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破6.9，美元霸权崩塌？就算这样，人民币也不应该去做第一

2月12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一度升至6.8998，刷新自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截至当日13时21分，最新报价为6.9020。

与此同时，舆论场中充斥着“美元体系即将瓦解”“人民币将全面接替美元”的论调，仿佛只需再过数载，人民币便能稳坐全球货币头把交椅。

人民币升值确有其事，美元承压亦属现实，但为何即便具备相应实力，中国仍无意推动人民币跃居世界第一？甚至对“替代美元”这一目标，也始终持审慎克制态度？

先浇一盆冷水：人民币突破6.9关口，并不意味着迈向美元替代已进入快车道

当前不少观点存在明显认知偏差，误将汇率单边走强等同于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决定性突破，认为只要美元进一步疲软，人民币便可顺势完成角色转换。

这种判断，与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张春教授所指出的现象高度吻合。他观察到，部分人正以“美元崩溃—人民币上位”的线性逻辑推演未来，仿佛历史会简单复刻当年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然而在他看来，二者之间横亘的结构性鸿沟，远超多数人的直观想象。

必须厘清一个基本事实：一国货币的全球地位，绝非由短期汇价波动所定义。

据2024年末官方数据，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位列第四，在贸易融资领域排第三；2025年1月其全球支付份额仅为3.79%，与美元约40%的占比相比，差距依然悬殊。

美国当前确实面临多重挑战——财政赤字高企、制造业比重持续下滑、产业回流进展缓慢，但中国经济现阶段所直面的发展课题，同样不容轻视。

这正是此前我国主动放缓在岸市场人民币国际化节奏、转而聚焦离岸体系建设的根本动因——境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法律保障机制及监管协同效能等关键环节，尚处于持续夯实阶段，整体制度根基仍有提升空间。

张春教授给出的时间预判极为务实：中国在货币综合实力上追赶美国，至少需要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即便五十年后货币形态依旧存续，人民币也未必以“取代美元”为终极使命。

更值得深思的是，人民币本身并不追求取代美元，这句话乍听令人费解——毕竟货币主导权常被视为国家战略优势。但若深入剖析美元霸权背后的系统性成本，便不难理解这一选择的深层逻辑。

破除认知迷雾：美元主导地位从不源于强制输出，强势货币的真实代价远超预期

当下流传最广的一种误读，是将美元霸权归因为“无限印钞+军事威慑”，声称美国靠纸币印刷机与航母舰队双轮驱动，迫使各国以美元结算石油交易，从而垄断全球金融话语权。

此类说法传播日久，催生出一种简化思维：既然我国综合国力稳步跃升，只需效仿美方路径，凭借硬实力施加影响，人民币就能迅速铺向全球，甚至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货币秩序，进而实现财富格局重构。

但稍作推敲即可发现该逻辑难以成立。试问：美国发行的美元，是否区分“境内版”与“境外版”？是否存在专供外国持有的特殊美元？答案是否定的。所有美元均具备完全法偿性，可在美本土自由购买商品服务；且美国国内物价体系与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均公开透明，不存在隐性操控空间。

倘若真如传言所言，仅靠印钞与武力即可维系霸权，那么美国用公开价格换入石油、再以公开价格出口制成品，其收益不过微薄加工利润，显然与其实际享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权重严重失衡，也不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事实上，美元在取代英镑后虽经历一段强势周期，但此后暴露出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恰恰根植于其过度强势本身。

张春教授曾明确指出，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初始诱因，正是美元长期高估导致出口竞争力削弱。

在此背景下，大量实体企业因本土生产成本过高而选择外迁设厂，长此以往，实体经济基础被悄然侵蚀，形成典型的“强币弱实”悖论。

这正是强势货币所附带的沉重反噬效应，也是中国坚定规避重蹈覆辙的核心考量。须知，美元真正的支撑力，并非来自枪炮胁迫，而是源自坚实的国家信用、深度开放的资本市场以及高度法治化的金融生态。

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境内禁止外币流通，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而美国联邦法律则无此类限制。

根据美国现行法规，任何货币形式（包括私人签发的本票）只要交易双方自愿接受，即具法律效力；唯一强制要求是纳税环节必须使用美元结算。

这种极致包容的货币环境，极大增强了全球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的信心与黏性，使其更倾向长期配置而非即时消耗，这才是“纸币换实物”循环得以维系的关键机制，也直接催生了全球最发达的金融服务体系。

底层逻辑再确认：货币国际化本质是富民工程，而非权力扩张

拨开迷雾之后，我们得以看清一条根本性规律：真正可持续的货币国际化，从来不是靠强制输出或地缘施压，而是依托一套稳健运转的内生经济逻辑。

公众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诸多困惑，根源在于尚未准确把握其实现所需的两个核心条件。

第一，如何让人民币顺畅流出，使境外主体愿意主动接纳并持有；第二，如何让持有者愿意长期留存，而非频繁兑换回商品或资产，将其转化为实质性的储备货币。

而打通这两条路径的枢纽，只有一个——持续提升全体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或许有人会提出设想：能否设计一种新模式，在维持较低劳动力成本、巩固出口优势的同时，通过对外贷款、基建投资等方式主动输出人民币，并引导海外资金反向流入我国金融市场，形成闭环式金融循环？如此既推进国际化，又护住制造业基本盘？答案非常清晰：技术上不可行，战略上亦不可取。

设想一下，若大量境外主体仅需持有人民币债券获取稳定息差，再用利息收入采购中国制造的商品，全程无需参与真实劳动创造；而我国工人却需高强度投入生产一线——这种不对等的价值交换结构，显然背离我们所追求的人民币国际化初心。

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不仅有助于扩大内需、增加进口规模，促进人民币自然流出，更能拓宽税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从而支撑更大体量、更高信用等级的国债发行，这才是吸引全球长期资本的根本底气。

美国当前深陷的债务困局，恰为此提供鲜活注脚：倘若美国家庭真实收入能在现有基础上翻倍，政府债务压力与投资者对美债安全性的担忧，或将大幅缓解。

由此观之，并非货币国际化带动居民增收，而是唯有居民收入迈上新台阶，才能真正托举起货币的全球信用层级——这背后，实则是深刻的财政能力命题。

中国的战略定力：拒斥霸权幻象，锚定实业根基，走稳自己的路

今年1月下旬，《求是》杂志刊发重要文章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稳步提升人民币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与此同时，美方高层近期亦多次公开肯定人民币的国际功能价值。

上述信号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但趋势明朗，并不等于可以冒进，更不意味着要复制美元曾经走过的老路。

张春教授进一步阐释：货币主导权固然带来规则制定权与政策回旋余地，但其所伴随的系统性风险与治理成本同样巨大，最终很可能陷入与今日美国相似的发展困境。

因此他坚信，中国既无意愿，也无必要走上这条路径。我们始终坚持的核心方针，是把发展实体经济摆在首位，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货币过度强势反而可能损害实体经济健康。正如美国案例所示，本币持续高估加速制造业外流，实体空心化加剧财政失衡，最终拖累整个国家信用体系。

综上所述，人民币突破6.9是积极信号，反映出国际市场对其信心正在稳步积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方向亦毋庸置疑。

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短期内人民币不可能取代美元，我们自身也无意复制所谓“霸权模式”。

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从不依赖汇率单点突破，也不依靠地缘杠杆撬动，而是深深扎根于居民钱包厚度的增长、实体经济韧性的增强、以及金融市场开放度与安全性的同步跃升。

只要我们坚守本源、久久为功，不被短期喧嚣裹挟，不被片面叙事误导，人民币终将在世界货币版图中，确立一个坚实、可信、富有建设性影响力的位置——不必争第一，但必定成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