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春节我帮不识字战友写家信，刚写下儿在部队一切好，战友哭了

作者:卢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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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是1972年入伍。

算1973年的兵，部队驻守在西北戈壁滩的边缘。

放眼望去，

尽是漫天黄沙与光秃秃的砾石，

风一吹，沙粒打在营房的土墙上，哗哗作响。

那时我们连一百二十多号人，大半都是从农村摸爬滚打出来的汉子。

能把自己名字写得周正利索的，还不到一半，握锄头的手，拿起笔来比扛钢枪还要笨拙。

我好歹念完了初中，在连队里算是能写两笔字的文化人。

1974年，指导员一眼看中了我，把我安排成了连里的文书。

本以为文书的工作是写写材料、整理台账。

可真正让我犯难、让我记一辈子的，却是帮战友们代写家信。

那些朴素的牵挂、说不出口的思念，全都压在我的笔尖上，一笔一划，重若千斤。

第一个找我写信的，是四川来的战友张顺娃。

他比我大三岁，身形黑瘦干瘪，脸颊被戈壁的风沙吹得皲裂起皮，颧骨高高凸起，一双眼睛浑浊却透着憨厚。

最扎眼的是他那双手，手掌宽大，指节粗壮，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掌心还有干活磨出的血痂旧痕，那是常年在地里劳作留下的印记。

他局促地站在我的桌前，两只大手不停地来回搓着，指尖都泛白了，憋了半天，才带着浓重的川音挤出一句话：

“文书，就帮我写，家里头都好吧，我在部队挺好的。”

我握着笔，抬头问他：“就这些？不再跟家里说说训练、说说伙食？”

他挠了挠后脑勺，眼神茫然，想了许久，还是摇摇头：“没了，真没了，家里人知道我好，就放心了。”

那封信，

抬头、正文加落款，统共不到二十个字。

我帮他粘好信封，他双手接过去，翻来覆去地摩挲着信封。

眼神里满是珍视，看了足足半分钟，才小心翼翼地把信揣进贴胸口的内衣兜里，仿佛那薄薄的一张纸，就是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家。

1975年春节前一个月，连里统一组织集中寄信，这是戈壁军营里最暖心也最忙碌的日子。

那段时间，我天天忙到熄灯后，煤油灯的灯芯挑了又挑，昏黄的光晕映着简陋的木板桌。

总有战友轻手轻脚地摸到我的铺边，压低声音怯生生地问：

“文书睡了没？麻烦帮我写封家信呗。”

腊月十六的深夜，戈壁的寒风像狼嚎一样刮过营房，王铁柱找到了我。

铁柱是河南豫东人。

和我一批入伍，个头不算高，却长得敦实硬朗，方脸盘，浓眉毛。

皮肤是常年日晒的古铜色，肩膀宽厚有力。

扛圆木训练时，

别的战士两人抬一根都气喘吁吁，他一个人扛着就能大步跑。

连连长都总拍着他的肩膀夸：“铁柱这娃，实在，能吃苦，是个好兵！”

他平日里沉默寡言，干活从不惜力，脏活累活总是冲在最前面，却从不吭声叫苦。

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是从破旧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角都磨得发毛，指节因为用力攥着，微微泛白。

“文书，麻烦你了……”

他的声音低低的，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我点上煤油灯，将纸铺平在木板桌上，轻声问：“写给谁？”

“我娘。”

他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

我提笔落下：娘，亲启。而后停下笔，等着他诉说思念。

可他站在昏暗的灯影里，嘴唇微微颤抖，半天吐不出一个字。

我清晰地看见他的喉结狠狠上下滚动了一下，眼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憋着不让掉下来。

“你慢慢想，不着急，夜深着呢。”我安慰道。

他缓缓蹲下身，背靠着冰冷的土墙，把头深深埋进膝盖之间，宽厚的肩膀蜷缩起来，像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沉默了许久，他才从喉咙里闷出一句话，带着浓重的鼻音：“就写……儿在部队一切都好。”

我刚把这八个字工整地写在纸上，笔尖还未抬起，就听见了压抑到极致的抽泣声。

那声音压得极低，像被捂住了口鼻，生怕惊扰了熟睡的战友，可他的肩膀却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整个人缩成一团，泪水浸透了裤腿。

我默默搁下笔，没有说话，只是陪着他。

煤油灯的火苗被窗缝钻进来的风吹得一晃，将他孤单的影子拉得老长。

映在土墙上，看得人心头发酸。

过了许久，他猛地抬起头，用粗糙的军衣袖口使劲擦着脸，眼泪擦了又流，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文书，我娘不识字，你字写好看点，她好找村里先生念给她听。”

“中，我一定写得工工整整。”我重重点头。

他吸了吸鼻子，又哽咽着说：“再帮我加一句……今年过年不能回，明年一定回。”

我落笔写下这句话，再次问他：“还有想跟娘说的吗？说说家里的妹妹，说说娘的身体？”

他用力点点头，又拼命摇摇头，泪水再次涌了上来：“算了……就这些吧，说多了，娘更惦记。”

那天晚上铁柱走后，我独自坐在煤油灯前坐了很久，盯着那张只有两句话的信纸发呆。

我知道，王铁柱心里藏着千言万语，藏着对母亲的愧疚、对家的思念。

可落到纸上，却只剩寥寥数语。

后来我从其他战友口中，拼凑出了他的苦衷：

铁柱爹早逝，母亲独自一人拉扯他和妹妹长大，日子苦得揭不开锅。

他参军第二年，妹妹托人带信到连队，说母亲积劳成疾，腿脚瘫软，再也干不动重活。

家里的天，塌了。

铁柱急得红了眼，一次次找排长、连长请假。

可当时部队战备任务繁重，全员在岗，一个人都不能走，请假申请终究没批下来。

从那以后，他把每月的津贴一分不留，全部寄回家里，自己连一块糖都舍不得买，而每一次寄钱的单据，都是我帮他代写。

那年春节，连里组织文艺演出，台上的战友唱着歌、演着小品。

铁柱坐在台下，跟着大家鼓掌欢笑，看上去和旁人无异。

可散场后，我却看见他独自站在营房外的戈壁上，面朝东方。

那是豫东老家的方向，一动不动地站着。

戈壁的寒风呼啸着，吹得他的军大衣下摆疯狂翻飞，吹乱了他的头发，他却浑然不觉，像一尊望乡的雕像。

我走过去，递给他一根烟，他接了过来，没有点，只是轻轻夹在耳朵上，沉默了许久，才轻声问我：“文书，你说……我娘收到信了吗？”

“肯定收到了，这会儿说不定正让村里先生念了一遍又一遍。”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扯出一个浅浅的笑容，眼角却泛着泪光，再也没说一句话，只是依旧望着东方，望了很久很久。

1976年夏天，我因工作调动去了营部，和铁柱渐渐断了往来，后来听老战友说，他服役期满，退伍回了豫东老家。

1985年。

我转业回到家乡，先是在镇上供销社上班，后来赶上改革开放，自己做起了小生意。

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高楼盖起来了，电话、手机普及了，再也不用靠书信传情。

可我心里，总记着戈壁滩上的那盏煤油灯，

记着那个蹲在墙角哭泣的汉子。

前几年，我特意回了一趟老部队，曾经的戈壁营房早已拆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楼房，柏油路笔直宽敞，再也不是当年漫天黄沙的模样。

我站在曾经老连队的门口，久久伫立。

那些代写家信的夜晚、那盏摇晃的煤油灯、王铁柱蜷缩在墙角的样子，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这辈子，我帮人写过无数封信，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始终是那句“儿在部队一切都好”。

后来我才彻底明白，这八个字从来不是简单的报喜，而是远方的儿女，拼尽全力给父母的一颗定心丸，是让家里人能睡个安稳觉的底气。

前不久，孙子趴在我腿上，仰着小脸问我：

“爷爷，你们当年当兵苦不苦？想家了怎么办呀？”

我摸了摸孙子的头，没有说话，只是望向远方。

我想起了王铁柱那封三十多个字的信，薄薄的一张纸，从西北戈壁穿越两千里风沙。

寄到豫东的小农村，他不识字的母亲，还要颤巍巍地找村里人念信。

我总在想，那个念信的人，会不会告诉那位母亲，信纸上那几处淡淡的洇痕。

不是戈壁的风沙溅上的水渍，而是一个铁血军人，藏在笔尖里、没敢让母亲看见的，滚烫的眼泪。

如今通讯发达，视频通话一秒就能见到亲人。

可当年那封沉甸甸的家书，那份藏在朴素文字里的乡愁与牵挂，却成了我们这代人，最珍贵也最心酸的回忆。

刻在骨血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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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