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养母亲变魔鬼？摩尔多瓦禁书披露：俄语教育竟成虐待工具！

过去十年间，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主要出版社推出了一波反思苏联往事的长篇小说热潮。这些作品深入挖掘了曾经塑造甚至粉碎当地人生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

在长篇小说《破碎的飞行》中，贝什莱亚格将战争经验转化为一场深刻的内心良知戏剧。主角伊翁·布兹杜甘完美地体现了想象中的乌托邦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张力。

他经历了一场身份危机，这种危机源于他如何理解自己与他人如何看待他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冲突映照了在极权主义下生活的一整代人的道德迷失。对他们而言，寻找真理变成了一场痛苦的折磨，因为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斥着紧张、失调和无尽冲突的空间。

贝什莱亚格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不幸的菲利蒙的生与死，或自我认知的艰难之路》写于五十年前，但直到第二年才获准出版。

该书探讨了一个被父权暴政粉碎的个体的存在悲剧。父亲在强行拆散儿子与其伴侣后，掩盖了男孩的出身，抹去了他的身份，并以残酷的严厉手段抚养他。在这个扭曲的世界里，主角若想找回自我真理的微弱线索，别无选择，只能在矛盾的情感与思想迷宫中摸索。

盖拉库-佩恩探讨了一个在体制拥护者家庭中、在深度俄罗斯化的社会里成长的孩子的身份构建困局。男孩的背叛行为始于对家庭神圣符号的亵渎：他在列宁肖像上泼洒墨水，并为此遭到了父亲的暴力惩罚。

通过孩童的恶作剧与僵化的学校规范，小说揭示了苏维埃社会的运行机制。孩子们自创的游戏暴露了他们对自由的本能渴望，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赋予生命形状并制定规则。

另一种脆弱的自由——对“父辈监管”的逃避——发生在主角沉浸于国家图书馆的时刻。在苏维埃世界的束缚下，这种好奇心与想象力的时刻成了对自由的微型演习，正是这些姿态使得后来脆弱的道德与身份更新成为可能。

克鲁杜不仅描绘了人们在苏维埃化年代如何挣扎着顺应政权的政治秩序，还揭示了他们在后苏维埃时代面对意识形态自由承诺时的深层丧失感：他们无法找回本真的身份。

即使自由终于回归，被虚假价值观塑造的个体依然是苏联往事的囚徒。通过具体的案例，克鲁杜展示了意识形态如何重塑人际关系。政治忠诚变成了命运：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友谊受损，家庭破裂，并将痛苦带入私人生活。

奥利维格·塞雷布里安的小说《沃尔德马》则通过心理、道德、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身份危机。沃尔德马是一个被“差异的心理剧”困扰的人，他被身份的反复断裂所伤，开始质疑真理与幻觉、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脆弱界限。小说采用了自白式结构，通过交替的视角，追溯了主角在内心冲突与外部约束压力下逐渐发生的自我变形。

沃尔德马是一个在深度创伤环境中由姨妈抚养长大的被遗弃的孩子。他生活在对“何为男人”的持续不确定中，性取向是禁忌话题。对他而言，男性气概与羞耻感密不可分。

同时，他的民族归属感也不断被生长环境抹杀——那是一个对罗马尼亚身份极度排斥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他不能公开认同自己是德国人或乌克兰人，而自称罗马尼亚人则意味着危险。因此，他的个人、性别、民族和社会身份都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属于年轻一代作家的塔蒂亚娜·齐布莱亚克的小说《玻璃花园》中提供了审视身份的新视角。通过主角的自白，齐布莱亚克将私人痛苦与一个遭受“身份抹除实验”国家的集体创伤交织在一起。

主角是一个被基希讷乌的一名俄罗斯妇女领养的弃儿。从第一天起，她就被剥夺了原本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拉斯托奇卡”——俄语中“燕子”的意思。拉斯托奇卡的真实身份在整部小说中始终是个谜，她逐渐沦为一个物品，一个被养母掌控并被迫劳动的私产。

小说中最痛苦的经历围绕着学习俄语的过程展开。养母塔马拉认为俄语是高贵且必不可少的。对于拉斯托奇卡来说，这个过程演变成了一场酷刑，俄语通过羞辱和暴力强加于她。

小说还包含了拉斯托奇卡成年后的场景，此时她已是布加勒斯特的一名医生，但她的言谈中依然保留着另一个世界的痕迹。无论是在基希讷乌还是布加勒斯特，她始终是一个局外人——永远被排斥，永远与众不同。

米海尔·瓦库洛夫斯基的小说《父亲死后依然读我》是对苏维埃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动写照。故事讲述了摩尔多瓦村庄的孩子们，如何在禁忌、禁令和苏维埃刻板印象中，在狭窄的世界里开辟出意想不到的自由时刻。

主角米什卡在教师家庭长大，自幼接触苏维埃式的教育方法。他的父亲既是严厉的管教者也是导师，是塑造米什卡身份感的核心人物。书中对苏维埃时期比萨拉比亚村庄日常生活的渲染具有惊人的真实感。场景包括“义务星期六”——为了意识形态和公共目的组织的义务劳动，以及慰问退伍军人、僵化的学校组织和先锋队营地。

当代小说为摩尔多瓦语言、社会和民族身份的形成提供了新视角，也为追寻那段往往令人痛苦的历史真相提供了路径。这些作品涵盖了从悲剧到讽刺、从冷峻到辛辣的不同风格，共同勾勒出苏维埃时代摩尔多瓦的全景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