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哈尔滨的冷风刮在脸上生疼。
刚处理完工作的贺子珍正往家赶,冷不丁听见身后有人喊了一嗓子:“子珍!”
回过头一看,喊话的人是曾志。
这一面,距离1930年她们在闽西那次挥手告别,整整过去了十七个年头。
进了屋,身子暖和过来,曾志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咱们当初分开的日子,你心里还有数吗?”
这话听着像是闲聊,其实是个“坑”。
来之前,外头风言风语,都说贺子珍精神垮了,甚至疯了。
曾志这是在摸底,看看老战友脑子还清不清醒。
贺子珍的反应让曾志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她把日子掐得死死的:记得门儿清,1930年,打回闽西那会儿,你去了厦门,咱俩就没再碰过面。
条理分明,脑子灵光。
曾志这才确信,眼前这个人,正常得很。
天黑下来,为了能说点体己话,贺子珍把闺女娇娇支到一边去睡,自己跟曾志挤在一个被窝里。
就在这床铺上,曾志把这十七年的陈芝麻烂谷子都翻了出来。
说白了,全是关于“舍得”二字的死结。
头一道坎,是感情上的“断臂求生”。
贺子珍提起曾志的那口子蔡协民:“老蔡咋样了?
这些年好过不?”
曾志脸色一沉。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
当年在厦门,日子过得那是相当别扭。
里头夹着两层硬伤:
一个是脾气不对付。
老蔡比曾志大了十几岁,代沟宽得没法跨。
老蔡总爱摆出老资格的架势,对媳妇指手画脚;可曾志年纪虽小,革命资历一点不浅,哪受得了这种居高临下的气?
两口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再一个是外部环境太恶劣。
1931年调到福州,那地方的白色恐怖比厦门还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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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压锅一样的日子里,两口子互相耗着,那是真要命。
紧跟着,祸事来了。
那年11月,二宝得了天花,没挺过来。
孩子没了,这段婚姻最后一点念想也断了。
蔡协民借酒浇愁,越喝越愁,脾气更是大得没边。
正好这会儿,组织上的调令下来了:老蔡去上海,曾志留福州。
路摆在脚下:是硬撑着这段破裂的感情互相折磨,还是借着调动各奔东西?
换做平常人家,可能还要磨叽一阵子。
但在刀尖上舔血的白区,拖泥带水就是找死。
走的前一晚,两人对着哭了一场,把这事定了:离。
这看着狠心,其实是给彼此留活路。
分了家,夫妻做不成,战友的情谊没丢。
后来老蔡落难,已经跟陶铸好上的曾志,照样伸了把手。
可惜的是,1934年出了叛徒,蔡协民把命丢在了刑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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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坎,是骨肉亲情的“割肉”。
跟老蔡散伙后,在福州,曾志碰上了陶铸。
起初是为了掩护身份,组织让他俩扮假夫妻。
这种戏演多了,最容易弄假成真。
日子久了,两人看对眼了,从假搭档成了真两口子。
婚后没多久,曾志又怀上了,还在那个节骨眼上生了下来。
这时候,一道更要命的选择题砸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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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曾志和陶铸是在刀刃上过日子,身边带个奶娃娃,不光孩子随时可能没命,弄不好哭声一响,身份暴露,整个联络点都得跟着陪葬。
是要孩子,还是要任务?
说得再露骨点,要当妈,还是要革命?
这笔账,曾志心里跟明镜似的,可心里的肉也是真疼。
为了孩子能有条活路,也为了能在白区接着干下去,两口子咬碎了牙关做决定:送人。
他们找了个做盐生意的湖北老板,这家人在福州落了脚,家底厚实。
孩子送过去,起码饿不着冻不着,能留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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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娃还活着,爹妈那点思念,不算个事。
听完这些掏心窝子的话,贺子珍半天没吭声。
她也是当妈的人,骨肉分离的滋味她比谁都懂。
1947年这次能回来,真不容易——早在1941年,好姐妹骞先任回国时就喊过她,她当时犯倔没回,谁成想一错过就是六年。
现在带着娇娇和岸青回到哈尔滨,总工会给安排了活儿,这种踏实日子对她来说,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福气。
跟曾志当年那些没得选的选择比起来,每一个决定都是带着血泪的。
憋了半天,贺子珍叹了口气,说了一句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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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么干,真是对得起党了!”
这句话,把曾志这十七年的风风雨雨,概括得透透的。
那一晚,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在哈尔滨的夜色里,一直唠到了大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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