没多久，红军就在土城与敌军遭遇。这一仗，虽然毛泽东等人已经指挥，但因为是刚刚接手，加上情报有误（原本以为敌人只有4个团五六千人，实际上却是6个团一万多人），而且战斗力很强。结果红军不仅没能速胜，反而陷入苦战，连总司令朱德都亲临前线指挥，情况一度非常危急。

眼看敌人援军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再打下去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绝境下，毛泽东与大家商议后，提出立刻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摆脱敌人。

这就是我们说的红军被迫一渡赤水 ，也是在失利局面下为了保存实力的“紧急脱险”。

但凯丰看到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他看到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在，他也到了接下来的神奇。

毛主席没有死打硬拼，而是带着红军在川黔滇边来回穿插，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在娄山关和遵义战役中，红军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

这种“打不赢就跑，跑动中找机会”的灵活战法，让凯丰看得眼花缭乱，这就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反复强调的打法和战术，毛主席就是这么做的，面对敌人几十万大军，还以少胜多！

1935年3月，中央开会讨论打不打打鼓新场。会上所有人都红了眼，一致主张要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坚决反对。那时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刚被选上来，也不好硬顶，只好服从。

但毛泽东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半夜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山路，专门去找周恩来，恳请他暂缓下命令 。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重新召集会议，毛泽东掰开揉碎了讲道理：打鼓新场四周全是敌人的主力，我们一打就陷进去了。最后，大家终于被说服，放弃了进攻计划。后来的情报证明，敌人确实在那里布好了口袋阵，就等着红军往里钻 。

这件事给凯丰的震动，比任何一堂政治课都大。什么是真正的军事家？不是只会照着书本画地图，而是在所有人都狂热的时候保持冷静，在深夜的油灯下对几万条生命负责。凯丰这才明白，毛主席打仗，靠的不是什么兵法书，而是对敌情精准的判断和对战士深沉的爱。

所以后来凯丰同志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对毛主席心服口服，后来主动公开承认错误，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在之后的革命岁月里，也造就了一段他和毛主席之间的革命友谊佳话。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野心膨胀，要分裂红军，甚至想南下逃跑。在这个节骨眼上，凯丰旗帜鲜明地站了出来。

要知道，那时候张国焘手握重兵，气焰正盛，得罪他是要冒风险的。但凯丰不怕，因为他心里已经认定了：只有跟着毛泽东，红军才有出路。

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凯丰都立场坚定地维护中央的统一，也是当面批评张国焘的错误 。这时候的凯丰，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背教条的“留洋学生”，而是变成了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捍卫者。

凯丰的心服口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拥护，更体现在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战斗岗位——宣传。

1937年，他调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做了一件流传至今的大事——写歌词。当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有个校歌，凯丰提笔写下：“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毛主席审阅歌词时，高兴地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 后来，这首由吕骥谱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唱遍了延安，唱遍了各解放区，一直唱到今天 。

1942年延安整风时，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委员有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凯丰名列其中，负责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 。由此可见，毛主席已经把他当作了可以倚重的得力助手。

这在毛主席的一生中是唯一一次与他人联名发出请柬。凯丰不仅是座谈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会后更是积极宣传和阐释毛主席的讲话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凯丰始终宽容相待，也欣赏他的才华，从未因遵义会议上的顶撞而记恨。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很多代表记得凯丰当年反对毛泽东的事，不愿意投他的票。毛泽东为此三次出面做解释工作，还顺带提到了遵义会议，争取代表们理解。虽然最后凯丰还是落选了，但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丝毫未减。

凯丰曾经犯过错，而且是在那么关键的会议上犯的错。但可贵的是，他一旦认识到错误，就彻底地改，光明磊落地改。毛主席对凯丰的这种品质，曾给出评价 “知错即改，不搞阴谋” 。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先后担任沈阳市委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1955年初，凯丰病情加重，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得知消息后，毛主席非常着急，当即作出批示：

这还不够。考虑到凯丰内心可能还存有当年遵义会议顶撞过自己的愧疚，毛主席专门派身边工作人员给病榻上的凯丰带去一句话：

听到毛主席的这番话，躺在病床上的凯丰泪流满面。他后来感慨道：“主席的胸怀，比天高，比海深！”

凯丰一直对1935年遵义会议上顶撞毛主席的事情耿耿于怀，虽然早已心服口服，但在人生弥留之际，他渴望能见毛主席一面亲自致歉。没想到毛主席主动送来宽慰，让他多年来的心结终于解开。

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病在北京逝世，年仅49岁 。清廉的他没有财产，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最好的衣服是一套打了补丁的中山装，是一位一生清廉的好干部。

从湘赣边界走出来的热血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镀金”学子；从遵义会议上那个口出狂言的反对者，到长征路上“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的坚定拥护者——凯丰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完整地演绎了一个真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不是从书本上背出来的，也不是从外国搬来的，而是在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是在血泊和失败中总结出来的。

凯丰的心服口服，不是迫于压力的屈服，而是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对真理的彻底折服。正如他做自我批评时说的那样：“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

这句话，既是凯丰的总结，也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在经历了无数失败与牺牲后，用鲜血换来的共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