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抗倭英雄戚继光究竟有多厉害？

嘉靖三十四年，东南沿海。

数十名倭寇敢逼南京城下，十二万官军闭门不战；沿海百姓被掳为奴，城镇化为灰烬。

朝廷一次次换将，一次次失败—，问题不是将领不勇，而是这支军队根本不会打仗。

就在这时，一个29岁的年轻参将来到浙江。

在实践战争中，他逐渐发现要想彻底除掉倭寇就必须从内整顿，于是他解散旧军、重练新兵、重新设计阵法。

三年后，这支军队横扫海疆。十余年后，北方边境再无大患。

这个人，就是戚继光。

他真正打败的，从来不是倭寇，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无能战争体系。

一个不能打仗的国家

明朝嘉靖年间的东南海疆，并不是简单的“海盗骚扰”，而是一场几乎失控的国家危机。

倭寇并非零散流匪，而是由日本浪人、武士与中国海盗、奸商勾结形成的武装集团。他们沿海而来，登陆即攻城，破城即屠村。

史料记载，其所过之处焚掠一空，掳掠百姓为奴，妇女昼缫夜辱，城邑积骸如陵、流血成川。

这种侵扰从辽东、山东一直到福建、广东，无处不被波及。

问题在于——明军并不是没有兵。

南京一带驻军十二万，而深入腹地的倭寇只剩五十余人。结果守军闭城不敢战，任其两昼夜劫掠。

战场上的对比甚至更加荒唐：官军人数往往数倍、数十倍于敌，却十战九败，军纪松弛，士无斗志。

这并非个别将领无能，而是整个军事体系已经失效。

卫所制度原本用于守边，但至嘉靖时已空虚败坏。

士兵逃亡、代役成风，调来的客兵掠民索食，甚至不减于贼。

将领若真想整顿，反而可能遭祸。巡抚朱纨整饬海防后被构陷逼死，大捷的张经被诬杀。

于是战场上出现一个怪现象：敢战者死，避战者存。

朝廷仍在不断调兵，数字越来越大；倭寇却越打越凶。

表面上看是外敌强悍，实际上却是国家失去了会打仗的军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前线迎来了一个新任参将。

他第一次看到的，并不是敌人，而是一支不属于战争的军队。

队伍庞大，却无人敢冲；号令齐全，却无人执行；兵器精良，却无人能用。

从这一刻起，抗倭的关键不再是如何击败倭寇，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大明，已经不会打仗了。

少年将门与报国执念

如果只看战场，人们往往以为戚继光是被时代推上前线的将领；但事实上，他更像是一个早已准备好等待时代的人。

戚继光出身军户世家。六世祖戚祥曾追随朱元璋征战，战死沙场，其子被封明威将军，并世袭登州卫军职。

此后数代守卫海防，家族命运与国家安危长期相连。对这个家族而言，从军并非职业选择，而是一种责任延续。

十七岁那年，戚继光袭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正式步入军旅。

此时的他还没有面对倭寇，也没有建立战功，但他已经清楚自己要走的路。

这种意识，很大程度来自父亲戚景通。

戚景通一生清廉刚直，任职征粮时严禁羡余、鬻筹等敛财手段，宁受处分也不收贿赂。

他对儿子的要求几乎苛刻。

见儿子穿绣鞋便怒斥，将来若贪图享受必会克扣军饷。这并非家庭小事，而是一种价值观灌输：

将领若贪，军必败；军败，则民受祸。

因此，年轻的戚继光并未把军职当成仕途，而当成职责。

他勤读兵书，立志以韩信、岳飞为榜样，并写下自己的志向：“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这句话并不是功成后的自谦，而是在未建功之前便已确立的人生目标。

后来他在前线不断练兵、改革、承担风险，其根源并不只来自战场压力，而来自早年形成的信念：军队存在的意义，不在军功，而在为国家创造稳定的环境，百姓安居乐业。

当东南海疆烽火日盛时，这种信念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失败中诞生的新战争思想

戚继光真正面对倭寇，是在调任浙江之后。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同年七月，在胡宗宪的提议下，戚继光担任宁绍台参将。

在抗倭战争的实践中，他很快发现，如果不能彻底歼灭倭寇，就不能杜绝倭寇再次来袭。

与此同时，要想彻底歼灭倭寇，必须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

明军人数往往远多于倭寇，却一触即溃；阵形齐整却不敢接战；一旦遇伏便四散逃命。

在一次交战中，明军凭借兵力优势追击，遭伏后立刻失控，军纪完全不起作用，若非将领拼死抵抗几乎全军覆没。

所以倭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

传统的卫所兵早已名存实亡。士兵来源复杂、纪律松散，客兵甚至沿途掠民索食，百姓对官军与倭寇的恐惧几乎无差别。

这种军队即使装备再多，也无法真正作战。

因此他提出一个在当时近乎激进的想法与其依赖旧军，不如重新造一支军队。

嘉靖三十五年，他上呈练兵建议，希望招募地方勇士亲自训练，但最初并未被采纳。

他并未放弃，再次上书，提出只要得三千精兵，三年便可御敌。最终上级抱着试验心态，将三千士兵交由他训练。

训练结果并不理想。这些士兵仍怯于近战。

戚继光意识到问题更深，不仅需要训练方法改变，更要改变兵源。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获得批准后，前往义乌招募新兵四千余人，从头训练。

此时他的思路已完全不同于传统将领：

不是如何指挥军队，而是如何制造军队。

他总结战场经验，认为倭寇机动灵活、擅长近战，若仍用旧阵必败，于是设计长短兵配合的新阵法——鸳鸯阵。

阵中十二人为单位，各持不同兵器，相互掩护，既能防突进又能围歼。

这不是单纯战术，而是一套专为新军量身定制的作战体系。

当训练逐渐成型后，这支军队呈现出与旧军截然不同的面貌：行动整齐，进退一致，号令即行。战斗不再依赖勇气，而依赖秩序。

这便是后来被称为戚家军的部队。

从这一刻起，抗倭战争开始改变性质：不再是官军对倭寇的战斗，而是一支新型军队对旧战争方式的替代。

东南海疆的胜利

新军练成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最初的战斗并不宏大，往往只是追击、伏击、解围的小规模作战。

但结果却与以往截然不同。

过去官军往往人数占优仍溃败，而戚家军却能在复杂地形中稳住阵形。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桃渚。

桃渚之战中，守城军民已苦撑七昼夜。

戚继光与谭纶奉命驰援。

到达桃渚后，戚继光夜间派鸟铳手潜入城中增强防守，主力则埋伏四周。次日倭寇攻城时，城上火器齐发、伏兵突起，倭寇当即败退。

随后数战连胜，并解救被掳百姓千余人。

这类战斗不断重复：不再硬拼兵力，而是利用阵形与配合逐步歼灭敌人。

台州地区成为关键转折。这里长期是倭患重灾区，城池反复被破，百姓几无安居之日。

戚继光整顿防御、主动出击，多次击败倭寇，最终取得连战连捷的局面。到嘉靖四十一年，温岭、水涨等地倭寇被尽歼，浙东烽火基本平息。

战场随之转入福建。

在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等战役中，戚家军配合水陆行动，多路夹击，将盘踞沿海的倭寇集团逐步摧毁。

这些战役并非一次决战，而是系统清剿据点、毁巢穴、截退路。随着主要巢穴被消灭，倭患开始失去立足之地。

至此，一个持续数十年的沿海危机逐渐终止。

曾经十战九败的官军，变成可以主动围歼敌人的军队；沿海百姓也从被动逃亡，变为能够恢复生产与居住。

这场胜利并不依赖某一场著名大战，而在于战争方式的改变：过去是敌人登陆即乱，此后则是敌人登陆即被追剿。

当东南海疆趋于安定时，朝廷将目光转向北方。

新的危机正在边关出现，而戚继光也将离开海岸，前往另一条更漫长的战线。

北疆长城与另一场战争

当东南倭患基本平息时，戚继光并没有停留在功名之中。

朝廷随即将他调往北方蓟镇，那里面对的不是海盗，而是蒙古骑兵的长期威胁。明朝此时正处于“南倭北虏”的双重压力之下。

与沿海不同，北疆的问题不在突袭，而在持久。骑兵来去迅疾，单靠追击无法解决；如果防线薄弱，京师便直接暴露。

嘉靖年间蒙古曾突破边防逼近北京，边防体系的脆弱已十分明显。因此，戚继光面对的已不是如何歼敌，而是在驻扎重兵抵御敌人长驱直入的同时，依托边墙防范敌人的出没。

他首先仍是练兵。

他在北方建立车、步、骑协同的守备力量，并推行屯田、整饬军纪，使边军形成长期驻防能力。

同时，他改造兵器，创制狼筅、锐钯等专门针对倭寇近战优势的武器。

在他看来，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武器与精锐的士兵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其次，整修防御体系。

原有长城低矮单薄，戚继光督修边墙，加固城体，并修建空心敌台，使守军可驻守、观察、射击。

到万历九年共建敌台一千一百九十四座。这些设施将防御从被动抵挡变为体系化防护。

与南方一样，他的核心并非依赖勇战，而是让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秩序与战力。

但与抗倭不同，北方战争还包含政治。

戚继光主张刚柔并用：一面修防备战，一面推动互市与抚赏，以稳定边境关系。

他认为边防之道在守，而守的目的在于安民，既减少战争，也减少消耗。

此后十六年，蓟镇边境大体安定，长期无大战事。这并非一次辉煌胜利，而是一种更困难的成果：让边疆得到暂时的安宁。

回顾戚继光的一生，从海疆到边关，一次次书写自己的传奇，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篇章。

而他的一生不只是南歼倭寇，北御鞑靼，还留下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著名军事著作，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信源： 李占良. 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明朝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J]. 国防, 2007, (11): 74-75. 赵红. 从戚继光抗倭史迹看其海防精神[A] 浙江苍南海防历史文化研究[C].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文物局、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苍南县人民政府,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3: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