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 那次争执我动了手，她没再进家门，母亲病倒，才懂她的抱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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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我打断他，直视着他的眼睛，“你跟了我八年，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你都没走。这次，我可能需要你陪我再赌一次大的。”

陈副总愣了愣，坐直身子：“徐总，你说。”

“第一，把公司所有账目，从成立到今天，全部整理出来。重点查七年前我爸注资那段时间的所有往来款项，我要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第二，联系所有曾经被宋文昌卡过的项目方，私下接触，搜集证据。记住，不要直接提宋文昌的名字，就问流程为什么卡，谁经手，有什么说法，录音录像都要。”

“第三，”我顿了顿，望向窗外那片钢铁森林，“帮我约‘环宇城’真正的负责人，不要走规划局那条线。我记得他们总部在深圳，直接联系总部高层。”

陈副总飞快地记录下来，笔尖顿了一下，抬头看我，眼神复杂：“徐总，你这是要……跟宋处长彻底撕破脸？”

“脸早就撕破了。”

我看向窗外，目光穿过玻璃，仿佛看见了那个曾经懦弱的自己正在一点点死去。

“只是我以前一直跪着，不敢承认罢了。”

下午三点，我去了医院。

母亲已经从ICU转到普通病房，雪薇在床边喂她喝粥。

看见我，母亲的眼睛红了，颤巍巍伸出手。

我握住她的手，很凉，很瘦。

“妈。”

“景明……”母亲声音微弱，“雪薇……都跟我说了。”

我看向雪薇，她垂着眼，专注地吹凉勺里的粥。

“妈，你好好养病。其他的事，交给我。”

母亲摇头，眼泪流下来：“是妈没用……妈早知道……早知道他们算计你……可妈不敢说……”

“现在说也不晚。”

我替她擦掉眼泪，“你只要好起来，就是帮我最大的忙。”

雪薇喂完最后一口粥，站起来：“我下午还有个会，先走了。”

“雪薇。”母亲叫住她，“谢谢你。”

雪薇顿了顿，没回头，轻轻带上了门。

病房里安静下来。

母亲看着我，看了很久，突然说：“你爸刚才来了。”

“他说什么？”

“他说……”母亲闭上眼睛，“他说让你别闹了，一家人，闹出去丢人。还说宋文昌答应，只要股份转过去，就帮你把贷款还了，项目也能重新启动。”

“你怎么说？”

“我说，”母亲睁开眼，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坚决，“我说，你敢动景明的公司，我就敢跟你离婚。我这把老骨头，不怕丢人。”

我愣住了。

七十年相濡以沫，母亲从未违逆过父亲。

“妈……”

“景明，”母亲握紧我的手，“妈这辈子，最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雪薇，一个是那个没出世的孩子。”

她的眼泪又流下来：“寿宴那天晚上，雪薇流血了，是我送她去的医院。医生说是流产，问她要不要通知家属，她摇头，说不用。我在病房外听见她哭，哭得没有声音，就是肩膀一直抖……”

“我进去，想抱抱她，她推开我，说‘阿姨，您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着’。她叫我阿姨，不叫妈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叫过。”

我的心像被钝刀一下下割。

“后来那三个月，她搬出去住，我去看她，她总说忙。有次我偷偷跟着她，看见她去了一家私立医院的妇产科，在咨询台前站了很久，最后没进去，蹲在路边哭。”

“我走过去，她看见我，擦了眼泪，笑着说‘阿姨，我没事’。可我知道，她有事。她一直在想那个孩子，一直在怪自己，怪自己为什么要维护你，为什么要挨那两巴掌……”

“妈，”我声音沙哑，“别说了。”

“我要说。”母亲执拗地继续，“这些年，我看着你们分房睡，看着雪薇一年比一年冷，看着你一年比一年沉默。我想过告诉你真相，可你爸不让。他说，告诉你，你就会恨他，这个家就散了。”

“所以你就瞒了我七年？”

“是。”母亲泣不成声，“妈懦弱，妈没用。妈怕这个家散，怕你爸不要我，怕老了没人管……可现在我明白了，这个家早就散了。从你打雪薇那巴掌开始，从我的孙子孙女没那天开始，就散了。”

我抱住母亲，像小时候她抱我那样。

她的肩膀单薄，一直在抖。

“妈，不怪你。”我说，“怪我。怪我瞎，怪我蠢，怪我当了三十七年提线木偶，还觉得自己挺孝顺。”

母亲摇头，说不出话。

病房门被推开，父亲站在门口，脸色铁青。

“你来干什么？”他盯着我，“公司不要了？贷款不还了？就为了在这儿说些没用的？”

我轻轻放开母亲，站起来，转身面对父亲。

“爸，我们谈谈。”

“谈什么？”父亲冷笑，“谈你怎么忘恩负义？谈你怎么被那个女人洗脑？”

“谈谈七年前，你为什么要签那份股权协议。”我平静地说，“谈谈宋文昌答应给你什么好处，让你连亲儿子都算计。”

父亲脸色变了：“你胡说什么！”

“我没胡说。”我拿出手机，打开录音，“秦律师说了，这份协议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真要打官司，你赢不了。而且，如果我把宋文昌卡我项目、宏建挖我员工的事一起捅出去，你说，他这个副处长还当不当得成？”

父亲呼吸急促起来：“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我向前一步，“我公司快破产了，老婆没了，孩子没了，妈躺在病床上——爸，你觉得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父亲后退一步，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慌乱。

“你……你想怎么样？”

“第一，撤回股权转让的所有文件，签署放弃代持权利的协议。”

“第二，告诉宋文昌，从今往后，我的事他少插手。他卡我的项目，我会一个一个要回来。他挖我的人，我会一个一个挖回去。”

“第三，”我看着他的眼睛，“去给雪薇道歉。不是为七年前寿宴的事，是为那个孩子的事。”

父亲的脸涨得通红：“徐景明！我是你爸！”

“你是我爸。”我说，“所以我才给你选择。换了别人，我现在已经报警了。”

我们僵持着。

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道浓得呛人。

母亲在病床上小声啜泣。

最后，父亲哑着嗓子说：“我要是不答应呢？”

“那我们就法庭见。”我说，“股权纠纷，医疗纠纷，家庭纠纷——爸，你一辈子要面子，应该不想临老闹上新闻吧？”

父亲盯着我，像第一次认识我。

过了很久，他转身，蹒跚地走了。

背影佝偻，像个真正的老人。

我坐回母亲床边，握住她的手。

“妈，我是不是太狠了？”

母亲摇头，眼泪还在流：“景明，你早该这么狠了。对你爸，对宋文昌，甚至对你自己——你都该狠一点。”

那天晚上，雪薇没来医院。

我守了一夜，母亲睡得很不安稳，一直在做梦，念叨着“孩子”“对不起”。

凌晨四点，我收到雪薇的短信：“我在医院楼下。”

我轻轻走出病房，电梯下到一楼。

她站在大厅的自动门前，外面下着细雨，路灯在雨中晕开一团团光。

“怎么不上去？”我问。

“不想见你爸。”她转身看我，“听说你今天跟他摊牌了？”

“嗯。”

“结果呢？”

“他走了，没答应，也没拒绝。”

雪薇点点头，望向窗外的雨：“徐景明，你还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吗？”

“记得。”

那时候我公司刚起步，租了个小办公室，白天跑业务，晚上睡沙发。雪薇在设计院加班到深夜，总会绕路来给我送宵夜。

有次下大雨，她没带伞，跑过来时全身湿透，手里的饭盒却滴水未进。

我们就在那个十平米的小办公室里，分吃一盒饺子。

她说：“徐景明，以后咱们赚钱了，买个大房子，要有落地窗，下雨的时候可以一起看雨。”

我说：“好，还要有个院子，给孩子玩。”

雨声淅沥。

七年过去了，我们买了大房子，有落地窗，有院子。

却没了一起看雨的人，没了该在院子里跑跳的孩子。

“我这几天在想，”雪薇轻轻说，“如果七年前，我把怀孕的事告诉你，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不会。”我说，“那时候的我，配不上你，也配不上那个孩子。”

她转头看我，眼神复杂。

“徐景明，你变了。”

“晚了七年。”

“是晚了。”她顿了顿，“但总比不醒好。”

我们沉默地看着雨。

大厅里偶尔有医护人员经过，脚步声在空旷中回响。

“我妈今天跟我说，”我开口，“你去咨询过试管婴儿？”

雪薇身体微微一僵。

“是。”她承认，“三年前去的。但后来没做。”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让你当父亲。”她声音很轻，“一个会在父亲面前打老婆的男人，一个连自己都站不稳的男人，怎么教孩子做人？”

这话像把刀子，扎得我生疼。

但她说得对。

“现在呢？”我问，“现在你觉得呢？”

雪薇没有回答。

她看着雨，看了很久，然后说：“徐景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七年前流产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一闭眼，就听见耳光声，就看见血。我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医生问我，为什么不肯离婚。我说，我在等一个人醒过来。”

“医生说，你可能永远等不到。”

“我说，那我就等到死。”

她笑了笑，笑容苦涩：“很傻，对吧？明明可以走，可以重新开始，偏偏要耗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

“但我就是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们那么好的开始，就那么毁了。我不甘心我爱的那个徐景明——那个在小办公室里给我暖手的徐景明，那个说‘一辈子对你好’的徐景明——就那么消失了。”

“所以我想，我等你七年。七年是一个周期，细胞会全部更新一遍，人会变成另一个人。如果七年你还不醒，我就走。”

她转头看我：“今天，正好是七年整。”

我的心跳停了半拍。

“所以……”

“所以我要走了。”她说，“徐景明，我等到了你醒，但等不回那个孩子，也等不回这七年。我们之间，隔着太多东西了。”

雨下大了。

自动门开开合合，潮湿的风灌进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别走，想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想说我爱你。

但我说不出口。

那些话太轻了，轻得撑不起七年的伤痛，轻得换不回一个生命。

“房子留给你。”雪薇说，“我租了新的公寓，下周搬。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寄给你，财产分割你看着办，我只要我应得的那部分。”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是那个律师的。

“秦律师是我学长，人很专业，也正直。你公司的事，可以放心交给他。”

我接过名片，指尖冰凉。

“雪薇……”

“别说了。”她打断我，“就这样吧。妈那边，我会常来看她。你……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好妈。”

她转身，走进雨里。

没有打伞，就那么走着，背影在路灯下越来越模糊。

我站在原地，看着雨幕吞没她的身影。

七年。

我等了七年，等她原谅我。

她等了七年，等我醒过来。

我们都等到了，却也什么都失去了。

手机震动，是陈副总的电话。

“徐总，查到了！”他的声音兴奋中带着紧张，“七年前你爸那笔注资，根本就不是他的钱！是宋文昌通过地下钱庄转出来的，然后以你爸的名义投进来。我找到了当年的转账记录，还有你爸和宋文昌的邮件往来——他们早就计划好了，先用这笔钱控股，再一步步把你踢出去！”

雨声很大。

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漆黑的夜。

“徐总？徐总你在听吗？”

“在。”我说，“证据全部保存好，原件复印三份，分别存放。另外，帮我约纪委的朋友，就说我手里有些材料，关于规划局某位副局长的。”

挂断电话，我靠在冰冷的玻璃门上。

雨还在下。

这座城市睡了，又醒着。

就像我，睡了七年，终于醒了。

只是醒得太晚，晚到弄丢了最重要的东西。

但至少，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去打该打的仗，去保护该保护的人。

去成为一个，配得上被叫“丈夫”，配得上被叫“父亲”的人。

即使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三天后，宋文昌被纪委带走调查。

消息传得很快，姐姐徐莉哭着来公司找我，被我拒之门外。

父亲打来电话，声音苍老了十岁：“景明，收手吧。文昌进去了，徐莉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我说：“爸，七年前你选择帮他算计我的时候，想过我怎么办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

最后，父亲说：“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

再见到父亲，是在医院。

他坐在母亲病床边，握着她没打点滴的那只手，低着头，一动不动。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母亲看见我，轻轻招手。

我走进去，父亲抬起头，眼睛通红，布满血丝。

“景明，”他哑着嗓子，“爸错了。”

这是我三十七年人生里，第一次听见父亲认错。

但我已经不需要了。

“妈，今天感觉怎么样？”我绕到病床另一边，避开父亲的目光。

“好多了。”母亲看着我，又看看父亲，叹了口气，“景明，你爸他……把股权协议撕了。还写了份声明，说那30%股份本来就是你的，他不要了。”

我看向父亲。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递给我。

确实是放弃权利的声明，签了字，按了手印。

“还有，”父亲站起来，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牛皮纸袋，“这是文昌这些年……找我商量的一些事的记录。有些是电话录音，有些是短信截图。我……我都整理出来了。”

我接过纸袋，很厚。

“爸……”

“别叫我爸。”父亲苦笑，“我不配。”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下，背对着我说：“景明，爸这辈子，最错的有两件事。一是没把你当独立的个体，总想控制你。二是……为了面子，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害死了自己的孙子孙女。”

他的肩膀在抖。

“雪薇那儿，我会去道歉。不管她接不接受，我都会去。”

“你好好照顾你妈。公司的事……需要钱，跟我说。我还有点积蓄，虽然不多……”

他走了。

病房里又安静下来。

母亲看着我手里的纸袋：“景明，你会把这些交给纪委吗？”

“会。”我说，“但不是为了报复，是为了让该负责的人负责。”

母亲点点头，闭上眼睛：“你长大了。”

是啊，长大了。

晚了七年，但终究是长大了。

又过了一周，母亲出院了。

我接她回家，请了全职护工。

雪薇来看了她一次，带了自己煲的汤，坐了半小时，走了。

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景明，去追啊。雪薇心里还有你，我看得出来。”

我摇头：“妈，有些伤口，需要时间愈合。我可以等，等她愿意回头的那天。如果她永远不回头，那也是我该受的。”

母亲哭了。

我抱着她，像抱着整个世界。

公司的事慢慢走上正轨。

宋文昌被双规，他经手的项目全部重新审核。环宇城的负责人主动联系我，说项目重启，希望继续合作。

银行贷款，我用房产抵押，又找朋友借了一些，勉强还上。

员工走了一部分，又来了新的。

陈副总没走，他说：“徐总，我跟你八年，最佩服的就是你这股狠劲——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

我苦笑。

我不是狠，我是没退路了。

秋天来了。

院子里的银杏叶黄了，落了满地。

我一个人扫叶子，扫着扫着，想起雪薇说过，她最喜欢秋天的银杏，金黄一片，像阳光碎了满地。

那时候我们说，等老了，就在院子里种一排银杏，秋天一起扫叶子。

现在，院子有了，银杏有了，叶子黄了。

却只有我一个人扫。

手机响了，是雪薇。

“徐景明，我在民政局门口。”她的声音很平静，“离婚协议你签了吗？今天周一，人少。”

我看着满地的银杏叶，说：“雪薇，我们能再谈谈吗？”

“谈什么？”

“谈那个孩子。”我说，“我给他立了个碑，在南山陵园。名字刻的是‘徐念安’，男孩女孩都能用。你……想去看看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只有风声。

过了很久，她说：“好。”

我们约在周六上午。

我买了一束白菊，到的时候，雪薇已经在了。

她站在墓碑前，背影单薄。

墓碑很小，很简单，只有“徐念安”三个字，和生卒年月——其实只有卒年，那个孩子从未真正来到这个世界。

我把花放下，站在她身边。

“谢谢。”她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看着墓碑，“谢谢你怀过他，哪怕只有六周。”

雪薇的眼泪掉下来，一颗一颗，砸在墓碑上。

“我这七年，每次经过母婴店，都会停下来看。看到小衣服，小鞋子，就想，如果是男孩该穿什么，女孩该穿什么。”

“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想，如果他在，该多高了，该上几年级了，会不会像你，还是像我。”

“我恨过你，恨过你爸，恨过宋文昌，但最恨的是我自己——恨我为什么要维护你，为什么要挨那巴掌，为什么没保护好他。”

她哭得肩膀颤抖。

我伸出手，想抱她，手悬在半空，又放下了。

我没资格。

“雪薇，”我说，“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不要孩子也没关系，就我们两个人，慢慢走完下半生。”

她摇头，哭得说不出话。

过了很久，她擦干眼泪，站起来。

“徐景明，我不恨你了。”她说，“但这不代表我能原谅。那个孩子，永远横在我们中间。每次看见你，我就会想起他，想起那两巴掌，想起这七年。”

“所以，”她转身看我，眼睛红肿，但眼神清澈，“我们离婚吧。不是惩罚你，是放过我自己。”

我点头。

心很痛，但我知道，她说得对。

有些伤口，不是道歉就能愈合的。

有些失去，不是时间就能冲淡的。

“好。”我说，“下周一，民政局见。”

她走了。

我坐在墓碑前，坐了一下午。

夕阳西下的时候，父亲来了。

他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把一束小野花放在墓碑前。

然后，他跪下了。

这个一辈子没低过头的男人，跪在自己从未谋面的孙子孙女墓前，老泪纵横。

“对不起……对不起……”

他反复说着这三个字。

我没有扶他。

有些忏悔，需要跪着完成。

有些过错，需要一生偿还。

周一，我和雪薇在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红本换绿本，只用了半小时。

出来时，阳光很好。

我们站在台阶上，像七年前领证那天一样。

只是那天我们笑着，今天我们都平静。

“以后……”我开口。

“以后还是朋友。”雪薇接话，“妈那边，我会常去看她。你有事……也可以找我。”

“好。”

“保重。”

“你也是。”

她转身下台阶，走了几步，又回头。

“徐景明。”

“嗯？”

“那个孩子的事，不全是你的错。”她说，“我也有责任。这七年，我用他的死惩罚你，也惩罚我自己。现在，我们都该放下了。”

我点头，眼眶发热。

“雪薇，如果……如果很多年以后，我们都老了，都放下了，还能不能再遇见？”

她笑了，笑容里有泪光。

“如果真有那天，”她说，“如果银杏叶又黄了，如果我们都变成了更好的人——也许可以。”

她走了。

这次没有回头。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手里的离婚证很轻，又很重。

七年婚姻，两记耳光，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一场漫长的觉醒。

都结束了。

也都刚刚开始。

手机响了，是陈副总。

“徐总，环宇城的合同签了，预付款下午到账。另外，银行说我们信用恢复，可以申请新的贷款。”

“好，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我抬头看天。

秋高气爽，云淡风轻。

这座城市依旧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伤痛，自己的执念。

而我的故事，写满了错误与辜负，也写满了觉醒与成长。

那两记耳光，终于打完了。

它们打掉了一个孩子的生命，打碎了一段婚姻，也打醒了一个沉睡三十七年的人。

代价惨重。

但至少，我醒了。

至少，从今往后，我可以挺直腰板，走自己的路。

哪怕这条路，只有我一个人。

手机又响了，是母亲。

“景明，办完了？”

“嗯。”

“回家吃饭吧。妈给你包了饺子，三鲜馅的，你最爱吃。”

“好，我马上回来。”

走下民政局的台阶时，我看见父亲站在街对面。

他拄着拐杖，远远地看着我，想过来，又不敢。

我走过去。

“爸。”

“办……办完了？”他小心翼翼地问。

“嗯。”

“雪薇她……”

“她很好。”我说，“以后也会很好。”

父亲点头，眼眶红了：“景明，爸……爸能去你家吃顿饭吗？就一顿，吃完就走。”

我看着这个老人。

这个曾经威严、专制、不可一世的父亲，现在只是个怯懦的、想赎罪的老人。

“走吧。”我说，“妈包了饺子，一起吃点。”

父亲愣住了，随即拼命点头，眼泪掉下来。

我们并肩走在秋日的阳光下。

影子拉得很长。

像一对普通的父子。

尽管我们知道，回不到从前了。

但至少，可以从现在开始。

重新学做父子。

重新学做人。

风起了，卷起满街落叶。

银杏叶金黄金黄的，像碎了满地的阳光。

我忽然想起雪薇的话：

“如果银杏叶又黄了，如果我们都变成了更好的人——也许可以。”

也许可以。

也许。

我会等。

用余生，等那个也许。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