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睁开眼瞄了一下,凌晨三点零六分。屏幕上是三个字:周总。我第一反应是完了,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了?还是我白天交的方案有问题?
接起来的时候声音都是哑的:“周总?”
那边沉默了两秒,然后我听见她喘气的声音,很急,很不像她平时那个开会时端着保温杯慢条斯理讲话的样子。
“小陈,你住得离公司不远是吧?”
我说是,在城中村这边,骑车十五分钟。
她又停了一下,然后说:“你现在方便吗?帮我买点东西,送到XX酒店来。”
我脑子嗡的一下。酒店?凌晨三点?买点东西?
说实话,那一瞬间我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什么念头你们懂的,就是那种电视剧里常演的桥段。但转念一想不对啊,周总在公司是什么形象?四十出头,永远穿着深色西装,头发一丝不苟地盘起来,开会时能把人说哭的女魔头。她能有什么事?
我没敢多问,就说好,您要买什么?
她又沉默了,这回时间更长。然后我听见她吸了一口气,声音有点抖:“你就……买一包红糖,再买一包那个……那个卫生巾。然后买点吃的,热的,粥或者面条都行,别太油腻。”
我愣住了。
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是因为她的声音。那个在公司里训人从来不带脏字、光是盯着你看就能让你后背发凉的女人,这会儿说话带着哭腔,又像是在忍着什么。
我说好,我马上去。
挂了电话我才想起来,这个点去哪儿买这些?城中村的便利店早就关门了,大超市也还没开门。我骑上电动车开始在马路上转,凌晨三点的城市什么样你们见过吗?路灯黄黄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偶尔过去一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疑惑。
后来我想起来有个24小时便利店,在两条街开外。骑过去的时候冷风往脖子里灌,我穿着睡衣套了件外套,冻得直哆嗦。便利店灯还亮着,进去的时候那个值夜班的小哥趴在收银台睡觉,我叫了好几声他才醒。
红糖有,卫生巾有好几种,我站在货架前犯难了。这东西我不懂啊,平时也没买过。掏出手机想查,又觉得浪费时间,干脆把货架上每个牌子都拿了一包。
粥没有,面条也没有。只有泡面,还有那种微波炉加热的盒饭。我买了盒饭,又买了泡面,想着万一她不饿,我还能吃。
到酒店门口的时候三点四十了。我给她打电话,她让我在楼下等着,她下来拿。
过了几分钟,电梯门开了,我看见周总走出来。
我吓了一跳。
她穿着酒店的浴袍,外面裹了件大衣,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脸色白得吓人。最吓人的是她走路的样子,一只手按着肚子,腰弯着,走两步停一下。
她看见我手里那个大袋子,愣了一下:“你怎么买这么多?”
我说我不知道您要哪种,就都买了。
她嘴角动了动,好像想笑,又没笑出来。伸手来接袋子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在抖,指甲都是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
“多少钱?”她问。
我说没多少,不用给了。
她从浴袍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的塞给我,说拿着,剩下的当跑腿费。我说真不用,她瞪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太熟了,就是开会时谁多说了两句她就会这么瞪人。
我没敢再推。
她拎着袋子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小陈,今天的事……你别说出去。”
我说我知道。
她又走,这回走到电梯口,突然靠在墙上不动了。我一看不对劲,跑过去一看,她整个人靠在墙上,闭着眼,脸色更白了,额头上全是汗。
“周总?周总!”
她摆摆手,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没事,老毛病了……疼一会儿就好。”
我说我送您上去吧。
她没说话,就是点点头。
我扶着她进电梯,她的胳膊很细,隔着浴袍都能感觉到瘦。电梯里就我们俩,她一直闭着眼,呼吸很重。我不知道该看哪儿,就盯着电梯门上那个数字一层一层往上跳。
到十六楼,我扶她出来,她指了一个房间,我扶她过去。她掏出房卡开门,屋里灯亮着,我看见床上被子乱着,茶几上摆着电脑和文件,还有一个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
我扶她到床边坐下,她整个人往床上一倒,蜷成一团,手还按着肚子。
我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站在那儿,手足无措。
她闭着眼说:“你坐会儿,我躺一下就好。”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屋里很静,就听见她轻轻的哼哼声,像是疼得受不了又拼命忍着的那种。我这才注意到,茶几上的电脑屏幕还亮着,是一个做了一半的PPT。旁边的烟灰缸里有好几个烟头,瓶子里剩的水早就没气了。
我突然想起来,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周总还在办公室。我走的时候快七点,她屋里灯还亮着。敢情她是从公司直接来酒店的?还是根本没回过家?
过了十几分钟,她好像好点了,慢慢坐起来,披着大衣去翻那个袋子。她从里面拿出一包红糖,看了半天,又看看我,问:“这个怎么泡?”
我说我没泡过,应该就是用热水冲吧。
她去烧水,烧水的功夫就坐在床沿上,抱着那个袋子看,把里面的卫生巾一包一包拿出来看,又放回去。看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突然笑了。
那个笑,我从没见过。不是开会时那种客气的笑,也不是见客户时那种职业的笑,就是真的觉得好笑的那种笑。她说:“小陈,你是不是把人家货架都搬空了?”
我挠挠头,说我不知道您用哪个牌子。
她说我平时也不用这个,这次是突然……说一半不说了,低下头去拆红糖的包装袋。
水开了,她冲了一杯红糖水,捧着杯子坐在那儿喝。我这才注意到,她没化妆的样子,看着比白天年轻,但也比白天憔悴。眼角的皱纹很明显,眼睛里有红血丝,像是一直没睡好。
“你是不是觉得挺奇怪的?”她突然问,“老板混成这样,大半夜的一个人在酒店,连个能帮忙的人都没有。”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就说没有没有。
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不是平时的周总,就是个普通的、挺累的中年女人。
“我来这城市十五年,”她说,“从业务员做起,一步一步爬到现在。这些年,我什么事都自己扛。扛不住了就咬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你知道我刚才疼成那样,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吗?”
我摇头。
她说:“我第一个念头是,完了,明天还有个大客户的会。我要是疼死了,那个PPT谁去讲。”
我愣住了。
她又喝了一口红糖水,继续说:“我翻遍手机通讯录,一百多号人,有客户,有同事,有供应商,有以前的老领导。可我不知道这个点能打给谁。打到最后一个,看见你的名字,想起来你住得近,就打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心里有点堵得慌。
她喝完那杯水,站起来去卫生间,过了好久出来,脸色好了一点。她看看钟,快五点了,天都快亮了。
“你回去吧,”她说,“还能睡一会儿。今天上午晚点到公司没关系,就说我让你办事去了。”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她站在窗前,抱着那杯红糖水,看着窗外还没亮的天空。那个背影,瘦瘦的,穿着浴袍披着大衣,特别孤单。
“周总,”我说,“您要不……以后有事就打我电话。什么时候都行。”
她没回头,就嗯了一声。
我下楼骑车回家。天已经蒙蒙亮了,早点摊都出来了,炸油条的香味飘得到处都是。我骑到半路突然想起来,我买的盒饭和泡面她好像都没吃。也不知道她后来吃了没有。
那天下午,我在工位上改方案,周总从办公室出来,走到我旁边,把一个信封放我桌上。我打开一看,是早上那张一百块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就两个字:谢了。
我回头看她的办公室,她正在打电话,对着电脑,又是那个头发一丝不苟、表情严肃的周总了。
但我知道她凌晨三点是什么样子。也知道她为什么手机里存着一百多号人,却不知道该打给谁。
那个信封我现在还留着。不是因为那一百块钱,是因为那张纸条。
有时候我想,我们在这城市里拼命活着,拼到后来,身边好像挺多人,可真到了凌晨三点,疼得爬不起来的时候,能打的电话,又有几个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那天晚上我的手机再响,不管几点,我还是会起来去买东西。
不是为了老板。
是为了那个站在窗前,看着天亮的,孤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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