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闲着打开网页，看到好多个新闻，说今年的春晚小品《又来了》，“讽刺拉满、尺度不小，力度不轻。”
很多年没看春晚，今年也没，好奇的了解了下这小品的内容故事，感觉是，“就这”？你们怎么好意思说“尺度不小”，如果说这小品讽刺就拉满了，那某相声演员“贾张”的作品的讽刺那叫啥？
撇开那些情绪化的褒贬，只从叙事结构看，《又来了》只是一则典型的“减压阀故事”，从表达内容看，它确实提到了几个真实痛点，形式主义的工作负担、.权责失衡、基层疲惫感；问题在于，它的叙事实质，并不是在追问“为什么会这样”，而是在展示“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很辛苦”。
当一个作品的主要功能，变成“证明我们对问题的关注”，它就很容易滑向一种表演式关心。
再联系下前段时间官媒刚痛批过形式主义，《又来了》便好像有些尴尬，力度都没官媒文章大，它讽刺的是形式主义，但它的存在方式，又带着带上了“形式主义自觉，讽刺形式主义这件事，本身好像就有了形式主义的味道。
将视角拉回二三十年前，再看春晚小品，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差。
那时候的小品创作者，不管有没明确的“公共议题意识”这个概念，也不一定动不动就“我要表达什么社会思考”；但他们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物处境的体察，让作品天然有一种锋利。
许多相声小品，讽刺的不是某个具体人，而是一个熟悉的权力姿态，高高在上、情绪化执法、对规则有选择性的理解。
一些反映“办事难”的桥段，也会演到机关窗口前排长队，一会儿“去那边盖章”，一会儿“资料不齐”，一会儿“时间到了下班”；笑点后面，是所有人对“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共同记忆。
还有当时的现实题材小品，展现的是一种社会转型期的心态冲撞，既有对旧观念的嘲弄，也有对新矛盾的直视。
它们不会让你看到一个具体的人，在制度缝隙里怎么被推搡、被误解、被挤压；也不一定有一个“皆大欢喜”来收尾；哪怕在结尾处认错，也留着点不舒服的余味，那种不圆满，恰恰让观众有继续思考的空间。
尺度，更多指能不能讲到敏感点上；力度，则是问：笑声过后，观众有没有被迫面对一个不太好绕开的问题？
很多作品，会把矛头集中在某个“坏人”或“懒官”身上；观众看完很解气，以为问题出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很安全，也很容易得到掌声，但真正有力度的讽刺，会让你隐隐意识到：即便换一个人，这事也不一定能完全改变；优秀的讽刺未必要把“原因”说明白，但它会在情节安排上，让你感受到这种荒诞不是偶发，而是常态。
《又来了》认真描绘了“常态”，对基层的疲惫描写得颇有真实感，但几乎没有留下追问“常态从何而来”的空间；矛盾止步于“村主任很累”，而不是“为什么一层层加码不会被纠偏”；
控诉很容易，真正复杂的是理解，帮观众理解那些“坏”背后的逻辑，利益、恐惧、历史惯性、组织压力……等等；它对人物是同情的，对逻辑是无情的；共情当然可贵，但对讽刺来说，还不够。
当所有人都觉得将基层某些现实搬上银幕就已昌“尺度不小“，觉得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事，那像不像一套精致的自我安慰，一边批评形式主义，一边生产更高级的形式主义。
其实，看联欢晚会，观众的要求很简单，忙活了一年，在这欢庆时刻，看了能让我笑，让我欢乐就行，但不知从何时起，有些人却好像总试图要在这“联欢“中教育观众；春晚，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了社会展“年度表情管理”，快乐要有，团圆要有，希望要有；对问题的承认可以有，但最好是柔和、不伤人、不留下太多不安；在这样的系统中，要期待一个小品承担“挖根源、动刀子”的职能，本身好像也不太现实吧。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把过多的“表达期待”压到了一个晚会节目的身上？当我们反复刷着“某某小品尺度真大”、“这个作品把真话都讲了”，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在把自己安置到一个旁观的位置，仿佛“真话被说出来”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接近解决问题。
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在笑过以后，冷静地问一问，为什么对这种“有限的真话”如此兴奋？我真正期待改变的，是哪一层的东西？在自己的能力边界之内，能不能稍微调整点什么，而不是只等待“某个节目冲破束缚”？
注：小品的意义是好的，可能只是个人以为的尺度力度有些不同，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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