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虺:伊尹之外，商朝真正的二号开国柱石

提起商朝，人们最先想到的，多半是商纣王，是甲骨文，是青铜器，是辅佐成汤灭夏的一代贤相伊尹。

伊尹之名，光耀千古，几乎成了商朝早期历史的代名词。可很少有人知道，在伊尹身边，始终站着一位同样功勋卓著、却被历史轻轻略过的人物。

他出身东夷大族，世代为诸侯；他是商汤的“右相”，与伊尹并列左右；他不事烹饪，不以滋味说汤，却以政治思想、战略远见、民心道义支撑起整个新生的商王朝。

他叫仲虺，是商朝真正的第二位奠基人。

在《史记》里，他的名字只寥寥数笔；在《尚书》中，却留下一篇震古烁今的《仲虺之诰》。

那不是普通的政论，而是华夏历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天命与民心”统治理论。

可以说：伊尹让商汤能打仗、能成事；仲虺让商汤能立国、能长久。

仲虺，任姓，薛国君主，祖上是黄帝之后，夏禹时期的“车正”（掌管车辆、交通、工程的重臣），家世显赫，根深叶茂。

夏桀在位时，

暴虐无道： 筑倾宫、饰瑶台，搜刮民财，残害诸侯，诛杀忠臣，宠信奸佞，天下早已离心离德。

当时的商，不过是黄河下游一个方国；而夏，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敢公开与夏桀对抗，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是对天下大势的清醒判断。

仲虺是最早看清这一点的人。他治下的薛国，地近东夷，国力不弱。以他的地位，完全可以闭关自守，保一方平安，坐观成败。

可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难、也最光明的路：弃夏归商，辅佐商汤。

这一归，意义非同小可。仲虺代表的，不是一个小部族，而是东夷集团的立场。东夷诸部人口众多、战力强悍，夏王朝一直无法真正驯服。

仲虺一归附，等于给天下诸侯发出信号：天命已去夏，而归商。

《史记·殷本纪》写：“汤行仁义，诸侯皆归之。”

诸侯为什么敢归？因为有仲虺这样的老牌诸侯、大国卿相带头。

商汤立刻拜仲虺为右相，拜伊尹为左相。一东夷大族，一出身卑贱的媵臣；一长于政治道义，一长于谋略权变。

两人一文一武、一内一外，成了商汤最坚实的两翼。 后世只颂伊尹，却少有人懂：没有仲虺，商汤便没有“诸侯之心”；没有诸侯之心，商汤不过是一方叛臣，绝无可能代夏。

鸣条之战，商汤一举击溃夏桀，夏朝灭亡。军队是伊尹谋划的，仗是商汤亲自打的，但让这场战争“名正言顺”的，是仲虺。 在灭夏之前，仲虺做了最关键的一件事：给商汤、也给天下人一个“为什么要讨伐夏桀”的理由。

在那个天命信仰极重的时代，以下犯上、以臣伐君，是天大的忌讳。商汤自己都曾犹豫不安：“我怕后代人，会拿我这件事当作借口，以下伐上，篡夺天下。” 是仲虺，稳稳地告诉他：你不是叛，你是替天行道。

仲虺把道理讲得极清楚、极透彻： 天命不是固定的，天命归于有德，天子不是天生的，天子要保民，夏桀灭亡，不是因为商要灭他，是他自绝于天、自绝于民，商汤兴起，不是因为野心，是上天用来救民的。

这一套逻辑，在今天看来平常，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

它第一次把：天命、 德行、民心 、统治合法性连成一条完整的链条。 后来周人讲“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孔子讲“为政以德”，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源头都能追溯到仲虺这里。 可以说：是仲虺，给了商朝一张“政治身份证”。

鸣条胜利后，诸侯毕贺，天下臣服。商朝建立。仗打赢了，国建立了，可最危险的时候，才刚刚到来。

商朝初建，暗流汹涌：夏的旧贵族不服部分诸侯观望天下百姓惊魂未定商汤自己内心不安，怕背负“篡弑”之名 这时候，伊尹可以管政务、管祭祀、管民生，但收拾人心、安定天下、定调政治纲领，非仲虺不可。

于是，便有了《尚书》中极其重要的一篇《仲虺之诰》。 这不是普通的劝进文，而是商朝的“建国宣言”。仲虺对商汤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说给全天下听：

“惟天无亲，克敬惟亲。”上天不分亲疏，只亲近恭敬谨慎、有德的人。

“民罔常怀，怀于有仁。”百姓没有固定归向的君主，只归向有仁德、能爱护他们的人。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夏桀不能顺从上天，毒害天下，所以天要抛弃他。

“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上天赐给大王勇气智慧，让你做天下的榜样。

“慎厥终，惟其始。”想要好的结果，一开始就要谨慎。

“殖有礼，覆昏暴。”扶植有礼的人，推翻昏暴的君主。 最后，仲虺给出一句总结，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原点：“钦崇天道，永保天命。”敬畏天道，爱护百姓，才能长久拥有天下。

这篇诰文，分量重到什么程度？它直接回答了中国古代政治最核心的问题：凭什么你能当君主？答案不是血统，不是武力，不是强权，而是：德和民。

商朝能从一个方国，变成延续五六百年的大王朝，不是靠青铜，不是靠祭祀，靠的就是仲虺定下的这一套政治正道。

孔子后来删《尚书》，把《仲虺之诰》保留下来，正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华夏政治文明的基石。

商朝初年的朝堂，极其难得：

商汤：仁厚雄主。

伊尹：权谋、治术、实干无双。

仲虺：道义、理论、民心宗师三人同心，千古难遇。

伊尹性格更鲜明，故事更多：从厨师到宰相，五去汤、五就桀，后来放逐太甲、摄政天下，传奇性极强。

仲虺则完全相反：不争权，不居功，不张扬，不制造戏剧性。 他做着最关键的事：制定典章，安抚诸侯，教化百姓，稳定四方。

《左传》《墨子》《荀子》里提到商朝贤臣，常常“伊尹、仲虺”并称，地位完全对等。

但因为仲虺没有“放逐国君”这种戏剧冲突，后世传说、小说、戏曲都不写他，慢慢就被遗忘了。 可在当时，没有人敢轻视他。他是诸侯眼中的“宗主”，是士人眼中的“道义所在”，是商汤眼中的“定盘星”。

他和伊尹，一个主内务实，一个主外安民；一个用法度、手段撑起国家机器，一个用道德、信仰凝聚天下人心。缺一不可。 商朝能平稳度过最脆弱的开国初年，没有陷入内乱、没有诸侯反叛、没有民心溃散，仲虺居功至伟。

仲虺的结局，史书没有过多渲染。没有惨死，没有政变，没有悲剧。他平静地走完一生，作为商朝开国元勋、薛国始祖，善始善终。 他留下的，不是金银，不是权位，不是地盘，而是一套直到今天依然成立的政治常识：天命在德不在力，

天下在民不在强，君主不是主人，是看护者，国家不是私产，是天下公器。 后来周公告诫成王，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讲“为政以德”，孟子讲“保民而王”，全都在重复仲虺说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