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下台的马克龙着急了，直言欧洲再不努力，就要被中美俄扫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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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北境翁。今天我们将聚焦马克龙近期释放的关键政治信号。距离2027年法国大选仅余十二个月，这位即将届满的总统，已悄然褪去多年来的“理性中立”外衣，转向更具锋芒的战略表达。

他在最新一轮深度访谈中，首次系统性地将美、中、俄三国并列置于欧洲安全与发展叙事的对立面，刻意渲染一种“欧洲深陷夹击、孤立无援”的紧迫图景，意在以情绪共振撬动欧盟内部迟滞已久的认同重建。

表面看，这是一次为欧洲整体利益发声的主动出击；实质上，却折射出欧洲主流政治力量长期存在的认知偏差与战略惰性。

当下欧洲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果真源于外部势力的“围猎式施压”？马克龙任期尾声的这场高调表态，是否真能成为扭转欧洲战略被动局面的转折点？

欧洲的“巨婴心态”

马克龙此次发言的核心逻辑，实则是一套高度程式化的“受困者话语体系”：把欧洲定位为中美俄三极博弈中的被动承受方与代价承担者。

他指出，美国的安全承诺正日益呈现弹性化特征；俄罗斯已全面终止对欧能源输送；而中国则由昔日稳定的终端买家，跃升为在高端制造、绿色技术、数字基建等关键赛道上的直接竞逐者。

这一论述看似层层递进、逻辑自洽，细究之下却站不住脚——仿佛全球格局的每一次演进，都专程绕道针对欧洲，唯独不检视欧洲自身在制度韧性、产业响应与战略预判上的深层缺位。

支撑这种论调的，是欧洲政界精英根深蒂固的“依赖型思维定式”，其成因可追溯至过去三十年的繁荣路径：欧洲的稳定与发展，并非源自内生性能力跃升，而是建立在三根高度脆弱的“外部支点”之上，长期坐享制度红利而疏于能力建设。

首当其冲的是防务领域的深度依附。冷战终结后，欧洲多数国家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将集体安全完全托付于跨大西洋同盟框架。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武器标准体系，连基础弹药的联合采购流程都需耗时数月协调，更遑论整合指挥链与作战协同机制。

欧洲早已习惯在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下“轻装前行”，既未构建起可信的自主威慑力量，也缺乏危机应对的快速反应能力。一旦美方战略重心东移，便迅速陷入方向失焦与舆论焦虑。

其次是能源供应的高度单向依赖。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欧盟总进口量近四成，既是工业运转的“血液”，也是家庭供暖的“命脉”。欧洲并未将能源安全上升为战略优先级，对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部署节奏迟缓，对液化天然气（LNG）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当供应渠道骤然中断，能源价格飙升引发连锁通胀，决策层第一反应却是归咎于地缘变局，而非复盘自身能源结构失衡的长期积弊。

最后是经济循环中的市场路径依赖。中国连续多年稳居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汽车、法国奢侈品、意大利机械装备等优势品类，长期依托中国市场实现利润回流与产能扩张。

欧洲企业享受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增长红利，却鲜有同步加大对华技术合作或本地化创新投入。如今中国在新能源车、光伏组件、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全链条突破，欧洲部分传统优势产业遭遇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便本能地将产业升级滞后归因为“外部不公平竞争”。

眼下，这三大支撑体系均已出现结构性断裂：美国推行“印太优先”，对欧安全担保趋于条件化；俄欧能源纽带彻底解构，短期内不可逆；中国正加速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双循环格局，对欧出口依赖度持续下降。

面对如此剧变，欧洲并未启动系统性能力补强工程，反而反复强调“支点不够牢靠”，将发展瓶颈简单归因为外部变量失控。这种回避内因、推责于外的思维惯性，正是制约欧洲真正走向战略成熟的深层桎梏。

马克龙的“第三极”构想

自2017年入主爱丽舍宫以来，马克龙始终将“欧洲主权”作为执政主线，力图推动欧盟成长为与中美并驾齐驱的全球“第三极力量”，终结对外部力量的战略从属关系。

该愿景虽具理想主义感召力，但落地基础极为薄弱。欧盟内部深刻的治理裂痕，早已使“欧洲主权”沦为难以兑现的政治修辞。

其构想最核心的支柱，是打造独立于北约之外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最终形成具备实战能力的“欧洲军”。然而，这一倡议自提出之日起，便遭遇成员国普遍性的观望态度与实质性掣肘，最终停留在政策文件与联合演习层面，未能催生任何具备法律效力的防务整合机制。

作为欧盟经济引擎与财政纪律标杆，德国的立场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在俄乌冲突重塑安全秩序的关键节点，德国选择放弃法德主导的“未来空战系统”（FCAS）联合研发项目，转而斥资数百亿欧元批量引进F-35战机及配套装备。

此举不仅是对马克龙战略蓝图的公开否定，更暴露出欧盟内部“国家理性”压倒“集体理性”的现实困境——各国优先保障本国短期安全收益，而非共同培育长期战略资产。

更具颠覆性的是中东欧国家的集体转向。在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国看来，“华盛顿承诺”远比“布鲁塞尔宣言”更具可信度。他们不仅拒绝参与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还主动深化与美军驻欧部队的联训联演，甚至开放本土军事基地供美军永久部署。

这种系统性“向东看齐”的态势，彻底瓦解了马克龙构想所需的最低限度共识。一个连主战装备制式都无法统一、连战备物资调度权都分散于27国之手的联盟，根本无法在大国战略博弈中主张真正的“自主权”。

马克龙的“第三极”蓝图，虽饱含改革雄心，却严重低估了欧盟内部历史记忆、地缘认知与利益诉求的巨大鸿沟。成员国间在安全观、发展观、财政观上的根本分歧，远超其政策设计所能弥合的范畴，“欧洲主权”因此注定是悬浮于现实土壤之上的政治理想。

内部分歧与金融短板

针对欧洲当前的发展困局，马克龙在访谈中抛出了两项具体政策抓手：“工农专项信贷计划”与“泛欧战略债券”发行机制。

其意图十分明确：借鉴美国资本市场运作逻辑，为绿色转型、数字基建、国防工业等关键领域开辟稳定融资渠道，既缓解美元流动性冲击，也削弱外部资本对欧洲战略产业的控制力。

该方案表面上直指欧洲发展的核心堵点——长期资本供给不足、产业投资周期错配、战略领域融资成本畸高。但若穿透政策表象，便会发现其内在实施障碍几乎不可逾越，更暴露出欧洲在金融主权建设上的系统性短板。

首要阻力来自欧盟内部不可调和的财政理念冲突。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稳健财政派”，对任何形式的“共同债务工具”抱持高度警惕，视其为对财政自律原则的根本性背叛。

他们担忧欧元债券可能被南欧国家用于弥补结构性赤字，进而拖累整个货币区信用评级；更忧虑此类机制一旦确立，将倒逼成员国让渡税收与支出决策权，动摇本国财政主权根基。

根据《里斯本条约》规定的“全体一致”表决规则，任何涉及共同债务的立法提案，只要一国投下反对票即告失败。德国的否决立场，已使该方案在技术层面陷入事实性冻结。

更本质的制约在于，欧洲缺乏中美所拥有的“主权融资能力”。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可通过量化宽松向全球征收铸币税，为半导体、AI、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提供近乎无限的资本弹药；中国依托国有资本主导的产业基金矩阵与精准政策引导，可在短期内集中资源攻克“卡脖子”环节，实现产业链快速跃迁。

而欧洲仍深陷“财政紧缩原教旨主义”泥潭，在各国预算主权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既无法形成统一财政政策，也难以构建跨区域风险共担机制。

这一短板已产生显著负向效应：欧洲初创科技企业因融资渠道狭窄，大量流向硅谷寻求并购；传统制造业巨头因研发投入不足，在电池技术、6G通信、先进制程等领域接连失守；部分中小型企业甚至因融资成本过高而被迫退出市场。

绿色能源装备、下一代航空发动机、量子计算平台等战略制高点，因资金缺口长期难以突破技术临界点，进一步固化了欧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游位置。

马克龙开出的这剂“处方”，虽切中病症表征，却对准不了病灶本身——欧盟内部长期存在的治理碎片化与金融主权缺失，才是阻碍其战略突围的根本症结。脱离这两重现实约束的政策设计，终将止步于概念传播阶段。

结尾

在总统任期进入倒计时之际，马克龙以一场极具感染力的战略叙事，为其政治遗产注入悲壮底色。但再强烈的修辞张力，也无法掩盖欧洲真实存在的结构性困局。

所谓“欧洲被围猎”的集体焦虑，不过是政治精英回避自我革新、转移改革压力的话语策略；所谓“欧洲自主”的宏大构想，终究是缺乏现实锚点的理想主义投影。

展望未来，欧洲若要真正挣脱战略依附状态，唯一可行路径并非向外寻找替罪羊，亦非沉溺于悲情动员，而是必须主动剥离“巨婴心态”，清醒审视自身在制度整合、产业韧性、金融能力上的多重短板，以务实姿态推动内部共识重构，以渐进方式夯实自主发展根基。

否则，无论更迭几届领导人，无论推出多少轮政策组合，欧洲都将在“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循环中持续失速，最终在新一轮全球权力重组中，逐步滑向边缘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