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贺子珍回家之际，身后传来女子呼唤：子珍

1947年，哈尔滨的冷风刮在脸上生疼。

刚处理完工作的贺子珍正往家赶，冷不丁听见身后有人喊了一嗓子：“子珍！”

回过头一看，喊话的人是曾志。

这一面，距离1930年她们在闽西那次挥手告别，整整过去了十七个年头。

进了屋，身子暖和过来，曾志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咱们当初分开的日子，你心里还有数吗？”

这话听着像是闲聊，其实是个“坑”。

来之前，外头风言风语，都说贺子珍精神垮了，甚至疯了。

曾志这是在摸底，看看老战友脑子还清不清醒。

贺子珍的反应让曾志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她把日子掐得死死的：记得门儿清，1930年，打回闽西那会儿，你去了厦门，咱俩就没再碰过面。

条理分明，脑子灵光。

曾志这才确信，眼前这个人，正常得很。

天黑下来，为了能说点体己话，贺子珍把闺女娇娇支到一边去睡，自己跟曾志挤在一个被窝里。

就在这床铺上，曾志把这十七年的陈芝麻烂谷子都翻了出来。

说白了，全是关于“舍得”二字的死结。

头一道坎，是感情上的“断臂求生”。

贺子珍提起曾志的那口子蔡协民：“老蔡咋样了？

这些年好过不？”

曾志脸色一沉。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

当年在厦门，日子过得那是相当别扭。

里头夹着两层硬伤：

一个是脾气不对付。

老蔡比曾志大了十几岁，代沟宽得没法跨。

老蔡总爱摆出老资格的架势，对媳妇指手画脚；可曾志年纪虽小，革命资历一点不浅，哪受得了这种居高临下的气？

两口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再一个是外部环境太恶劣。

1931年调到福州，那地方的白色恐怖比厦门还吓人。

这种高压锅一样的日子里，两口子互相耗着，那是真要命。

紧跟着，祸事来了。

那年11月，二宝得了天花，没挺过来。

孩子没了，这段婚姻最后一点念想也断了。

蔡协民借酒浇愁，越喝越愁，脾气更是大得没边。

正好这会儿，组织上的调令下来了：老蔡去上海，曾志留福州。

路摆在脚下：是硬撑着这段破裂的感情互相折磨，还是借着调动各奔东西？

换做平常人家，可能还要磨叽一阵子。

但在刀尖上舔血的白区，拖泥带水就是找死。

走的前一晚，两人对着哭了一场，把这事定了：离。

这看着狠心，其实是给彼此留活路。

分了家，夫妻做不成，战友的情谊没丢。

后来老蔡落难，已经跟陶铸好上的曾志，照样伸了把手。

可惜的是，1934年出了叛徒，蔡协民把命丢在了刑场上。

第二道坎，是骨肉亲情的“割肉”。

跟老蔡散伙后，在福州，曾志碰上了陶铸。

起初是为了掩护身份，组织让他俩扮假夫妻。

这种戏演多了，最容易弄假成真。

日子久了，两人看对眼了，从假搭档成了真两口子。

婚后没多久，曾志又怀上了，还在那个节骨眼上生了下来。

这时候，一道更要命的选择题砸了过来。

那时候曾志和陶铸是在刀刃上过日子，身边带个奶娃娃，不光孩子随时可能没命，弄不好哭声一响，身份暴露，整个联络点都得跟着陪葬。

是要孩子，还是要任务？

说得再露骨点，要当妈，还是要革命？

这笔账，曾志心里跟明镜似的，可心里的肉也是真疼。

为了孩子能有条活路，也为了能在白区接着干下去，两口子咬碎了牙关做决定：送人。

他们找了个做盐生意的湖北老板，这家人在福州落了脚，家底厚实。

孩子送过去，起码饿不着冻不着，能留条命。

只要娃还活着，爹妈那点思念，不算个事。

听完这些掏心窝子的话，贺子珍半天没吭声。

她也是当妈的人，骨肉分离的滋味她比谁都懂。

1947年这次能回来，真不容易——早在1941年，好姐妹骞先任回国时就喊过她，她当时犯倔没回，谁成想一错过就是六年。

现在带着娇娇和岸青回到哈尔滨，总工会给安排了活儿，这种踏实日子对她来说，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福气。

跟曾志当年那些没得选的选择比起来，每一个决定都是带着血泪的。

憋了半天，贺子珍叹了口气，说了一句重话：

“你这么干，真是对得起党了！”

这句话，把曾志这十七年的风风雨雨，概括得透透的。

那一晚，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在哈尔滨的夜色里，一直唠到了大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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