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当资本主义重拾殖民主义的野蛮手段时，我们需要穿透其宣传机器的迷雾，重新审视那些对人民最具压迫性的体制性特征。
这种双重媒体操作既掩盖了屠杀的血腥，又用各种概念为殖民征服披上合理的外衣，仿佛征服者是在追求某种被征服者从未认同的“更高尚目标”。
首先必须祛魅的是所谓“殖民地民主”。殖民地从未存在过类似民主的制度，它们处于征服者的铁腕统治之下，对遭受残酷镇压的民族毫无让步可言。波赫提醒我们，英国在摧毁印度制造业的过程中，一方面取消英国纺织品的关税，另一方面却对印度产品销售竖起贸易壁垒，这种双重标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其次是殖民统治下系统性的直接与间接暴力。1846至1847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史称“爱尔兰浩劫”——导致800万人口中约有100万至200万人死于饥荒及其后遗症。当其他同样遭受马铃薯瘟疫侵袭的欧洲国家暂停粮食出口以保障国内供给时，英国不仅未采取此举，反而利用饥荒推行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
这一历史事实印证了娜奥米·克莱因提出的“休克疗法”理论：利用灾难作为推行掠夺性政策的契机。时至今日，主流媒体仍在粉饰这类灾难，或诋毁受灾民众，或歌颂那些所谓带来“进步”的残酷措施。
第三个维度涉及反人类罪行。仅在1880至1920年间的印度，饥荒与极度贫困就导致2亿多人口中约1亿人死亡。而在十年前的孟加拉邦，饥荒更是夺走了三分之一人口（约1000万人）的生命。
拉丁美洲人民，特别是原住民和黑人族群，对这段历史有着切肤之痛——我们的大陆曾遭受真正的种族灭绝，非白人族群几近灭绝。
第四个常被忽视的手段，是利用囚犯作为劳动力压榨人民，这在英国的殖民实践中尤为突出。数据极具说明力：在1776之前的三十年里，抵达马里兰的移民中每四人就有一人是罪犯；1840年，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南部）半数人口是囚犯。1788至1868年的八十年间，共有16.2万名罪犯被流放至澳大利亚，“被驱逐去肆意屠杀原住民”。
虽然波赫未直接提及，但昔日将囚犯作为殖民企业尖兵的行径，与当今毒贩在国家纵容下攻击社会运动和反抗力量的现象，实则异曲同工。
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若无司法系统、武装力量或各级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庞大的毒品贩运网络根本无法生存与扩张。
另一方面，事实证明我们正面临一场比传统殖民主义更为复杂的社会工程：其目的是将毒贩的暴力矛头对准那些反对现行体制的人。
在整个拉丁美洲，毒贩攻击社会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模式看似起源于哥伦比亚，但这绝非偶然。这种将犯罪暴力导向基层运动的能力，正在摧毁人民的抵抗力量，并通过所谓的“禁毒战争”为巩固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无价的助力。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莫伊塞斯在2025年8月的“种子论坛”上的发言发人深省。
他指出，许多底层毒贩与反抗者一样身处贫困，底层民众之间的相互杀戮毫无意义。面对如此迫在眉睫且令人痛心的现实，我们亟需展开深入讨论，以确立应对这一复杂局面的战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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