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一缕年味

品名篇佳作，观世间百态，享人文情怀

图文/计毅彪 总编辑/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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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6年丙午马年正月初二。窗外年味正浓，街巷间爆竹声声，灯火融融。可我，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坐在温暖明亮的屋子里，思绪却常常飘回半个多世纪前——飘回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物质匮乏、却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故乡，飘回那些刻在骨血里、再也回不去的“年味”。

生长于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孩子，童年从来不是蜜糖里的岁月，而是苦与乐紧紧缠在一起的时光。

那时的我们，对生活没有半分奢求，精神与物质都极易满足。春节的一件新衣，中秋的一块月饼，端午一碗冒着热气的蒸蚕豆，就足以让我们欢喜许久；一把弹弓、一只铁环、一个陀螺、一个馒头大小的皮球，便是童年最珍贵的玩具。哪怕只是穿着破旧的鞋子跳房子、打陀螺，赤身跳进冰冷的水塘，滚进泥泞的秧田，筑坝截水、拿鱼摸虾，攀檐上房、爬树掏鸟窝，也能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迸发出快乐的笑声。

那是穷日子里开出的花，是苦岁月里藏着的甜。

节日，是中国人生活里最温柔的念想。

中国传统节日众多，但在所有节日里，我们最翘首以盼的，永远是春节。春节，是中华民族集除旧布新、拜神祭祖、祈福辟邪、亲朋团圆、欢庆娱乐与饮食文化于一体的民俗大节，历史悠远，文脉深厚。它源于上古人类的原始信仰与自然崇拜，由岁首祈岁祭祀演变而来。“斗柄回寅”，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农耕社会里，岁首意味着新生与希望，由此衍生出绵延千年的年俗文化。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春节与清明、端午、中秋并称四大传统佳节，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根脉。

当然，小时候的我，并不懂这些厚重的起源与文化底蕴，只知道春节是农村一年之中最隆重、最不可替代的节日。只有在春节，我们才能穿上干净体面的衣服，吃上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美食，放下所有农活与家务，走村串寨，尽情奔跑玩耍。无论家里多穷、日子多难，大人们都会拼尽全力，把这个年过好。也正因如此，春节，成了我们童年最漫长、最甜蜜的期盼，成了一年里最快乐、最珍贵的时光。

为了迎接这个盛大的节日，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十天半月就忙碌起来。扫尘除垢、杀年猪、舂饵块、酿米酒、炒蚕豆，一项接着一项，烟火气一点点漫遍村庄。生产队里若有鱼塘、藕田，还会统一组织捞鱼、踩藕，把集体的收成分给每一户人家。那份共享的喜悦，是那个年代独有的温暖。

我的父母都是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人，虽身在乡村，却始终保持着读书人的体面与整洁，我自幼便深受影响。尤其是母亲爱干净、讲卫生的习惯，深深烙在了我的生命里。

那时的农村，环境简陋，没有自来水，更没有独立的洗浴空间，洗衣洗菜都在一口水塘里。秋冬时节水源不足，清洗被单、蚊帐这些大件物品更是难上加难。可母亲从不愿将就，总要带着我们走到村外的坝塘下，一点点搓洗、漂净，让衣物尽可能干净体面。每天清晨，母亲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村前的水井挑回一担清水，打扫堂屋，擦拭桌凳、柜子与器皿，十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我们家的屋子虽狭小简陋，却总是清爽、整洁的。每到春节前夕，母亲更是要把家里里里外外收拾得清清爽爽。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慢慢学着分担。上初中以后，每年春节前的大扫除，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十多年光阴流转，当年大扫除的场景，至今仍清晰如昨。那些灰头土脸、满身尘埃的劳作，藏着生活的艰辛，更藏着年关将至的欣喜。那时家里煮饭取暖，全靠柴禾与烟煤，屋角只挖一个简单的火坑，没有任何通风排烟设施。引燃烟煤时，浓烟滚滚，常常熏得人泪流不止、咳嗽连连，几乎喘不过气。烟煤是全家四季的依靠——煮饭、烧水、取暖、煮猪食，全靠它。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燎，把楼板、椽子、梁柱、墙面都熏得黢黑如漆，积下一层厚厚的烟垢。这些烟垢平日里很难清理，只有等到春节前，才会彻底大扫除一次。

那时没有手套，没有口罩，更没有护目镜，一切防护都靠几件旧衣裳。我把锅碗盆罐移开，用报纸、化肥纸壳盖好米缸、腌菜罐，戴上草帽，裹紧衣领，把扫帚牢牢绑在长竹竿上，眯着眼睛，从上到下、前后左右清扫烟尘。不一会儿，整个屋子便弥漫着厚重的灰尘，呛得人睁不开眼。每次清扫，都要耗费大半天时间。结束时，我早已变成满身灰垢的“花斑脸”，鼻孔与喉咙里全是烟火与尘土的味道。没有洗澡的条件，只能烧一壶热水，简单擦洗一番，便算大功告成。后来，我想方设法找来旧报纸与画报，把堂屋的楼板、梁柱仔细裱糊起来，又把楼上竹篱笆隔墙、屋顶贴上画报。简陋的屋子里，竟多了一丝难得的文化气息与艺术暖意，也成了我年少时最骄傲的小创造。

春节的准备，远不止洗衣与大扫除，还有一桩桩、一件件辛苦却满含欢喜的小事，串联起整个年的味道。

杀年猪，是乡村腊月里最隆重的事。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杀年猪绝非易事——不是家家户户都养得起、杀得起；即便杀了，也不能全部归自家所有。按照规定，种粮要先低价上交公粮，养猪必须先上交一半给国家。若是只养了一头猪，就必须拉到公社食品公司统一宰杀，国家与私人各分一半，私自屠宰是绝不允许的。上交之后，剩下的肉也舍不得全部吃掉，往往要卖掉一部分换钱，补贴家用、购置年货，再留下一部分待客送礼。余下的肉，或炼油，或腌成腊肉，或炸成酥肉。就连藏着骨髓的骨头，也要敲碎，拌上碎肉、盐巴与佐料，做成“骨髓肉”入缸腌制，供一年慢慢食用。只有少量鲜肉、猪血与猪杂碎，才能成为除夕与春节餐桌上的美味。一头年猪，承载的不只是口腹之欲，更是一家人一年的生计、期盼与精打细算的生活。

酿米酒，也就是甜白酒，是春节必不可少的吃食。可直接吃，可煮饵块、饵丝、鸡蛋，耐存又方便，因此成了年前必做的大事。酿米酒的工序并不复杂：糯米淘净浸泡四五小时，上甑蒸熟，晾至三四十度，撒入酒曲拌匀，洒上凉开水，盖好锅盖，围上毛巾保暖，放在火塘边保持温度。两三天后，清甜的米香便会溢满整个屋子。家家酿酒，味道却有高下，关键全在酒曲的配比。我家的米酒总是味甜色纯，这是母亲的秘诀，也是我与母亲最默契的时光。每年春节前，我都守在母亲身边——她淘米、蒸米、拌米，我一点点撒入酒曲，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母亲总笑着夸我有分寸，那份小小的骄傲，至今想起来，心里仍是暖的。

舂饵块，是西南地区独有的年俗。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饵块只有春节才能吃到。选用香糯粘韧的大米，浸泡后上甑蒸至六七成熟，放入碓窝反复舂捣，揉成砖块状，用青松毛覆盖或清水浸泡，随吃随取，烧、煮、炒、卤、蒸、炸，风味万千。舂饵块要用老式木碓，两人踏碓，一人翻米团，前后必须配合默契，稍有不慎就会砸伤手指。对年少的我们来说，这既是危险的劳作，又是充满刺激与热闹的集体游戏。号子声、欢笑声，在村庄里久久回荡。

炒蚕豆，是孩子们最期待的年货。那个年代没有琳琅满目的零食，炒蚕豆、炒洋芋片、炒葵花子，就是最珍贵的美味。我的家乡陆良是滇中粮仓，蚕豆、洋芋、玉米家家都有储备。炒蚕豆要混着粗沙一起翻炒，才能膨酥香脆，可滚烫的沙粒常常随着豆粒炸开，溅在手臂与脸上，灼痛难忍。没有任何防护，我与弟妹却从不怕苦，主动揽下这份活计。弟妹轮流添柴、拉风箱，我掌铲翻炒，用筛子挡在脸前，一边躲避沙粒，一边均匀搅动。烟火炙烤，汗流浃背——可当一锅酥香的蚕豆出锅时，所有辛苦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满心的欢喜。

所有的忙碌、等待与辛劳，都是为了除夕的到来。除夕是春节的序幕，也是一年中最忙碌、最温暖的一天。

大人们忙着杀鸡、炒菜、备办一年中最丰盛的宴席，孩子们则欢天喜地，打水、洗菜、贴门神、挂春联。1966年以前，村里贴的都是传统门神与吉祥春联。最常见的门联便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映着那个特殊年代独有的底色。

爆竹声声响起，除夕家宴正式开席。每当这时，父亲总会轻声对我说：去，把你大爹请来，一起过个年。

我的大爹是父亲的胞兄，中年丧妻，唯一的女儿远嫁深山，极少回来。他独自一人在四合院外的秧田边，盖了一间矮小的茅草屋，孤苦度日。每次我都恭恭敬敬地跑到茅屋前喊他。有时他立刻焐火关门，随我回家；有时他难为情地推辞，说自己已经做好了饭。这时父亲便会亲自出门，把他请过来。大爹身体一直不好。我上大学时，他还在孤独地活着。每逢寒暑假，我都会独自去看望他，陪他说几句话。后来，大爹在病痛与孤寂中离开了人世，具体的日子我已记不清。可每次想起他孤单的身影，想起那些一起过年的夜晚，心里仍止不住地发酸。

除夕的晚宴，以今天的标准看，实在算不上丰盛，甚至有些寒酸——可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舔嘴咂舌。年猪不是年年都杀，但家里至少会杀一只鸡，割几斤新鲜肉。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走南闯北的父亲，炒的小炒肉、焖的黄焖鸡，堪称一绝，色香味俱全，让我们吃了今年，就盼着明年。父母一生节俭，平日精打细算，可到了除夕，却格外慷慨大方，倾尽所有办出一桌“盛宴”，不停地给我们夹菜，一遍遍叮嘱“多吃一点”。温暖的火塘边，昏黄的灯光下，忙碌了一年的父亲，给大爹和自己倒上一碗廉价的白酒。那碗里，盛着岁月的艰辛，盛着家人的团圆，更盛着对来年最朴素的期盼。

除夕一过，春节的大幕便彻底拉开。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一段真正无忧无虑、阳光灿烂的日子。

打秋千、拔河、篮球比赛、文艺演出——带着时代特色的集体活动，在自然村、大队、公社轮番上演，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在城里与外地工作的人，带着一身荣耀回到故乡。辛苦了一年的乡亲们，除了少数闲不住的人，全都放下农具与重担，安心享受这难得的松弛。

年老体弱的老人，围着火塘喝水、抽烟、嗑瓜子，或是坐在墙角晒太阳、唠家常，感叹着岁月的不易；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秋千上飞扬，在球场上奔跑，在拔河场上拼尽全力，享受着掌声与喝彩；无处发力的青年男女，便做看客、当啦啦队，在人群中嬉笑打闹，宣泄着生活的重压，寻找片刻的欢愉。

而我们这些孩子，穿上新衣或洗净的旧衣服，兜里揣着炒蚕豆、瓜子与洋芋片，手里捏一小串鞭炮，三五成群，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我们看比赛、听故事，把鞭炮丢进水里炸水花，插进土堆炸泥坑，趁人不注意丢出一个响炮，吓大家一跳，在一声声恶作剧里，笑得前仰后合。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就躺在草堆上晒太阳、躲猫猫，津津有味地听归乡的人讲外面的世界，眼睛里装满了向往与憧憬。

即便是最快乐的日子，也难免藏着一丝伤心与遗憾。有一年春节，我去公社看集体活动，见到一个小朋友拿着一只彩色小皮球，在围墙边拍打。我实在抵挡不住诱惑，怯生生地凑过去，与他一起玩起轮环拍球的游戏。谁料一不小心，我用力过猛，把皮球拍出了围墙，瞬间消失不见。小朋友哭闹着要我赔偿，可我身无分文，离家又远，孤立无援，自知理亏，急得满脸通红、满头大汗。后来如何收场，我早已记不清。可那份窘迫、愧疚与无助，却深深印在了记忆里，成了童年年味中一抹淡淡的酸涩。

随着年龄渐长，我也慢慢融入了大人们的节日活动。上中学时，我曾根据村里的安排，与人合作排练了一个相声节目，在村里的舞台登台表演。作为村里的“小知识分子”，我其实是硬着头皮上场，水平实在有限。可演出结束，台下依然响起了真诚的笑声与掌声——那掌声，不是因为技艺，而是乡亲们的善良，也是那个年代精神生活朴素的印记。如今回想起来，仍觉得有些腼腆难为情。可那也是我青春里，最真实、最温暖的一段年的记忆。

时光匆匆，五十余载弹指一挥间。

当年烟熏火燎的土屋，变成了明亮宽敞的楼房；当年凭票供应的粗茶淡饭，换成了如今丰衣足食的日常；当年简单朴素的年俗，也被更繁华、更便捷的方式取代。我们再也不用为一件新衣期盼整年，不用为一口美食精打细算，不用在烟尘里清扫房屋，不用混着沙子炒蚕豆。

可不知为何，心里依然怀念着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特殊的年味。

那时候的年味，从不在物质的丰裕，而在期盼里的虔诚，在劳作中的温暖，在烟火里的相守，在清苦日子里不肯低头的热爱。它藏在母亲洗净的被单里，藏在母子共酿的米酒里，藏在父亲的那碗小炒肉里，藏在全家团圆的饭桌里，藏在对孤苦亲人的惦念里，更藏在一代人共同的青春与乡愁里。

岁月可以改变生活，却改不了心底的根；时代可以更迭风俗，却换不走记忆里的暖。那些远去的年味，早已不是简单的吃喝与热闹，而是一段历史，一种情怀，一份刻在生命里、永远无法磨灭的乡土与亲情。

纵使年华老去，世事变迁，只要一想起五十余年前的那个年，心底便会涌起一阵温热——那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是中国人最朴素的团圆，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消散的、人间最真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