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的变迁

年的变迁——河南篇

编前的话：除夕夜，微信群里，几位文友聊起各自记忆里的“年味”。说着说着，有人叹了一句：从前的年味，浓；如今的年味，淡了。

群里静了片刻，我冒出一句：“要不，咱们各自写一篇，发到群里，聊聊自己心里的那个‘年’？谁若喜欢，随便摘取。”

众人纷纷应了一声：“好。”

于是，便立了意，写了大纲和关键词句，不大一会儿，陆陆续续，便有人交了小作文。

我从中挑了两篇，自己又凑了一篇，凑成这几段文字，权当是对过往岁月里，那些“年”的一点念想吧。

四十年前，我还是个大小伙子。

那时候的过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就拉开序幕的。

小年一过，父亲就开始忙活。

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一趟一趟往供销社跑。

猪肉三十斤、羊肉二十斤、猪下水一副、鲤鱼一条。鸡子家里养的有，就不买了，杀个三四只就行了。新碗新筷一副、红纸两张。瓜子糖果若干——虽然精打细算，但样数不能少。

那时的年货，几乎全是吃的，又几乎全是肉食。

农村的老家，院子里垒着柴火灶，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映得母亲的脸红彤彤的。

蒸馒头、炸丸子、炖肉、卤下水，热气腾腾的香气从腊月二十八一直飘到除夕夜。

馒头要蒸够吃到正月十五的，一笼一笼摆在厢房里，上面用干净的白布盖着；炸好的丸子装在竹篮里，挂在房梁上，防着老鼠和馋嘴的孩子；肉炖好了，父亲会用钩子把肉挂在背阴的墙上，那是天然的大冰柜。

我最盼的，是除夕夜。

天还没黑透，就开始放鞭炮。

那时候的鞭炮不像现在这么斯文，是那种“大地红”，噼里啪啦响上好一阵，震得耳朵嗡嗡的，满院子都是硫磺味和碎红纸。

吃年夜饭前，还有一件顶重要的事——上坟。

跟着父亲来到祖坟上，烧纸、祭奠、磕头。

父亲一边烧纸一边小声念叨：“爷奶、爹娘，回家过年了，保佑一家老小平平安安，粮食收成好，多挣钱。”

香火在坟前缭绕，纸灰飘向灰蒙蒙的天空。

我跪在地上，心里既敬畏又好奇——他们真的会回来吃这顿饭吗？

上完坟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在灶台前忙得脚不沾地。一道道卤煮好的肉菜端上小方桌：鸡子、鱼、猪肉、羊肉，一盘一盘端上来，满满当当摆了一大桌子。

那桌子是母亲的嫁妆，也是平常家里的饭桌。

那时的年夜饭，是从天黑吃到深夜的。无非是吃肉、唠嗑。

大人们喝点酒，说着一年的事；孩子们吃饱了就跑出去放烟花。回来时，桌上的菜早就凉了，但没人介意，热一热接着吃。直到零点的钟声敲响，父亲再出去放一挂鞭炮，这顿饭才算结束。

大年初一醒来，枕头底下一定有压岁钱，崭新的一毛两毛，有时还有五毛，我们俗称是割耳朵票。

大年初一早上，穿上母亲做的新棉袄，兜里揣满瓜子和糖，满村子疯跑。

在记忆里，儿时的年是什么？吃就是过年，过年就是吃。

2014年是马年。这一年，我把七十多岁的父母接到城里住。

这一年该备的年货，已不再是单纯的猪肉、羊肉、鸡肉，多了大虾等海鲜，以及西蓝花、菜薹、生菜等原本属于南方的时令蔬菜。

这一年的年，也不再是肠胃的节日，和心心念念盼来的盛装了。

这年的年夜饭，是我做的。

母亲想帮忙，被我按在沙发上：“您今天就负责吃。”

她笑着嗔怪：“你做的能有我好吃？”但还是乖乖坐着，眼睛却一直往厨房瞟。

我做了六个菜：一条清蒸鱼，一盘白灼大虾，一盘清炒勺菜，一盘凉拌木耳，一碗红烧肉，还有父亲爱吃的花生米。

这年的年夜饭已不再全是卤煮的肉，多了些清淡的菜式。

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看着春晚，听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这一年的春节，便有了仪式感。

今年，又是一个马年。

父亲老了，母亲也老了。那个曾经骑着二八大杠购买年货的男人，如今走路需要拄着拐杖；那个在灶台前忙得脚不沾地的女人，如今做饭时总要歇上几歇。

年前回了一趟老家。老家的院子还在，那棵老槐树也在。柴火灶拆了，改成了煤气灶。小方桌还在，早已斑驳不堪。

回到家里，已到了年关。

城里的年，和农村不一样。没有腊月二十三就开始的忙活，没有满院子的硫磺味，没有房梁上挂着的肉篮子。

年货是手机上买的，动动手指，一两个小时就送到家门口。不用蒸够吃到十五的馒头，楼下超市初二就开门。不用挂在墙上冻肉，冰箱里什么都有。

父亲有些不习惯。腊月二十八那天，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在手机上划拉，问：“这就置办完了？”

“完了。”我说，“明天再买点新鲜蔬菜就行。”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在老家，这时候正该是最忙的时候。

今年的年夜饭，和2014年那桌年夜饭清单了许多。

饭桌上的话题，再不是今年的收成、谁家的猪杀了多少肉。父亲说起老家谁谁去世了，谁谁家又盖了新楼，谁谁发了财。母亲念叨着老姐妹们的近况，谁家闺女嫁了，谁家添了孙子。

那些曾经鲜活的人和事，隔着城市与乡村的距离，都成了电话里的消息，一年比一年稀疏。

我们还谈起了现在的孩子们。说手机毁了一批人，也成就了一批人。

末了，我说道：“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哪像我们小时候，没啥吃的玩的，放放鞭炮就是最大的乐趣。盼着过年时，恨不得把一年的肉都吃了。”

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有些沉默。

因为政府的禁令，窗外的烟花不见了，城市显得冷冷清清，少了过年的气氛。远处偶尔有几声零星的响动，转瞬即逝。

吃饭时，手机响了，是老家的堂哥发来的视频。

他还在农村，正和家人喝酒。镜头扫过桌子，满满当当的硬菜，红烧肘子、糖醋鲤鱼、炖老母鸡……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堂哥喝得脸红红的，大声说：“兄弟，明年回来过年吧！老院子都翻新了，家里装了空调，热乎着呢！”

我应着：“好，明年一定回。”

关了视频通话，思绪又回到了农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那个除夕夜：父亲放完鞭炮回来，拍拍身上的红纸屑，坐在小方桌前，倒上一杯酒，满足地叹一口气。

那时候的他，才五十出头，头发还是黑的，胳膊还有力气，能把一百斤的粮食袋子扛上肩。如今，八十多岁的身体，被岁月压得微微佝偻。

在饭桌上，父亲以征求的语调说，明年是不是回老家过年。

我随口应了一声。

其实我知道，就算明年回去，也回不到那个“年”了。

老院子还在，破旧了许多；老槐树还在，枝丫粗壮了许多；小方桌还在，但围坐的人变了；满桌子的卤煮肉还能做，但做肉菜的人老了。

那个以吃为主、以土地为根的年，已经随着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

可年还在。

它从农村迁到了城市，从小方桌迁到了餐桌，从父亲的肩膀迁到了我的肩头。

年夜饭的菜式变了，但一家人坐在一起的温暖没变；年货置办的方式变了，但对“好好过年”的那份心思没变；连吃都变得节制了，可那份节制的背后，是我们终于可以不为吃而发愁的底气。

父亲吃完最后一口饭，放下筷子，说：“明年别做这么多了，吃不了。”

我说：“好。”

他又说：“过年嘛，意思到了就行。”

我说：“嗯。”

四十年前的那个孩子，终于长成了当年父亲的模样——操心着年夜饭做什么，惦记着老人的身体，盘算着明年该怎么过年。

时代在变，年味在变，但有些东西，大概永远不会变。比如团圆。比如惦记。比如，无论走到哪里，总要回到那桌饭前，总要回到那盏灯下。

新年的钟声快敲响了，因为禁放烟花爆竹的缘故，没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隔着窗户看着外面的街景，除了冷清，还是冷清。

年的变迁——广西篇

十年前，我的父亲是骑着摩托车带我回老家过年的。

记忆里的那个画面，至今依然清晰：凛冽的寒风中，我裹在父亲身后，像一只蜷缩的雏鸟，双手紧紧攥住他腰间早已磨得发亮的皮带。身前是父亲宽厚的后背，身后是绑得结结实实的蛇皮袋，里面装着我们在城里攒下的一年的辛劳，还有给爷爷奶奶买的布料和吃食。

那时的回家路，是一场漫长的苦旅。从广东到广西，三百多公里的国道，我们要骑上一整天。一路上尘土飞扬，偶尔有同样骑着摩托的老乡从身边呼啸而过，大家来不及打招呼，只匆匆点个头，便又各自消失在漫天的灰黄里。

那是2014年，马年春运，全国有超过60万人的“摩托大军”，在寒风中书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迁徙史诗。

十年，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但就是这十年，改变了我回家的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过年的模样。

今年，又是一个马年。我开着新买的新能源车，载着妻儿，从广州出发，一路向北。

车载导航实时播报着路况，高速服务区里，一排排充电桩整齐排列，手机一扫，半小时就能补充三百公里的续航。

当年父亲骑行一天的路程，如今我只用了四个小时。沿途的服务区里，再难见到那种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和塑料桶——它们早已被“快递进村”的物流网络替代，年货和行李提前寄回了家，我们只带着轻松的心情上路。

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儿子在后座看着动画片，妻子用手机预订着老家的年夜饭。我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那时候回家，是为了活着；现在回家，是为了生活。”

这句话，或许正是这十年变迁的最好注脚。

当我们推开老家的门，扑面而来的不只是亲人的笑脸，还有年夜饭桌上悄然发生的变化。

记忆中的年夜饭，是一场关于肉食的“军备竞赛”。

腊月二十几，父亲就要开始忙活：杀年猪、腌腊肉、炸丸子、炖肘子。

到了除夕夜，桌上必定是鸡鸭鱼肉堆得满满当当，青菜只是点缀，甚至被戏称为“看菜”——只看不吃。母亲总说：“一年到头了，得吃顿好的。”

那个“好”字，约等于“肉”。

可今年的年夜饭，变了。

妹妹从城里带回了一箱低度果酒，说是“微醺刚刚好”。弟弟负责买菜，清单里多了西兰花、芦笋、荷兰豆这些我小时候听都没听过的蔬菜。母亲照例做了她的拿手红烧肉，但这次只做了小份，摆在桌子中央当个“意思”。真正的主角，是清蒸鲈鱼、白灼虾、凉拌秋葵，还有一大盆色彩斑斓的蔬菜沙拉。

父亲夹起一块红烧肉，又放下，笑着说：“不敢多吃了，血脂高。”然后转头去盛了一碗杂粮饭——米饭里掺了糙米和紫薯，说是“控糖”。

这一幕让我有些恍惚。曾几何时，过年意味着“放开吃”，意味着“不醉不归”。而如今，健康成了关键词，养生成了新时尚。

数据显示，2026年年货节期间，低度酒销量同比增长超过200%；而在无数家庭的餐桌上，蔬菜占比正在悄悄逼近甚至超过40%。

更让我感慨的，是酒桌气氛的变化。

我是喝过“拼命酒”的。十年前的春节，走亲访友必备的节目就是喝酒。长辈敬完晚辈敬，白酒喝完换啤酒，不喝到吐就是“不够意思”，就是“看不起人”。

那时的酒桌，像战场。每个人都身披铠甲，用酒量证明诚意，用醉态表达热情。

而今年春节，几个发小聚在一起，带来的却是青梅酒、桂花酿，还有茶味啤酒。

大家围坐在一起，倒上一小杯，慢慢抿，慢慢聊。有人提议“走一个”，没人再喊“干了”，都是“随意随意”。

聊到夜深，酒还剩大半瓶，人却都清醒。

散场时，有人笑着说：“这样挺好，明天还能带孩子去公园。”

“不劝酒”这三个字，背后是一种更深的文明自觉。它意味着，我们终于开始尊重彼此的边界，开始理解真正的热情不需要用伤害来证明，开始接受“微醺”比“烂醉”更接近幸福。

还有“光盘行动”。

往年正月里，家里剩菜能吃到初七。今年年夜饭，父母张罗着做一顿。妹妹说：“妈，别做太多，够吃就行，剩了浪费。”

母亲愣了一下，笑了：“你们现在城里人，毛病真多。”但还是少做了两个菜。

吃完饭，妹妹拿出准备好的打包盒，把剩下的菜分装好，让母亲放进冰箱。母亲看着那几个整整齐齐的盒子，嘟囔了一句：“倒也清爽。”

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真正的改变，不是标语口号，不是强制规定，而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每一个日常。它发生在年轻人在超市货比三家选择“光瓶酒”的理性里，发生在高速服务区井然有序的充电队列里，发生在“快递进村”后不再需要肩挑背扛的从容里，发生在每一个人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对待粮食、对待他人的边界感里。

有人说，年味变淡了。可我倒觉得，年味从未变淡，它只是换了模样。

过去的年味，是用繁复的仪式堆积起来的：穿新衣、放鞭炮、大鱼大肉、不醉不归。

过去的年，它在物质的匮乏中，靠着一年一度的铺张，给生活镀上一层金边。

而如今的年味，是从容的、克制的、健康的。它不再需要用吃撑来证明丰盛，不再需要用喝醉来证明真诚，不再需要用疲惫来证明团圆。

它从一个“向外求”的节日，变成了一个“向内看”的节日。

从摩托大军到高铁飞驰，从满桌荤腥到青素养生，从拼命劝酒到微醺悦己——这十年，改变的何止是过年的方式？改变的，是我们看待自己、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们终于有底气从“活着”走向“生活”，从“给别人看”走向“让自己舒服”，从“物质的狂欢”走向“精神的滋养”。

窗外，烟花在夜空绽开，又悄然消散。

儿子跑过来拉着我的手：“爸爸，明年过年我们还开车回家吗？”

我摸摸他的头：“当然回。不过那时候，可能就坐上无人驾驶的车了。”

我们都笑了。

新年中国，正在以一种更文明、更从容的方式，走向每一个春天。

而中国新年，正在每一个细节里，悄悄生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模样。

年的变迁——湖南篇

我生于1968年，湖南益阳的一个小村子。

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饿。不是没吃饱的那种饿，是真正意义上的、刻在骨子里的饥饿。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匮乏像资江里的水雾，弥漫在生活的每个角落。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初，日子好了一些，但“吃”依然是整个童年最核心的主题。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湖南人过小年比北方晚一天，叫“过小年夜”。

母亲会从柜子深处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攒了一年的糖票、肉票、布票。那些花花绿绿的票证，比钱还金贵。

父亲拿着票证去公社供销社排队，往往天不亮就走，天黑透了才回来。带回的东西，用草纸包着，麻绳系着，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一刀猪肉、一包白糖、几斤花生、两挂鞭炮、两张红纸——这就是一个农家一年的“积蓄”在过年时的集中兑现。

真正的仪式，从腊月二十八开始。

老屋的灶屋里，支起一口大铁锅，柴火噼啪作响，烟囱里冒出青灰色的烟，飘过屋后的竹林，飘过冬天的水田。母亲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在灶台前忙得脚不沾地。

蒸糍粑，是头等大事。

糯米是自家田里种的，早就浸了一天一夜，沥干了水，装进木甑里，架在大锅上蒸。

灶膛里的火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得刚刚好。

母亲时不时揭开甑盖，用筷子戳一戳，看看糯米的软硬。等糯米蒸透了，冒着热气倒进石臼里，父亲早就卷起袖子等着。两个人，一根大木杵，你一槌我一槌，把糯米捶得又黏又糯。

我和弟弟守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母亲会揪一小团热糍粑，蘸上白糖塞进我们嘴里。那味道，至今还记得——软糯、滚烫、甜到心里，是过年前夕特有的滋味。

打完糍粑，还要炸肉丸、炸油豆腐、做腊肉。

那些吃食在油锅里翻滚，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香气飘出老远。隔壁三婶家的孩子趴在门槛上望，母亲会端一小碗送过去。

那时候，谁家炸了丸子，半个村子都能闻到；谁家杀了年猪，左邻右舍都要分上一块。年的滋味，是分享的滋味，是在匮乏中彼此帮衬的滋味。

除夕夜，终于来了。

天还没黑透，父亲就让我去放炮。

那时候的鞭炮是拆开来卖的，一挂一百响，舍不得一次放完，要拆成单个的，揣在兜里，一个一个点。我举着一根点燃的香，小心翼翼地去够炮捻子，捻子哧哧冒着火星，然后“啪”的一声脆响，在夜色里炸开一团小小的光亮。

父亲站在阶基上看着，脸上难得露出笑纹。

年夜饭上桌了。

八仙桌抬到堂屋中央，四条长凳各就各位。桌上摆着一年到头最丰盛的饭菜：一碗红烧肉，一碗炖土鸡，一条红烧鲤鱼，一碗腊味合蒸，一盆萝卜炖骨头，还有母亲最拿手的炸藕合。

每一道菜都是双份，因为要先敬祖宗。

父亲点燃三炷香，恭恭敬敬地插进香炉，然后领着全家人磕头。母亲在一旁念叨：“爷爷奶奶，老祖宗，回家过年了，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保佑细伢子们有出息……”

我跪在蒲团上，偷偷抬眼去看墙上的相框。那些泛黄的黑白照片里，是我从未见过的祖辈。他们隔着岁月的烟尘，沉默地看着我们。

年幼的我并不真正懂得祭祖的含义，只觉得那一刻的堂屋格外庄重，连呼吸都要放轻些。

终于可以吃了。

那时候吃饭是有规矩的。长辈不动筷子，细伢子不能先吃；好菜要摆在长辈面前，细伢子不能伸长了胳膊去够；夹菜只能夹自己跟前的，不能满碗扒拉。但规矩归规矩，母亲的筷子总会趁人不注意，把最好的一块肉夹进我的碗里。我埋头扒饭，吃得满嘴流油。一年里，只有这一顿饭，能把白米饭吃得这么香，能把肉吃得这么畅快。

吃完饭，是守岁。

那时还没有电视，没有春晚，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嗑着瓜子花生，说着闲话。

火塘里的蔸根火红彤彤的，烧得噼啪响，映着每个人的脸。

父亲抽着旱烟，讲他年轻时去华容挑堤的事；母亲纳着鞋底，和来串门的婶子拉着家常。我和弟弟困得东倒西歪，却硬撑着不肯睡，等着午夜的那一顿饺子——虽然湖南人更习惯吃年夜饭，但母亲是北方人，家里便有了半夜吃饺子的规矩。

饺子端上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白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在嘴里爆开。母亲会往饺子里包一枚硬币，谁吃到了，这一年就有好运气。我和弟弟为了那枚硬币，能吃下两碗饺子，撑得肚子滚圆。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鞭炮声就此起彼伏响了起来。

穿上母亲做的新棉袄，兜里揣着崭新的压岁钱——一毛两毛，偶尔有五毛，那简直是巨款。

跟着父亲去拜年，走过一条条田埂路，迈进一个个堂屋，喊着“伯伯婶婶过年好”，兜里就多了一把糖，一把花生，有时还有几片发饼。那些糖块，硬得能把牙咯掉，却甜得能让人记一辈子。

那时候的年，是土地的节日，是庄稼人的节日，是匮乏年代里最盛大的犒劳。一年的辛劳，全靠着这半个月的吃，来补充亏空的身体；一年的盼头，全靠着这半个月的热闹，来照亮三百多个平凡的日子。

1985年，我十七岁，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去广东打工。

那是改革开放的第七年，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像我一样的湖南伢子。

建筑工地、制衣厂、玩具厂，哪里需要力气，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

每个月发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寄回老家。父母在信里说，家里的日子好过了，粮票取消了，肉也吃得起了。

但过年，还是要回。

绿皮火车，是最深的记忆。腊月里的广州站，人山人海，挤得密不透风。扛着蛇皮袋，拎着塑料桶，挤过检票口，挤上天桥，挤进车厢。

车厢里塞满了人，过道、座位底下、厕所门口，全是人。空气污浊，气味复杂，但没有人抱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个词：回家。

那时候的火车，比牛车还慢。从广州到长沙，要开二十多个小时。没有座位的时候就站着，站累了就蹲着，蹲累了就坐到蛇皮袋上。瞌睡了就趴在蛇皮袋上眯一会儿。

窗外是漆黑的夜，偶尔经过一个小站，能看到站台上昏黄的灯光和同样拥挤的人群。

车厢里的陌生人，很快就成了熟人。你吃一口我的发饼，我喝一口你的水，聊着各自的老家，聊着厂里的活计，聊着一年的收成和来年的盼头。

那时候，回家是一种苦。但那种苦里，有最真实的甜。

九十年代，我结了婚，有了细伢子。为了省钱，摩托车代替了绿皮火车，成为新的回家方式。

腊月二十八，天不亮就从广东出发。妻子坐在后座，双手紧紧抱着我的腰，细伢子被裹得严严实实，挤在我们中间。

三百多公里的国道，要骑上一整天。

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手脚冻得失去知觉，但心里是热的。一路上，能遇到成群结队的摩托车，都是从广东回湖南、回广西、回贵州的老乡。大家默默骑行，偶尔按一声喇叭，算是问候。

进了湖南地界，路边的风景越来越熟悉。过了郴州，过了衡阳，过了湘潭，离益阳越来越近。

那时候的回家路，是肉体的考验，也是意志的较量。

但到了村口，看到父母站在老槐树下张望的身影，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

2000年之后，日子越来越好了。摩托车换成了面包车，面包车换成了小轿车。

火车越来越快，高铁通到了长沙。父母渐渐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

2014年，我把父母接进了长沙。

他们是不愿意来的。故土难离，老屋、老邻居、老黄狗，都是割舍不下的牵挂。但身体不允许了，父亲的腿脚越来越不利索，母亲的高血压需要经常复查。好说歹说，总算同意了。

进城的那天，父亲一直回头看。车子开出村子，开出镇子，开出县界，他还在看。我知道他在看什么——在看那几间老屋，在看那片他耕了一辈子的田，在看他自己的一生。

今年，又是马年。我五十八岁了。

早上起来，去家门口的生鲜市场买菜。不用票证，不用排队，手机一扫，什么都买得起。

菜市场里，鸡鸭鱼肉、时令蔬菜、南北干货，应有尽有。我买了条鳜鱼，买了些虾，买了把红菜薹，买了些冬笋，最后想了想，又割了一斤五花肉——给父亲做毛氏红烧肉。

回到家，母亲已经坐在客厅里等着。她今年八十多了，耳朵有些背，眼神也不如从前，但精神还好。看见我进门，问：“买么子菜啦？”

我说：“买了鳜鱼，买了虾，还有您爱吃的红菜薹。”

她点点头，又说：“给你爸做红烧肉了啵？”

“做了，买了五花肉。”

她满意地笑了。

厨房里，我开始忙活。五十八岁的儿子，给八十多岁的父母做年夜饭。

洗菜、切菜、炒菜，每一个动作，都带着这些年积累的经验。

红菜薹要掐最嫩的尖，冬笋要先焯水去涩味，鳜鱼要蒸八分钟，焖两分钟。这些都是母亲教我的，如今我用它们，做给母亲吃。

父亲从房间里出来，慢慢走到厨房门口，扶着门框看我忙活。看了一会儿，说：“刀工还阔以，比你妈强。”

母亲在客厅听见了，大声说：“我做了几十年饭，你呷了几十年，现而今倒嫌我刀工不好哒！”

我们都笑了。

年夜饭上桌，六菜一汤。毛氏红烧肉摆在父亲面前，清蒸鳜鱼摆在母亲面前。父亲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嚼了很久，说：“还阔以。”

这是他一贯的评价标准。“还阔以”就是好吃，“马马虎虎”就是一般，“将就呷”就是不好吃。

今天这顿饭，得了最高分。

饭桌上，话题不再是收成，不再是猪喂了多重，不再是明年种么子。父亲说起老家的谁谁走哒，谁谁家细伢子考上大学哒，谁谁把老屋卖哒去县城买房哒。

而母亲，则说起老姐妹们的近况，谁谁腿脚也不行了，谁谁被儿女接走哒，谁谁还在村里守着。

那些熟悉的名字，越来越稀疏；那些熟悉的面孔，越来越模糊。

儿子在手机上和女朋友视频，两个人商量着明天去哪里耍。

他今年二十七岁，在麓谷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每天坐地铁通勤。他从未经历过绿皮火车的拥挤，从未体会过摩托车的寒风，从未见过粮票和肉票。过年对他来说，是七天假期，是朋友聚会，是抢红包。

父亲看着孙子，说：“现而今的年轻人，享福哒。”

我说：“是啊，咱们那时候，哪敢想这些。”

父亲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他们也不晓得咱们那时候的好哒。”

我知道他说的“好”是么子。是除夕夜里围坐火塘的温暖，是大年初一满村子拜年的热闹，是一家人挤在老屋里看烟花的团圆。

那时候虽然穷，但人和人近，心和心贴。

那时候的年，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唯一能把所有人聚在一起的日子。

如今，聚在一起越来越难了。儿子明天要去女朋友家拜年，后天约了同学聚会，大后天就要回麓谷上班。

这个家，真正完整坐在一起的，也就这一顿饭的工夫。

饭后，母亲坐在沙发上看春晚。她看不大懂了，那些年轻的面孔，那些热闹的歌舞，离她的世界太远。但她还是认真地看着，时不时问一句：“咯是哪个？”“唱嘅么子歌？”

父亲早早就躺下了。临睡前，我进去给他倒水，他拉着我的手，说：“明年，我想回老家过年。”

我说：“行，明年咱回去。”

他又说：“回去看看老屋，看看你爷爷奶奶的坟，看看村里的老伙计们。再不回去，就看不着哒。”

我说：“好，明年一定回。”

他松开手，转过身去，睡了。

我站在床边，看着他的背影。这个背影，曾经是那么宽厚、那么有力。它曾背着我走过十几里的山路去镇上，曾在寒风里为我挡住摩托车的冷，曾在无数个清晨扛起锄头走向田野。如今，它佝偻了，单薄了，像一片被岁月风干的叶子。

关上门，回到客厅。

窗外，烟花还在绽放。那些绚烂的光，转瞬即逝，像极了这些年流走的岁月。

我在沙发上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安化黑茶。茶叶在杯子里慢慢舒展，像回忆慢慢铺开。

五十多年的人生，从农村到城市，从匮乏到富足，从细伢子到父亲再到细伢子的父亲。年，是这一切变迁的见证者。

1968年，我出生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时候，年是盼头，是念想，是一年中最奢侈的几天。

1985年，我第一次离家去广东打工。那时候，年是归途，是团圆，是千辛万苦也要回去的地方。

2000年，我有了自己的家。那时候，年是责任，是传承，是努力给细伢子一个比我更好的年。

2026年，五十八岁的我，坐在长沙的客厅里，陪着八十多岁的父母过年。这时候，年是陪伴，是珍惜，是每一次相见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次的惶恐。

年变了，我也变了。但年还在，我还在。

这就够了。

茶凉了，我起身去续水。经过儿子的房间，听到他还在和朋友聊着语音。那些年轻的笑声，穿过门缝，飘进客厅，和电视里的歌声混在一起。

母亲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春晚还在继续，主持人在说着祝福的话。我轻轻走过去，给她盖上一条毯子。

窗外的烟花，渐渐稀疏了。新的一年，真的来了。

五十八年，五十多个年。每一个年都是一站，每一站都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上车的是新的希望，下车的是旧的时光。而我，还在车上，继续往前走。

不知道明年的年，会在哪里过。但无论在哪里，只要一家人还在，只要父母还在，只要儿子还在，年，就还是那个年。

新年的钟声响了。

我站在窗前，对着夜空，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声：过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