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家属之痛：比失去自由更难熬的煎熬

办刑事案件久了，总能碰到最扎心的真相——比起看守所里失去自由的当事人，外面的家属才是熬得更狠的那个。里面的世界被规训成固定节奏：几点起床、吃饭、睡觉都有安排，不用操心钱从哪来，不用想老人孩子怎么办，只需数着日子等。可家属的生活，却像被掀翻的棋盘，每一步都得硬撑。

要瞒着老人，编出“出差”“学习”的谎话，怕老人知道后血压飙升；要蹲下来摸孩子的头，说“爸爸很快就回来”，明明心里清楚这个“很快”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要四处找亲戚朋友借钱，退赃、付律师费，面对别人躲着走的眼神，把“求你了”三个字嚼碎了咽下去。见过男家属愁得头发一把一把掉，衣领上沾着白发；女家属哭得眼睛肿得睁不开，口袋里塞着揉皱的纸巾。白天得强打精神跑律师事务所、跑办案单位，晚上回到空房子，连个能说“我好累”的人都没有。

有次会见，当事人握着我的手说，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婆——他在里面只需要熬时间，老婆却要扛整个家：孩子要接送，工作要应付，还要找娘家借两万块退赃。还有个姐姐，妈妈病得不能说话，只能在亲情电话里跟弟弟说“妈妈今天吃了粥”，挂了电话就躲在阳台哭，怕弟弟知道后在里面撞墙。

律师常跟家属说“你得先照顾好自己”。有次跟一个职务侵占案的家属吃饭，他说老婆进去后生意快黄了，孩子没人管，晚上盯着客厅的沙发发呆——以前老婆总在那织毛衣。我劝他：“你要是垮了，老婆在里面得有多揪心？她最想看到的，是出来时家还是热的。”他没说话，只是倒茶，茶杯碰桌面的声音比任何话都沉。

家属的煎熬从来藏在“没事”背后。得忍受信息不对称的焦虑：不知道里面的人吃没吃饱，有没有被欺负，案件会不会突然变卦；得承受社会的异样眼光：亲戚疏远，朋友躲避，邻居背后议论“他家有人坐牢”；还得防着不法分子：有人说“能疏通关系”，骗走他们攒了半年的工资，等反应过来连人都找不到。

可家属的支持，又是案件里最亮的光。有次家属整理当事人物品，翻出一张没销毁的收据，刚好证明当事人没有侵占公司财产，帮着律师把罪名改成了“挪用资金”；还有个妈妈卖了陪嫁的金镯子，凑五万块赔偿被害人，拿到谅解书让儿子刑期少了一年。刑事案件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当事人、家属、律师三个人的配合，少了谁都走不完这条路。

记得有个当事人在视频会见里，看到妈妈靠在姐姐身上眼皮都抬不动，突然跪下来喊“妈妈”，眼泪把摄像头都打模糊了。姐姐后来跟我说，她每天都在演戏：在妈妈面前装“没事”，在弟弟面前装“放心”，在同事面前装“正常”，可晚上一关灯，枕头都能拧出水来。这种煎熬，比失去自由更疼。

律师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有的熬过来了，比如那个卖金镯子的妈妈，等儿子出来时桌上摆着热乎的饺子；有的还在熬，比如那个愁得掉头发的爸爸，还在等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可不管怎样，家属得先把自己撑住——你是家里的灯，灯灭了，里面的人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