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原配夫人回忆14：去国万里，离开香港这熟悉的地方飞往古巴

分离

幼邻在香港跑马地附近联合道典了一间颇为舒适的小洋房。我到后不久，田嫂和六五也搭火车经广州到来。我已作好长久之计，满以为这次可以在香港安居，颐养天年了。

谁知道乐极生悲，正当我心满意足之时，不幸已在开始，厄运正等在我后面。

那时解放军已节节胜利，大陆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贵人家，一个个如惊弓之鸟，仓皇出逃来到香港，有的转去台湾，有的转去美国……抗日战争时，香港曾被日军占领，解放军会不会来香港呢？有人说："不会要香港的，因为香港是外国人的地方，放心吧。"

十一月底，德邻一行十多人也来到香港。德邻一到便住入养和医院，通知幼邻赶忙去看。原来是胃出血，旧病发作，病情险恶，要幼邻准备好陪他去美国治病。

我和珍妮都到医院看望。我见德邻形容憔悴，脸色蜡黄，饮食不进，精神忧郁。见到我们，勉强露出点笑容。我不禁心中凄然，想他戎马一生，从未过得几天安宁日子，而且饮食失调，早已种下病根。回想家中婆婆、大伯都因胃病而死，真怕德邻此时客死他乡啊。

在此危急情况下，我也赞成幼邻陪他父亲去美国治病。

十二月初，幼邻陪德邻一行乘飞机去了。临行前幼邻匆匆作了安排，嘱咐珍妮为我办手续，与珍妮一同携四女乘轮船去美国定居。

但是，厄运终于来临。珍妮和四女都是美国籍，回美手续一个星期办好。而我去美国属于华人探亲，香港领事馆迟迟不肯签证。珍妮回美签证拿到之后，便不能再留香港，所以只好携同四个孙女先我而行。她们走后，留下我孤零零的，分离的痛苦真一言难尽。但是，更苦的还在后头呢！

幼邻知我不能与珍妮同行往美国，只好来信托好友郭琳骧夫妇继续为我办理去美手续，并请我宽心等待。这时，我明知好景不长，也无所谓宽不宽心了。幸好家族中许多人都来到香港，每日都有许多事要我安排，倒把我离愁别绪分去了一半。

幼邻陪他父亲和珍妮相继离开香港之后，我家大姆、四姑、松林五弟以及几个侄子外甥等都先后来到。我大姆和四姑一人夹着一床丝绵被入屋喘息不定，看那副狼狈模样，可笑又可怜，只好安慰她们安心住下再说。那时秋芬侄和他的几个弟妹早已来了，德邻早安排他们另租屋住。人来多了，只能分头住下。

不久从桂林来的人更多，看他们一个个如惊弓之鸟，惊魂不定的样子，我说："你们也真是，何必怕得那个样子，走日本鬼子总比现在险得多吧，都过来了。我就不信会自相残杀！我从走军阀混战，广东打广西，以至走日本鬼子，老百姓虽疲于奔命，但还不是照样种田吃饭，难道会不要老百姓么？"

便有人说："穷人家不但不怕，反而欢迎到来。但是我们这些人，能不怕吗？如果你在桂林，你也会怕的。"

打点亲友们吃的住的，使我暂时无暇想到以后。以后怎样，听天由命吧，我认为天无绝人之路。

一九五0年初，有位堂叔来香港，他说嘉球一家已随机关到南宁，机关解散尚无职业。我决定写信叫嘉球夫妇携两小侄孙来香港谋职。但是嘉球夫妇不愿来，说他学农的到香港无事可干，在国内慢慢会找到职业的。

一九五二年初，驻港美领事馆仍然拒绝签证给我赴美探望儿子，原因是幼邻并非美国公民。在美国的好友，建议我先到古巴住一段时间，然后由古巴申请去美国，可能容易些。幼邻在纽约的好友关祖舜先生委托在古巴的好友许先生帮忙照顾。于是幼邻决定我先到古巴居住，以待赴美时机。

决定去古巴，虽不是我所愿，但在香港再住下去，我已人在心不在。与其香港不给签证，不如到古巴碰机会。况且古巴离美国近，离儿子近点总比远点的好。

我着手打点行装，这次要远行，而且是离开自己的国家更远了，心中难免悟惶。但是为了与儿子见面，多远我也愿去。

香港所典的房子，尚未满期，我退了房屋，可以得回押金两万元。但房主说我临时毁约，只退一万元。这一万元，我原想留作古巴之用，但眼看家中亲人流落香港，既无产业又无职业，困难不少，我便将这一万元全给了他们，按人头分。虽是杯水车薪，亦算尽了我的心，去得也安然。

独身古巴

一九五二年秋，我孤零零地去国万里，离开香港这熟悉的土地，飞往古巴。当松林等亲友送我到机场时，大家对我依依不舍，我也觉得凄凉万分。若不是为了与幼邻见面，我是无论如何不作此孤身远行的。古巴是个什么地方呀？

古巴是什么地方，我听也未听过。权当是离幼邻他们很近，只要到了古巴就容易见到儿媳了。这样，我含泪上了飞机，我将被送往遥远的地方，前途茫茫，不可预料。我还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在飞机上熬过了一昼夜。

去古巴的飞机是要经过纽约的，我盼望着经过纽约这一时刻，因为幼邻可以在机场与我见面。盼到见面的一刻，最是使人肝肠欲断的一刻。

下午六时半飞抵纽约，幼邻和珍妮携四孙女都在机场候我。因为是在纽约换飞机，所以不能出机场，只许在一小房间等候换机。幼邻一行入室与我见面，悲喜交集，尤其伤心的是我已身在纽约，儿孙近在身旁，但竟不能获准我在纽约作短时间的停留。和儿孙们团聚，只能在候机室中，相见短短一个小时，真使人肝肠欲断啊！常言道，"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心中虽装满了苦水，但是我见幼邻两眼热泪，比我还痛苦，不忍令他过于悲哀难过，佯装欢喜说："我不要紧，到古巴去也不是去受苦，何况离得很近，见面不难。再等一段时间没有问题的。我身体很好，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不必过于担心啊！"我知道儿子对我十分依恋，但毕竟不能因为我而令他这样内疚不安。何况这并不是他愿意的事，所以反而是我极力安慰他。

我们相聚只短短一个小时，我便又要单独乘机而去，止不住泪下如雨。幼邻整好我的衣襟，扶我走出候机室。

七时半又孤零零地登上飞机，看见幼邻夫妻及孙女们在向我招手，我简直不忍回头，再也禁不住泪如泉涌。想不到几十年我望眼欲穿，好不容易一家团圆，为时不到两年，生活刚刚开始，便又中断了。

我要再去忍受多少年呢？不知道，在儿子面前，我安慰了他。我看不见他时，心中又百感交集，对今后在人地生疏的古巴，如何度日，如何去接受即将到来的那陌生而又深不可知的日子？我既彷徨又害怕，后悔当初不该离开香港。

但是我似乎看到充满泪光的儿子向我点头招手，孙女们笑着叫奶奶快来呀，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等待再见的一天。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忍受下去。

我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关先生的挚友许先生一家都来接我。坐上他们的小汽车，径直驶到为我租下的寓所。我住三楼，许先生住二楼。

许先生一见我便非常亲切地说，一切有他尽心照顾，叫我放心安居，不必忧虑。叫我把他一家当做自己人。他说中国人在这里虽不多，但到了异国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方便尽管吩咐。

许先生和许太太一边一个，扶我走上三楼，他们对我毫不陌生，就似跟我早是一家人似的，使我觉得犹如回到家中一样。

我的寓所够宽敞的，共有两间卧室、一客厅、一饭厅、一厨房、一卫生间浴室。我一个人居住，太阔气了。屋里设备一应俱全。许先生说幼邻他们早已关照过，务必使伯母住得舒服，住得放心。

是的，我一住下，悬着的心就放下来了。

许先生一家人每日都来看我，问我需要什么。从此，我的生活所需都是许先生一家帮买。

许先生是广东人，许太太虽然生于古巴，但幼年时回广州读书，故也说得一口流畅的广东话。他们的女儿十多岁了，在广东出生，全家都用广东话和我交谈。不几天，彼此感到亲密无间。还怕我独居寂寞，许小姐干脆搬到三楼与我同住，便于照顾。

许先生为人慈祥，忠厚热情，乐于助人。他一家待我如亲人，使我在古巴有所依托，精神得到极大安慰，日子也不寂寞。除了想念儿孙，其余倒没有什么过不惯的。

古巴位于中美洲，从中国来到这里就是到了地球的对面，那里的人种不同，肤色奇异，言语不通。许先生也曾陪我行街观光，但是我看到一个个皮肤棕黑，个头高大的人，我心里总感到到了另一个世界，心情就会紧张起来。若是不出街，在家里不与外界接近，倒不见得有身在异域之困惑。所以，我干脆足不出户。

足不出户，也样样方便，也生活舒适，也不寂寞，这就多亏得许先生一家了。后来我和幼邻谈起他一家对我的照顾，母子永世难忘。难怪世界上把友谊当作无价之宝啊！

幼邻常常来信安慰我，他也心急要我去美国，已在美国聘请律师为我申请。但是美国当局要幼邻取得美国公民权方能让我到美国居留。为此幼邻必须申请加入美国籍。我怕幼邻急坏了，对他事业不利，请许先生写信给他，告知我在古巴生活舒适，身体健康，叫他不必忧愁担心。话虽如此，我何尝不望眼欲穿呢。

一九五四年二月，幼邻一经获准为美国正式公民，立即乘飞机到古巴来看我。母子见面悲喜交集。幼邻两眼含泪，哽咽良久，才说出话来。他说律师已替我申请到美国定居，请我暂时再耐心几时，相信团聚的日子是不远了的。

我不愿幼邻看到我的心事，但我看出他焦急之情。为了他的前途，我不愿使他过度忧伤，故频频嘱他不必着急，权在人家手里，唯有耐心等待。好在与许先生相处久，已如家人一般，叫他不必担心。

幼邻在古巴每天陪我去散心、游唐人街买东西，并为我做许多家务。茶余饭后，娓娓讲述他的商务情况。他说他在美国经营的公司，目前正十分兴旺发达，产品在美国畅销，前景美好。他已在纽约郊外买了一幢美丽舒适的别墅，外带花园，环境优美，还有许多儿童游乐设备。玛茜四姐妹在花园中可以尽情嬉戏，再也不需到公园去散步，去吸新鲜空气，就在自家花园中，尽够快乐的了。

弹指之间，已过了一个半月。我怕幼邻离开公司太久，影响商务，便催他先回纽约。我说在古巴有许先生一家人照顾，许大小姐陪伴，完全可以放心。我鼓励他好好工作，我说我一定养好身体，将来在纽约见面。幼邻见我心情开朗，绝无一般妈妈常态，他也跟着开心地笑着说，以后每年来古巴看我。

我们母子在古巴短聚个半月，又再分别。

幼邻回到美国，积极办理为我申请入美定居手续，按规定要取得美籍人士三人作证明，而这三位美籍人士必须认识我。这些都不难办到，但是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

一九五七年初，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约我去见面询问。我到大使馆，需要答复许多问题。诸如我的婚姻及家庭历史，出生地点和年月，认识三位美籍人士的经过等，我一一回答与幼邻登记吻合。最后还抽了我的血，以便验证我是幼邻的母亲。然后美国大使才点头告知，我可以回家去候通知。

许先生同我说，我可望短时间到纽约与儿孙团聚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并为我祝福。我说，若不是有许先生一家照顾，我是很难熬过这几年的。

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底，我才收到了大使馆发给的证书。

漫长的五年半，我终于盼到了！为了达到到美国去与儿媳孙女们团聚这一目标，我与幼邻都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忍受着多少离别的痛苦和忧伤。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这一天终于实现了，幼邻乘飞机飞抵古巴。我们除了与许先生一家人依依惜别之外，只能以一刻不愿多留的心情向这块我居住了五年半的国土告别。我将飞向另一个国家，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将是与儿媳一起永不分离了吧？!

纽约定居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一日，幼邻与我乘飞机同赴纽约，许先生一家到机场送行。我们母子两人对许先生全家的热情帮助照顾，五年如一日，深表感激。临别虽依依，但是此番告别，我心情轻松而甜蜜。

到纽约机场接我的除了珍妮，还有关先生和李北业先生，各人与我拥抱亲吻，我激动得落下泪来，生怕这是一场梦。我再次觉得朋友的宝贵。我们母子的团聚，朋友在其中出了不少力，帮了不少忙啊！

幼邻的郊外花园式别墅十分幽雅恬静，已等我五年之久，今天我终于来了。

入屋坐定，珍妮把酒招待关先生和李北业先生，大家举杯为我们母子团圆热烈祝贺。

四个孙女一齐过来与我拥抱亲吻，玛茜还记得说："奶奶好！"其余三个都笑嘻嘻地用英语同珍妮说话。幼邻告诉我，孩子们都说爹很像祖母。

这个住宅很宽爽舒适，二层楼建筑，大石墙基，高尖瓦顶，既美观又牢固，我也看不出它是什么式样。楼上三间卧室，两间浴室卫生间。幼邻和珍妮住一间，另两间四个孙女分住。楼下一客厅、一饭厅、一卧室、一卫生间浴室，我住楼下卧室。厨房、车房均在住宅旁，还有儿童游戏室，里面玩具多种多样。

特别讲究的卫生间和厨房，设备齐全，各种餐具排列得整齐美观，似乎碗碟杯匙都是装饰品。屋外是大片草地花木，还有许多供小孩玩耍的，诸如沙池、秋千、木马等。简直不似私人住宅，倒有点像公园的样子。

幼邻说这屋是他陪父亲来纽约那年，他的公司很赚钱，随手买下来的，以便我来到纽约与儿媳住得舒服。那时只花了四万多美元，因为地处郊外，所以便宜。

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大家又都是紧张忙碌的。清早七点起床，珍妮忙做早餐，早餐后，幼邻和珍妮便各自开车上公司，顺便分头送女儿去学校。中午大家都不回家吃饭，直到下午四点半，才先后回来。

早餐很简单，多半是牛奶、鸡蛋、面包之类。午饭我单独吃，初到不习惯，日子久了也觉得这样很方便。晚饭由我来煮。

这屋子地处纽约郊外，附近少有几家人。听说外国绑票、打劫成了风，初到时我不敢单独出外。久了，除在花园中散步，也到公路上漫步。

晚饭则热闹了。一家三代人围满一桌子，吃我煮的中国饭菜。个个都说奶奶好，奶奶煮的菜好吃。只是，一家人以我为首，都不怎么会拿筷子，我是从小拿不好筷子的，幼邻跟我差不多，珍妮虽说会拿，但毕竟少吃中国饭菜。还有四个孙女，初时都要用手帮着才夹得起菜。老小七人，各人拿筷子都有特点，大家都以此取笑作乐。

幼邻和珍妮，一有假便带领女儿们去度假。我觉得老远的带着餐具、食物，跑到湖畔或郊外树林中去野餐没味，倒不如在自家花园赏花弄草有意思。我把花园当作我的游乐场，拾掇花草是我最大的兴趣。我一有空便到花园剪草养花，浇水捉虫。孙女们放学回来，便帮我把枯枝落叶扫做一堆，点火烧得草香扑鼻。然后在草地上唱歌跳舞，追逐嬉戏。

有时小的被欺负了，坐在一旁闷声不响。每当此时，我便慢声细气地唱出一首儿歌逗她高兴。这首儿歌是幼邻小时最喜欢听的："小麻雀，小麻雀，你有什么不快乐，请你说一说！"

孙女们听我唱得有趣，便一齐围着要我唱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唱到太阳下山，飞鸟投林，才记得回屋吃饭。

这首歌，想来真有意思，小孩子们都喜欢听，我记得也牢。直到我一九七三年回桂林定居，眼看我侄孙长大成家，眼看他的儿子出世，长大人幼儿园，我已经九十多岁的人，还一字不漏地，照旧慢声细声地唱给这小侄曾孙听。

这首歌，当我在纽约眼看一家人劳燕分飞，我也乡愁日甚，百般无聊，便又唱起来略遣忧愁。

这首歌，陪我享受过多少快乐与幸福，也陪我经历过无数的困苦与忧伤。

亲友交往

在纽约，与亲友交往不多，一则是居住区域分散，人人工作不闲，见面必须先打电话征求对方同意，决不能做不速之客，否则吃了闭门羹，本人不痛快，主人也不同情，还说你无礼。珍妮的母亲、姐妹们到来，也必须先打电话，有空接见方可来。我们去看望亲友，同样如此。一年之中，至爱亲朋，也难得几次见面。有了家室的更难见面。

到亲友家做客，吃饭更不可随便，除非主人邀请。我初到纽约时，侄儿侄女们来看我，多半是座谈座谈。若是他们不经邀请要来吃饭，则自己带菜肴来。这与我们中国人随时可来，来了加双筷子吃饭大不相同。在外国说是规矩，不是吝啬。大家都习以为常，还说这样好，否则主人难当。

电话号码一般不随便告人，为的是怕有人诈骗开门，乘机抢劫。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在美国居住的，当时除了幼邻的几位挚交好友之外，还有我德明大伯的儿女，他们是先后来到纽约读书的。一家人异地重逢，自是高兴。德洁抚养的儿子志圣，也常与我见面，还来与我同住过一段时间。志圣对我十分亲切，幼邻对志圣也十分友爱，他称呼我为大妈妈。媳妇是中国人，生了一个胖儿子。可惜德邻和德洁都见不着了。

还有郭家舅娘的母亲（她是个小脚女人），是我到了纽约才认识的。她年纪比我略长，身子不如我结实，她来纽约几年了。她们一家是中国人，没机会学到英文，也和我同样不能单独出街。儿媳开饭店，商务很繁忙，很少陪她去散心，她只好成天守在家中。我们初次见面，她便诉说了在外国的许多愁闷：语言不通呀，亲友少有往来、没人情味呀，独自想行一步都难呀。说是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外国的金窝银窝，不如她家的茅草窝。

以后，我去看过她几次，从她谈话中，得知在美国老人的一些情况：我们中国人，伦理观念很重，光有儿孙还不能称之为福，要儿孙同住一起，甚至于四世同堂才感到满意。外国则不相同，到儿女长大成人，老人丧失了工作能力时，就是不幸的开始。因为外国人不兴老少同住，极少数老人与儿媳或女儿女婿住在一起的。老人便面临孤单、寂寞、空虚和烦恼。多数老人的归宿是独自住公寓，或被送入老人院。住公寓无人过问，往往死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也没人知晓。在儿女照顾赡养之下，安度晚年，这是稀有的事。我们中国人最怕老无所依，老无所养。若然老来孤独，简直是生不如死。所以中国对伦理教育很重视。

但是，老来寂寞则是处处难免的。即使儿女在身边照顾，也不能做到与老人同欢同乐。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舅娘的母亲，她住在二楼，一听我的声音，便赶忙下楼，拉着我的手不放。说我好久不去看她，望穿了眼不见有个亲友来。说她已经一年不下楼，有时还整天不开口说话。还说她足不出户已快一年半。说着说着，泪流满面。

倒不是儿媳有甚对不起她，或者是不照料她，而是老人和儿媳的生活、习惯、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距离越来越远，已不能有共同的娱乐了。年轻人有他们的工作，怎能守在屋里陪侍老人？老人只好一天比一天寂寞，一天比一天孤独。老人的痛苦自然与日俱增。

这点我早已看到，也知道自己难免也有寂寞孤独的时候。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但是，眼前我尚不孤单，我仍不觉得寂寞，那就先不管它了。

李秀文（1891年4月24日—1992年6月18日），李宗仁原配夫人，原名李四妹，广西桂林市临桂区榔头村人。5岁时，李秀文曾得一场大病，被李宗仁的爷爷李如玺救治。1911年李秀文与李宗仁成亲。1918年2月在新会生下儿子幼邻。当时李宗仁正在广西陆军小学习武，随后李宗仁从军，从排长开始，逐步成为桂系首领。抗战时期，李宗仁率军浴血奋战，李秀文则长住广西，历尽离乱之苦。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李宗仁客居美国，李秀文则艰难辗转他乡，于1958年到达美国。1973年遵从李宗仁遗嘱，回国定居桂林，安享晚年。1977年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桂林市政协常委。1992年6月18日去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