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老奶被送养老院，她笑着整理东西，5天后儿子接电话愣了

七十八岁的赵桂芳站在客厅中央，午后的阳光透过老旧的玻璃窗，在她花白的头发和洗得发白的棉布罩衫上镀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空气里浮动着细微的尘埃，还有这间住了快四十年的老房子里特有的、混合着旧木头、樟脑丸和岁月沉淀的气味。她面前的地板上，摊开着一个半旧的深蓝色旅行袋，袋口敞着，像一只沉默等待的嘴。

儿子李建国和儿媳王秀梅站在几步开外，脸上带着一种混合了急切、不耐和一丝不易察觉心虚的表情。李建国搓着手，声音比平时高了些，语速也快，像是在背诵一篇演练过多次的稿子：“妈，您看，‘夕阳红’那边我们都考察过了，环境是真的好！单人间，朝南，带独立卫生间，还有个小阳台。每天有护士查房，饭菜是营养师配的，软乎，适合您牙口。院子里有花园，有健身器材，好多老伙伴，下棋、唱戏、打太极，比您一个人闷在家里强多了！”

王秀梅在一旁帮腔，语气是那种刻意放柔的调子，却掩不住底下的焦躁：“是啊妈，您一个人住，我们实在不放心。上次您头晕摔那一下，多吓人啊！我和建国工作都忙，晓峰（孙子）又准备高考，真是顾不过来。您去养老院，是享福，我们也安心。费用您别操心，您的退休金够用，我们再多贴补点，一定让您住最好的房间！”

赵桂芳没说话，只是微微佝偻着背，目光缓缓扫过这个熟悉到骨子里的空间。掉了漆的五斗柜上，摆着老伴李德福的黑白遗照，照片里的他还很年轻，穿着中山装，笑容腼腆。旁边是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老两口的各种证件和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墙上挂着日历，还是去年的，停留在十二月。沙发扶手磨破了边，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那是老伴生前常坐的位置。窗台上几盆绿萝倒是长得茂盛，垂下的藤蔓绿油油的，是她这些年唯一的“活伴儿”。

儿子和儿媳的话，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传来的声音，有些模糊，有些不真切。她知道他们说的“夕阳红”养老院，上个月他们“顺路”带她“参观”过。干净，整齐，安静得有些过分，空气里是消毒水的味道。那些房间像一个个精致的盒子，那些老人大多眼神空洞，或坐或卧，等待着什么。那不是家。但她没有反驳。

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成了“不放心”的负担呢？是从老伴去世后？还是从她上次感冒低血糖晕倒，儿子半夜被叫来送医院后？或者，是从孙子晓峰上了高中，儿子儿媳越来越忙，来看她的时间从每周一次变成每月一次，电话从每天一个变成三五天才有一个之后？她心里清楚，所谓的“享福”、“安心”，不过是“麻烦”、“累赘”的体面说法。她的存在，她的日渐迟缓，她可能出现的病痛，打乱了他们规划好的、忙碌而“上进”的生活节奏。这间老房子，这个地段，或许也成了他们眼中可以“处置”的资产，只是不好直接说出口。

李建国见母亲一直沉默，只是看着屋子发呆，心里更急了。他上前一步，声音里带上了催促：“妈，车就在楼下等着呢。您就带点随身衣服、常用药就行，那边什么都提供，缺什么我们随时给您送。这房子……您放心，我们先帮您照看着，等您安顿好了，再商量怎么处理。”他刻意回避了“卖”或者“租”这样的字眼，但意图已经很明显。

赵桂芳终于动了。她慢慢地、极其缓慢地转过身，看向儿子。她的脸上没有预想中的悲伤、愤怒或哀求，反而露出一个淡淡的、甚至有些奇异的笑容。那笑容很平静，眼角的皱纹像菊花瓣一样舒展开，眼神里有一种李建国看不懂的、深邃的东西。

“好。”她只说了这一个字，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

李建国和王秀梅都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母亲会答应得如此痛快，甚至带着笑。他们准备好的更多劝说、甚至可能发生的争执场面，一下子没了用武之地。王秀梅脸上闪过一丝如释重负，赶紧说：“哎！妈您能想通就太好了！那我们帮您收拾？”

“不用。”赵桂芳摆摆手，依旧笑着，“我自己来。你们去楼下等吧，我很快就好。”

李建国犹豫了一下，看着母亲平静得不寻常的脸，心里莫名有点发虚，但更多的是一种目的达成的轻松。他点点头：“那……妈您快点，司机等着呢。”说完，拉着还想说什么的王秀梅，转身出了门。关门声不轻不重，却像一道闸，隔开了两个世界。

听着儿子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间，赵桂芳脸上的笑容慢慢淡去，但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成一种更深的、带着决断的平静。她没有立刻去收拾旅行袋，而是先走到五斗柜前，拿起老伴的遗照，用袖子轻轻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小心地放进旅行袋的夹层。接着，她打开那个铁皮饼干盒，里面除了证件，还有几本薄薄的存折，一些零散的现金，几枚老式的金银戒指（她的嫁妆），以及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玉坠（晓峰小时候戴过的）。她把存折、现金和首饰拿出来，放在一边。然后，她走到自己卧室，从床底拖出一个更旧、更结实的帆布包。

这个帆布包，是很多年前老伴出差用的。她打开它，开始往里装东西。不是儿子说的“随身衣服”，而是几件她穿了多年、最舒适柔软的旧棉袄和裤子；不是“常用药”，而是她悄悄备下的一些应急的抗生素、止痛药和心脏药（她心脏一直不太好，但没跟儿子细说）；还有她用了半辈子的搪瓷杯、一把木梳、几本纸张发黄但保存完好的旧书（老伴喜欢看的《红楼梦》和她喜欢的《本草纲目》），以及一个巴掌大的半导体收音机。

然后，她回到客厅，把刚才从铁皮盒里拿出的存折、现金和首饰，分成两份。一份少的，包括一张余额不多的存折和少量现金，放进了那个深蓝色旅行袋。另一份多的，包括另外两张存折（里面是她和老伴一辈子的积蓄，以及她的退休金账户）、大部分现金和所有首饰，仔细地用油布包好，塞进了帆布包的底层。

做完这些，她环顾四周，目光再次掠过每一件熟悉的物件，像是无声的告别。最后，她走到电话旁，那是一部老式的拨号电话。她拿起听筒，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边传来一个略显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喂？哪位？”

“老姐姐，是我，桂芳。”赵桂芳的声音很低，但很稳。

“桂芳？哎呀，好久没你消息了！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那头是她年轻时在纺织厂的好姐妹，刘淑珍，住在邻市。两人多年未见，但一直断断续续有联系。

“淑珍，有件事，想拜托你。”赵桂芳语速平缓，将儿子要送她去养老院、她已同意并即将出发的事情简单说了，没有抱怨，只是陈述事实。

刘淑珍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叹了口气：“建国这孩子……唉。那你打算怎么办？真去养老院？”

“不去。”赵桂芳回答得干脆利落，“淑珍，我记得你上次说，你老家那边，靠山，空气好，老房子空着，租出去也麻烦？”

“是啊，我娘家在青石镇，老宅子，是旧了点，但收拾收拾能住。地方偏，年轻人都不爱去。怎么，你……”

“我想去你那儿住段时间，清净清净。”赵桂芳说，“房租我照付。今天我就出发，先坐长途汽车到你市里，再转车去镇上。到了我给你电话。这事，先别让建国他们知道。”

刘淑珍又沉默了一下，然后声音里带上了理解和坚决：“行！桂芳，你来！我这就给我镇上的堂侄打电话，让他先去把老宅子通通风，烧烧炕！路上你千万小心！到了市里一定给我电话，我去接你！至于建国那边……你放心，我知道怎么说。”

“谢谢你，老姐姐。”赵桂芳心里一暖，眼眶有些发酸，但忍住了。

挂断电话，她最后检查了一遍两个包。深蓝色旅行袋放在显眼处，里面是“应付”儿子的物品。旧帆布包被她用一块旧床单仔细裹好，藏在厨房一个废弃的碗柜后面，那里有个不易察觉的夹层，还是多年前老伴为了藏点私房钱偷偷弄的。

然后，她换上了一身最不起眼的深灰色衣裤，穿上舒适的旧布鞋，拿起那个深蓝色旅行袋，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转身，锁门，下楼。

楼下，李建国和王秀梅果然等在车里，司机有些不耐烦地按了下喇叭。看到母亲只拎着一个小小的旅行袋下来，李建国有些诧异：“妈，就带这么点？”

“够了，缺什么你们再送。”赵桂芳笑着，自己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动作甚至比平时利索些。

去养老院的路上，李建国和王秀梅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养老院多好，让她放宽心。赵桂芳只是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脸上始终挂着那抹淡淡的、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偶尔“嗯”一声，表示在听。

到了“夕阳红”，手续办得出奇顺利。李建国预交了一个月的费用，把赵桂芳送进那个朝南的单人间。房间确实整洁，有独立卫生间和小阳台，但空旷，冰冷，没有一丝烟火气。赵桂芳把旅行袋放在床上，对儿子儿媳说：“你们去忙吧，我累了，想歇会儿。”

李建国看着母亲平静接受的样子，心里那点残余的不安也消散了，叮嘱了几句“有事打电话”、“周末来看您”，便和王秀梅离开了，脚步轻快。

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远去，赵桂芳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她在床边静静坐了十分钟，确认外面走廊安静无人后，迅速起身。她没有动那个旅行袋，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随身携带的身份证、老年证和那张余额不多的存折，以及一点零钱。她把这些贴身放好，然后轻轻拉开房门，观察了一下。养老院的管理并不严格，尤其是白天，老人可以自由在院内活动。她佝偻着背，慢慢踱出房间，像其他散步的老人一样，沿着走廊，穿过小花园，走向大门。门卫是个年轻小伙子，正在低头玩手机，看到她，只是抬头瞥了一眼，没在意。一个老太太出去溜达，太正常了。

走出“夕阳红”的大门，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赵桂芳深深吸了一口外面自由的、带着汽车尾气的空气。她没有回头，径直走向最近的公交站，按照早就查好的路线，先坐公交去了长途汽车站。用现金买了一张去往邻市的车票，她坐上了最后一班长途汽车。车子启动，驶离熟悉的城市，窗外的景物逐渐变得陌生。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感到一种久违的、夹杂着风险的轻松。

另一边，李建国回到公司，处理了一下午公务，晚上和客户应酬，喝得微醺回家，倒头就睡，根本没想起给养老院打个电话。第二天是周末，他睡到日上三竿，被王秀梅推醒，才想起母亲。王秀梅说：“要不给妈打个电话问问习不习惯？”李建国摆摆手：“刚去，肯定要适应两天，现在打过去，万一她抱怨什么，反倒麻烦。过两天再说。”他心里想的是，让母亲在养老院“冷静”一下，彻底接受现实，以后就好办了。

第三天，王秀梅有点不放心，自己给养老院房间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她打给值班护士，护士说：“赵阿姨啊？可能去花园散步或者去活动室了吧？我们这边老人多，不可能时刻盯着。您放心，饭点都会回来的。”王秀梅想想也是，就没再追问。

第四天，李建国公司有点忙，完全忘了这茬。

第五天下午，李建国正在开会，手机震动起来，是个陌生号码，显示是“夕阳红养老院”的座机。他皱了皱眉，走到会议室外面接起。

电话那头是养老院院长焦急甚至带着怒气的声音：“李建国先生吗？我是‘夕阳红’的院长！你母亲赵桂芳女士在哪里？她已经五天没有回房间了！我们找遍了院里，也问了所有老人和工作人员，都没人看见她！她的个人物品还在房间，人不见了！你们家属到底怎么回事？送过来就不管了吗？如果老人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可不负责！你们必须立刻过来！”

李建国举着手机，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原地。耳边是院长连珠炮似的质问和背景里其他工作人员的嘈杂声，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几个字在疯狂回荡：“五天没有回房间了……人不见了……”

母亲那天平静的笑容、爽快的答应、那只小小的旅行袋……所有画面碎片般涌来，拼凑出一个让他浑身发冷的事实：母亲根本不是顺从，她是早就计划好了！她用那看似接受的笑容，麻痹了他们，然后，悄无声息地，从他们精心安排的“归宿”里，消失了！

“李先生？李建国先生！你在听吗？说话啊！”院长的声音几乎是在吼了。

李建国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干涩得发不出声音，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衫。他愣在那里，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什么叫措手不及，什么叫悔之晚矣。而电话那头，院长愤怒的催促和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的想象，如同冰冷的潮水，将他彻底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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